“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 一句話同時踩中中國的四條紅線

高市一句話同時踩中中國的四條紅線

第一道紅線：挑戰“一中原則”，暗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觸及核心利益

外界往往把“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視為日本保守勢力的慣常表述，但高市這次的說法比過去任何一次都更明確、更具“國家立場”性質。首先是她的首相身份——以往安倍、麻生這種發言均是在卸任後；其次，她是在日本國會這樣一個國家權力場域表達，而不是在黨內會議或媒體訪談。

這番話對北京來說包含兩層政治含義：

其一，她公開否定1972年中日建交的政治基礎。中日聯合聲明及此後的四個政治文件明確規定，日本“充分理解並尊重中國關於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高市的言論完全背離這一立場，在北京看來，這是對“一中原則”的直接挑戰，已超出外交分歧的範疇。

其二，她表明日本將在中國統一問題上由“可能協助美國”變為“主動介入”。若日本將台灣視為自身“存亡危機事態”，其法律後果等同於允許自衛隊在台灣問題上采取武力行動，阻擾中國的統一。這在北京的戰略判斷中，不亞於日本對台政策的根本性轉向。

從中國的反應來看，高市觸及的是中國對台政策的核心關切，而不是表麵層的觀點衝突。

第二道紅線：激活侵略史的集體記憶，引發北京對日本軍國主義回潮的警覺

高市不是簡單重複“台灣有事”的口號，而是將其提升至“存亡危機事態”的層級。這個表述在日本國內具有明確的軍事動員含義，也非常容易喚起中國社會和政治層麵對日本曆史的敏感記憶。對北京來說，曆史記憶不是情緒包袱，而是現實政策的一部分。

日本當年發動七七事變以及對美國的太平洋戰爭，都以“國家存亡受到威脅”為借口。高市此番說法在中國輿論中迅速被等同為“日本右翼借台灣問題重新包裝舊的戰略動員框架”，強化了中國的疑慮：以高市為代表的日本右翼是否正在設法重啟武力幹涉中國事務的道路，複活日本軍國主義，從而在中國統一台灣時，不惜武力保台，和中國一戰？

這一點在北京並非情緒化反應，而是基於現實政治格局的判斷。過去幾年，日本右翼確實不斷通過台灣議題突破“戰後體製”限製，高市既是這一潮流的代表人物，也一直采取行動推動日本與台灣的政治接觸：主動會見台灣政要，高調授勳謝長廷，上台後立即發表如此刺激性的涉台言論。北京因此相信，高市的言論是蓄謀戰略布局的一部分，而非即興發言。

在這樣的框架下，北京所警惕的不是一句話本身，而是日本可能正在醞釀一套“借台灣問題解禁自衛隊，實現國家正常化”的路線圖。

第三道紅線：在習近平麵前承諾穩定，回國即挑釁，被視為蓄意背刺和政治羞辱

這一點外界極少討論，北京更不會提，因為涉及習的政治權威，但實際上是最能解釋北京如此激烈的一個原因。

在釜山中日峰會上，高市向習近平作出承諾——希望穩定雙邊關係，堅持1972年的建交立場。但回到國內才一周，她便在國會發表了與承諾完全相反的表述。對中國最高領導人而言，這種“當麵說一套、背後做一套”的行為不僅是外交上的無誠意，更觸及政治權威本身。

“奉示約見”這一外交措辭正可說明問題的敏感性和嚴峻性。

在中國外交體係中，這意味著交涉指令來自更高層級，甚至是習近平本人，而不是外交部的正常業務操作；這類詞匯一般隻在領袖認為“必須掙回麵子”的事情上才會出現。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右3）10月31日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左2）於韓國慶洲會談。（圖取自x.com/takaichi_sanae）

對任何中國領導人來說，外國領導人這樣前後不一的言行，在中國政治語境中等同於對最高領導人權威的挑戰，而對擁有高度權威的習近平，對其個人政治尊嚴的觸犯尤其不能容忍。北京對高市的憤怒在相當程度上是對這種“背刺”的反應，而非單純的政策分歧。

第四道紅線：破壞中國對外威懾的示範效應，推動台灣問題進一步國際化

北京在台灣問題上的一個根本目標，是保持問題的“可控性”，並防止其被國際化。如果日本首相在國會層麵公開宣稱“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北京卻反應溫和，那麽西方國家必然會認為，可以用類似語言突破“一中”政策的限製。

實際上，英國議會部分成員已經多次提出類似表述；德國、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歐盟體係，都有可能將日本的做法視為“可模仿的範本”。這正是北京最擔心的局麵：台灣問題從當前的中美間角力，變成廣泛的西方國家與中國的多邊對抗。未來西方國家甚至個別非西方國家也可以按這個方式公開支持台灣，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底線就會被踩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