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中國計劃”首位受害者：加拿大公民胡安明自述

胡安明是華裔加拿大人、納米技術專家，2013年至2020年2月在田納西大學諾克斯維爾分校機械、航空航天和生物醫學工程係擔任助理教授並升任副教授永久教職。特朗普政府“中國行動計劃”啟動後，胡安明是第一個走向庭審的教授。FBI在監視他21個月但未能找到他進行間諜活動的證據後，於2020年2月27日以欺詐及虛假陳述罪將其逮捕，理由是沒有披露他與中國大學的關係。

2021年9月，經過審判後，胡安明被無罪釋放。

胡安明自述：

我出生於中國的一個小村莊，從小就對科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中國科學院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後，我繼續在歐洲從事科學研究，在西班牙和德國與我的妻子楊怡一起進行博士後研究。我非常享受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在實驗室外，我喜歡探索當地的美食、音樂、博物館和建築——盡管我從未正式學習過藝術或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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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聯係

2004年，我和家人搬到了日本。我們在東京生活了四年多，我的第二個兒子在那裏出生。我的第一個兒子早些時候在德國出生。然後，在2008年，我前往加拿大滑鐵盧大學攻讀激光物理學的第二個博士學位。2010年，我們決定將加拿大作為我們的家。四年後，我的妻子、兩個兒子和我自豪地成為了加拿大公民。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一直與以前的同事保持著密切的友誼，這些聯係成為了我許多成功的國際合作的基礎。

2013年，我從加拿大搬到美國，接受了田納西大學諾克斯維爾分校的助理教授職位。

胡安明教授在SFU做了相關專題分享：

2018年4月24日，兩名FBI探員來到我的辦公室，詢問我的研究和國際合作情況。當時我並不害怕。我深信開放科學的重要性，國際合作對於推動基礎研究至關重要。我沒有做錯任何事。我的工作完全集中在基礎研究上——旨在公開發表和分享——與國家安全沒有任何聯係。然而，在問詢過程中，他們問我是否是中國“千人計劃”的成員。我告訴他們我不是。但他們不相信我，反而對我進行了秘密監視。

 

然後，在2020年2月27日淩晨，我被重重的敲門聲驚醒。我穿著睡衣打開門，發現八名FBI探員站在門外。他們闖進我的家，以電匯欺詐和虛假陳述的罪名逮捕了我。我感到震驚和困惑，認為一定是出了什麽大錯。然而，當天晚些時候，我被關進監獄，我的大學立即暫停了我的職位。

政府指控我電匯欺詐，聲稱我在田納西大學的一份內部表格中未披露與中國大學的合作關係。該表格並不是任何經費申請的一部分，而是年度教師評審過程的一部分。根據田納西大學的教師手冊，我不需要在該表格中報告短期的與其他大學的合作關係。我遵循了大學的規定，卻被指控犯有聯邦罪行，遭到逮捕、軟禁，並與家人分離。

2021年6月，我的案件進入審判階段。由於陪審團對FBI的不當行為提出質疑，審判以無效審判告終。盡管亞裔美國人社區、國會議員和民權組織廣泛抗議，政府仍計劃對我進行重審。最終，在2021年9月9日，一名聯邦法官宣判我無罪，裁定證據不足以讓任何合理的陪審團定罪。
必須強調的是，我的案件並非孤立事件，而是錯誤指控和種族定性的一部分。盡管我最終被無罪釋放，但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反映了針對亞裔科學家和研究人員的危險趨勢——他們因種族、族裔或血統而受到廣泛的調查、監視和刑事起訴。

所謂的“中國行動計劃”最初旨在打擊經濟間諜活動並保護知識產權。但在實踐中，它導致了對亞裔美國科學家的不公正審查，他們往往僅僅因為種族、族裔或血統而被視為嫌疑人。這一計劃在華裔社區中製造了恐懼和懷疑的氛圍，破壞了推動科學進步的開放與合作原則。

 

四位勇於維權的“中國計劃”受害者獲得American Courage Award（左起郗小星教授，陶豐教授， 陳剛教授與胡安明教授）

在我的案件中，調查始於一名FBI探員在網站發現了一個列出我在中國舉辦的暑期研討會的信息。他們使用穀歌翻譯審查了內容，並僅憑此對我展開了秘密調查。在一年半的時間裏，FBI監視了我和我的家人。他們跟蹤我，甚至跟蹤我上大學的兒子。盡管付出了所有這些努力，他們卻沒有找到任何經濟間諜活動的證據——或任何其他犯罪活動的證據。讓我再次強調：經過廣泛的監視和調查，他們沒有找到任何經濟間諜活動或其他不當行為的證據。

