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摘
2009年，奧巴馬剛剛走進白宮，諾貝爾委員會就迫不及待地把金燦燦的獎章掛在他胸前。
那一年，他上任還不到九個月，沒有任何外交成果，也沒有簽署任何協議。
他隻是發表了幾篇動聽的演講，講理想、講多邊主義、講“人類命運共同體”。
於是，歐洲人熱淚盈眶，媒體稱他為“希望的象征”。仿佛隻要一個溫文爾雅的黑人總統出現，戰爭與仇恨就會自動瓦解。
幾年後，美國在奧巴馬任期內發動了最多的無人機空襲；
利比亞被炸得滿目瘡痍；敘利亞陷入血海；“阿拉伯之春”，最終演變成了“中東的浩劫季”。
但在第一任期四年，他卻是美國數十年來少有的“無新戰爭時期”。
正是這種“商人邏輯”，讓中東短暫出現了罕見的平衡：
推動簽署《亞伯拉罕協議》，讓以色列與多個阿拉伯國家建交；
如果諾貝爾和平獎的標準是“誰讓世界稍微沒那麽亂”，特朗普顯然更接近“和平”的本義。
評委們不敢獎勵“強硬的和平”，隻敢獎勵“好聽的理想”。
而當特朗普在白宮草坪簽下中東和平協議時，評委們卻集體沉默了。
“和平並非由信仰造就，而是由權力平衡與利益妥協換來的。”
這句話太刺耳，它打碎了歐洲的道德幻夢，也刺破了自由主義的自戀泡沫。
奧巴馬的和平：象征的安慰劑，讓世界短暫相信“文明尚未崩塌”。
特朗普的和平：冷酷的結果主義，他知道人類不會停止競爭，於是盡量讓競爭不要演變成戰爭。
他不是聖人，但可能是這個時代少數真正理解權力邊界的政治家之一。
世界從未被“善意”拯救，它被維持在脆弱的平衡裏，靠的往往是算計、冷靜與克製。
如果諾貝爾和平獎真想表彰那些“讓世界暫時沒燒起來的人”，它遲早要麵對一個冷冰冰的事實——特朗普比奧巴馬，更有資格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