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整個國家都在為他唱讚歌時,地獄在腳下打開
正如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所寫:“當整個國家都在為一個人唱讚歌時,地獄已經在腳下張開了口子。”
01 被神化的獨裁者成為毀滅的火焰
1933 年柏林的春日,600 萬份印有 “是的,領袖!” 的傳單鋪滿街頭,10 歲的海因裏希攥著希特勒青年團的製服紐扣,在集會中跟著萬人高喊 “ Heil Hitler ”。這位日後在紐倫堡審判中痛哭懺悔的老兵不會想到,他崇拜的 “救世主” 正用宣傳機器編織彌天大謊。
更荒誕的場景出現在納粹德國的法庭上。1935 年,希特勒以 “國家最高法官” 自居,宣稱自己的意誌就是法律。司法部長漢斯.弗蘭克更是直言:“正義隻有遵循希特勒所解釋的人民需要時才存在”。有位法官因堅持依法判決猶太裔商人無罪,第二天就被撤職,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宣稱 “元首的每句話都是最高法典” 的納粹黨員。這種將個人意誌淩駕於法律之上的瘋狂,最終釀成了六百萬猶太人被屠殺的慘劇。
蘇聯的斯大林崇拜則更具迷惑性。1937 年的莫斯科,工人每天開工前都要宣讀對斯大林的效忠誓言,中小學課本裏充斥著 “斯大林是我們的慈父” 之類的文字。為了迎合這種崇拜,曆史學家篡改曆史,將列寧時期的功勳都歸於斯大林名下;文學家撰寫頌歌,把他比作 “照亮黑暗的燈塔”。可在這份狂熱背後,掩蓋著大清洗運動中的無數冤魂,僅 1937 至 1938 年間,就有超過 130 萬人被處決,無數家庭在深夜被秘密警察帶走,再也沒能回來。正如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所寫:“當整個國家都在為一個人唱讚歌時,地獄已經在腳下張開了口子。”
最荒誕的悲劇發生在 1970 年代的柬埔寨。紅色高棉領袖波爾布特宣稱 “每天都是文革”,用 “防範轟炸” 的謊言清空金邊 200 萬市民。法國記者拍下的畫麵裏,孕婦在遷徙隊伍中分娩,戴眼鏡的知識分子被直接處決,夫妻私藏全家福竟成 “反革命罪”。當這位 “革命導師” 在豪華別墅裏享用鵝肝醬時,馬德望省的饑荒已催生 “人肉集市”,母親們為救孩子不得不割下自己的肉。
盧梭曾一針見血指出:“專製主是把自己置於法律之上的人”。這些被神化的獨裁者,無一例外將個人意誌淩駕於製度之上。
當希特勒在納粹德國被塑造成“神一般的存在”,當墨索裏尼自封為“領袖”在羅馬廣場接受萬眾歡呼,當斯大林的照片掛滿蘇聯的每一個公共場所……這些被神化的凡人一步步將崇拜變成了毀滅的火焰,最終吞噬了無數人的生命與尊嚴。
當整個國家都在為他唱讚歌時,地獄在腳下打開
02 神壇上的凡人:狂熱製造者的崛起
1924年,慕尼黑特別法庭上,一個名叫希特勒的無名小輩正在受審。他卻憑借三寸不爛之舌,將審判庭變成了個人演講的舞台。
他解釋發動政變的原因,細說過程,甚至描述自己被抓的細節。他慷慨陳詞,告訴法官自己所做的一切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重振德國,拯救苦難中的德國人民”。
這場審判讓希特勒獲得了一大批“粉絲”,甚至有“女粉絲”每次開庭都衝上來給他獻花,稱他為“英雄”。誰能想到,就是這個看似荒唐的開始,最終將歐洲拖入了戰爭的深淵。
同樣的故事也在意大利上演。墨索裏尼,法西斯主義的創始人,指揮著“黑衫軍”進軍羅馬,奪取政權,建立獨裁統治。他強行終止議會製度,用暴力與恐嚇將整個國家掌控在自己手中。
