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爾：如果你在1970年畢業，那時沒有學生債務，再對比一下千禧一代的經曆：太多人上大學，他們什麽也沒學到，最後背上了極其沉重的債務。學生債務就是我長期以來談論的代際衝突的一種表現形式。
代際契約的破裂也不僅限於學生債務。我認為，你可以將80%的文化戰爭歸結為經濟問題——就像一個自由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者會做的那樣——然後你又可以將80%的經濟問題歸結為房地產問題。
如今，年輕人要成為房主極其困難。如果你有極其嚴格的分區法規和對新建住房的限製，這對嬰兒潮一代有利，他們的房產持續升值，而對千禧一代來說卻是災難。如果你讓年輕人淪為無產者，就不該驚訝他們最終會變成共產主義者。
“嬰兒潮一代對世界為何對他們的孩子不起作用，表現出一種奇怪的漠然好奇。我們永遠難以判斷其中有多少惡意，或行為者有多壞。我覺得很奇怪的是，2010年我抱怨學生債務時，人們竟覺得我奇怪——即便那時，學生債務的增長已是一個指數級過程。2000年全國學生債務總額為3000億美元，現在已超過2萬億美元。到某個臨界點，它就會崩裂……
如果你唯一能說的就是‘曼達尼（Mamdani）是個聖戰分子、共產主義者、荒唐的年輕人’，在我聽來，這說明你仍然對住房或學生債務毫無辦法。如果那就是你能做的最好回應，你就會繼續輸掉一切。”
但得給曼達尼（Mamdani）記一功，他至少公開談了這些問題。所以我的“逃避式回答”永遠是：第一步就是把問題說出來，哪怕你不知道該怎麽辦。可以說，中左-中右建製派（center left-center right establishment）連談都不談，這是一種失敗。
我不確定是否該說年輕人是“親社會主義”的。我會說，他們不像以前那麽親資本主義。如果資本主義被視為一種“不公平的騙局”，那你自然不會太支持它。所以從相對意義上講，他們更傾向社會主義，盡管我認為更準確的說法是：“資本主義對我不管用。” 或者說，所謂資本主義隻是某些人剝削你的借口。
我一向不願對所有選民一概而論。但這整件事裏——即便我不喜歡——至少有一部分是可以理解的。這不是什麽神秘難題。你不能像拜登那樣，在學生債務問題上小修小補就指望解決它。那行不通。紐約的租金管製也搞過各種小打小鬧，也沒完全奏效。
所以想法是：也許我們該跳出“奧弗頓窗口”（Overton Window）找答案。這包括一些非常左翼的經濟主張、社會主義式的方案。我不認為這些最終會成功，但它們比現有方案強多了。庫莫（Cuomo）對住房根本沒計劃。他甚至沒覺得這是個問題。當然，他從政、從政這麽多年，很難不問：他以前沒幹過啥，現在為啥突然要幹？ 所以我對曼達尼不樂觀，但如果你相對評分，跳出奧弗頓窗口找解法，就是會發生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