希特勒與墨索裏尼的崛起路徑驚人地相似。他們都利用了一次大戰後彌漫社會的創傷:德國在《凡爾賽條約》的束縛下喘不過氣,民眾生活困苦,國際地位一落千丈;意大利則麵臨經濟蕭條與社會動蕩。
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曾警示:“自由一旦紮根,就會像野草一樣生長。”但當時疲憊的民眾已無心等待自由緩慢生長,他們渴望強權與速效的解決方案。希特勒洞察到這一點,到處宣揚盧梭的思想:“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不過他並非真正想要打破這些枷鎖,而是要用新的枷鎖取而代之。多了解曆史就會發現,不獨希特勒、墨索裏尼之流,所有的“造神運動”,都會利用一套看似有理的宏大敘事為自己張目。
03 個人崇拜的深淵:被吞噬的理性與人性
在個人崇拜的陰影下,理性與人性的消亡從未如此迅速而徹底。
1994年10月5日,在瑞士兩個寧靜的小村莊,一係列恐怖事件震驚了世界。幾十具燒焦的屍體以星形整齊排列,呈現出一派“世界末日”景象。與此同時,在數千公裏外的加拿大,同樣的命運也降臨到一家三口頭上。這一切的幕後黑手就是“太陽聖殿教”。
該教派頭目迪·馬布羅和最忠實的信徒嚴格執行畸形教義,他們鼓吹信徒可以通過自殺“穿越”到天狼星,迎來榮耀的來世。馬布羅的一名年輕情人於1982年懷上了他的孩子,他宣稱這個孩子是“新時代的基督”。
然而,生下來的是女孩,馬布羅失望之餘,將女兒伊曼紐爾當成男孩教養,並宣布她是“阿維塔救世主”,將帶領教派前往新的行星開啟來生。
一名前信徒回憶說:“這孩子的一生就是殉道者的一生。她的思維被禁錮了。她從世人的眼睛裏消失了。她不能見任何人,她是‘基督轉世’。”而當托尼·杜托伊特和妮基脫離該教派後生了一個男孩,馬布羅認為這是對他的雙重背叛。他認定杜托伊特夫妻的兒子是“反基督”,並下令信徒殺害了杜托伊特夫婦及其三個月大的嬰兒。
個人崇拜的極端化,使得生命價值被徹底漠視。希特勒也如此,他偏執地把德國戰敗歸咎在猶太人的出賣上,看不到是英法聯合打敗了德國,也不從德國自身找原因,而是把所有原因推給猶太人。在這種偏執的指導下,希特勒不光殺盡國內的猶太人,還殺死歐洲其他國家的猶太人,人數達到五百萬之多。
04 製造“神靈”:個人崇拜的社會心理溫床
個人崇拜並非憑空產生,它需要特定的社會土壤與心理溫床。
德國人大部分都是日耳曼人,日耳曼人長期的民族宣傳導致德國人在民族自豪感和國家榮辱觀上有著自己的忠誠信念。
加上一戰之後德國成為戰敗國,《凡爾賽條約》的束縛下,德國百姓生活困苦,戰前的輝煌與戰後的荒蕪讓百姓有著巨大的心理落差,並且國際地位上也呈現出巨大的反差。
這兩個原因使德國人民迫切希望重振往日輝煌的德國。希特勒的出現給了德國和德國人這個“希望”。
印度聖雄甘地曾說:“成為你想看到的改變。”但當時的大眾更傾向於尋找一個能帶領他們實現改變的強權領袖,而非自己成為改變的主體。
創傷的社會、經濟的困境、民族的自尊,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集體心理的脆弱性。當希特勒宣揚“猶太人是‘吸血鬼’”,一直控製德國資本時,這種簡單化的解釋為複雜的現實問題提供了宣泄的出口。
高度集權的專製製度則為個人崇拜提供了生存空間。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缺乏健全的民主製度,權力高度集中於一人之手。正如哲學研究指出的,“高度集權的專製製度” 會抑製群眾的自主能力,讓人們逐漸喪失理性批判能力。納粹德國更是通過取締反對黨、控製媒體等手段,構建了密不透風的輿論囚籠。當所有信息都來自單一源頭,當質疑者都會遭到無情打壓,個人崇拜的種子自然會瘋狂生長。
統治集團還會動用宣傳機器刻意操縱。納粹德國的戈培爾宣傳部堪稱 “製造崇拜的工廠”,他們通過電影、報紙、廣播等所有渠道,日夜不停地神化希特勒,將他塑造成 “拯救德國的英雄”。蘇聯的宣傳則更注重符號化,斯大林的肖像掛滿街頭,語錄被編成歌曲傳唱,甚至出現了 “斯大林溫度計”“斯大林肥皂” 等商品。這些無孔不入的宣傳,逐漸消解了人們的獨立思考能力,讓崇拜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
莎士比亞在《凱撒大帝》中借角色之口說:“懦夫在未死之前,就已死過多次;勇士一生隻死一次。”這句話諷刺了盲目崇拜英雄而忽視自身勇氣的現象。但在動蕩年代,大多數人寧願做“懦夫”,將自主權交給一個被神化的領袖。
05 以史為鑒:從人治迷思到製度文明
個人崇拜催生的不僅是災難,還有全民性的荒誕。
在意大利,墨索裏尼的演講被奉為 “真理的福音”,有人甚至把他的照片放在神龕裏供奉。納粹德國的孩子們從小就被教導 “要像愛父親一樣愛元首”,許多青少年主動加入黨衛軍,成為戰爭機器的幫凶。蘇聯則流行著 “斯大林同誌怎麽想,我們就怎麽做” 的口號,科學家為了迎合領袖的觀點,不惜放棄正確的科研結論。正如阿多諾所批判的,這種狂熱讓人們 “喪失了主體性,變成了權威的附庸”。
二戰後,國際社會對個人崇拜現象進行了深刻反思。如戰後德國通過《基本法》確立了 “依法治國” 的原則,明確規定任何個人都不能淩駕於法律之上。同時,德國在教育中大力普及反法西斯思想,讓孩子們從小就了解納粹的罪行。
有記者曾在柏林街頭采訪一位老人,他說:“我們花了幾十年時間才明白,對個人的盲目崇拜有多危險。現在,我們隻相信法律和製度。” 這種對曆史的深刻反思,讓德國徹底走出了個人崇拜的陰影。
國際社會也建立了一係列法律框架來防止類似的災難重演。《紐倫堡原則》(1950)首次確立“反人類罪”概念,追究係統性迫害平民的責任。《種族滅絕公約》第2條明確定義“蓄意全部或局部消滅某一民族、族裔、種族或宗教團體”即屬反人類罪。這些法律框架正是納粹暴行的直接產物,它們象征著人類對個人崇拜及其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的製度性回應。
在現代社會,防止個人崇拜死灰複燃,關鍵在於構建完善的民主法治製度。正如馬克思所言,要打破 “權威對民眾的支配”,就必須建立 “讓民眾能代表自己” 的製度。現代民主國家普遍通過三權分立、輿論監督、任期製等製度設計,來製約權力的濫用。比如美國的總統任期製,從製度上避免了權力長期集中於一人之手;法國的新聞自由法,則保障了媒體對政府的監督權利。這些製度就像一道道防線,阻止著個人崇拜的萌芽。
同時,培育理性的公民文化也至關重要。哲學研究表明,個人崇拜的滋生與 “群眾缺乏理性批判能力” 密切相關。因此,加強公民教育,培養人們的獨立思考能力,是抵禦個人崇拜的根本之策。在瑞典,學校從小學就開設 “民主與法治” 課程,教導孩子們如何辨別權威的謊言;日本則通過曆史教育,讓民眾認識到軍國主義崇拜的危害。當每個公民都擁有理性的頭腦和批判的精神,個人崇拜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阿克頓勳爵的這句名言,道破了個人崇拜的本質。希特勒、墨索裏尼、斯大林的時代早已過去,但個人崇拜的幽靈從未消失。
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更要警惕那些 “造神” 的企圖,堅守民主法治的底線。因為曆史已經告訴我們:當一個國家把希望寄托在某個人身上時,災難就不遠了;隻有相信民主的製度與法律,文明才能穩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