FBI探員對常規學術活動表現出根本性的誤解，並將合法的專業互動僅僅因為涉及中國而刑事定性化。一個例子是：作為教授的日常工作，我經常為國際期刊審閱學術手稿——有時一天會收到多個邀請。在數千封電子郵件和數百份手稿審閱中，FBI挑出了一個案例：我為著名的德國科學期刊《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金屬與化合物學報）審閱的一篇手稿。該論文的作者是來自中國的教授。

FBI隨後檢查了這些教授的所屬大學，發現他們的大學與軍事項目有聯係。我與這些人除了審閱他們的論文外沒有任何個人聯係，他們個人也沒有參與任何軍事工作。然而，僅憑他們大學的外聯關係，FBI得出結論認為我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有直接關係——這一假設既毫無根據又荒謬。

另一個例子說明了FBI如何歪曲事實。2019年，我向一名剛從佛羅裏達大學獲得碩士學位並在美國生活了三年的中國學生提供了研究生助研職位。在來美國之前，這名學生曾在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AVIC）實習一個月。由於AVIC被列入美國工業與安全局的實體名單，FBI將這一多年前的短暫實習歪曲為我雇用AVIC雇員，及故意與受限製的軍事實體合作。

這些例子表明，FBI如何將普通的、合法的學術活動和專業關係刑事化，並將其作為無端指控的基礎。我的案件突顯了種族定性的後果，以及對中國的恐懼和誤解如何導致對亞裔美國科學家的不公正行為。

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次不公正的起訴和FBI的不當行為給我帶來的巨大痛苦。

這次起訴徹底摧毀了我的生活。在我被捕之前，我曾希望成為美國公民，並正在等待我的綠卡。我熱愛我的大學教授工作——教導學生並進行我深深熱愛的研究。但在被捕後的幾個小時內，我一生為之奮鬥的一切都消失了。大學立即暫停了我的職位並無薪停職，後來還終止了我的終身教職。一夜之間，我失去了工作、研究和學生。

在被軟禁期間，我在身體和精神上都備受折磨。我患有2型糖尿病，需要定期醫療護理，但幾個月來，我不被允許看醫生，甚至不被允許到自家陽台上呼吸新鮮空氣。我的家變成了我的監獄。與家人、職業和外界隔絕使我陷入深深的抑鬱。我經常質疑自己離開加拿大、搬到美國並在這個國家從事科學研究的決定。那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時期。但我拒絕放棄，決心為我的清白和正義而戰。

在失去了近兩年的生活和職業生涯後，我於2022年2月1日複職，回到了田納西大學諾克斯維爾分校的教職。重返工作崗位並恢複正常生活感覺像是重新開始——一個重建和愈合的機會。我很幸運能夠繼續我的科學家和教育家生涯，這是許多處於類似情況的人無法做到的。

重獲自由、恢複名譽後的胡安明教授

由於我的案件，我的綠卡申請被推遲了多年。在田納西大學和公益組織的巨大支持下，我的綠卡終於在2024年3月獲得批準。現在，我致力於發聲並分享我的故事，以便更多人了解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以及為什麽“中國行動計劃”存在嚴重缺陷。我希望通過講述真相，我們可以防止其他人經曆我所經曆的痛苦。但即使在今天，仍有一些科學家和研究人員陷入法律訴訟中。

我感到欣慰的是，政府已於2022年正式終止了“中國行動計劃”。我深深感謝美國國會議員以及各種組織的支持，如亞裔學者論壇、美國物理學會（APS）、C100、推進正義-AAJC、美國華人聯合會（UCA）和亞太美籍公義工作組APA Justice。這些組織勇敢地發聲反對種族定性和過度調查，這些調查不公平地針對亞裔美國科學家。我還要感謝社區的朋友們，是他們在我被囚禁在自己的家中又沒有收入時，為我捐款並買來食物定期放在我的門前，保證了我生命的延續。我也感謝成千上萬不知名的朋友，包括加拿大人，他們在我的法律訴訟期間捐款和/或簽署請願書支持我。

展望未來，我希望大學能夠認識到保護教職員工並在他們麵臨不公正指控時支持他們的責任。我還敦促資助機構澄清其披露政策，因為不一致的指導方針給許多研究人員帶來了困惑和不必要的法律風險。

盡管“中國行動計劃”已經結束，但我們必須確保沒有人再因為種族、原籍國或國際關係而成為目標。我是“中國行動計劃”的受害者，但我也是一名幸存者。我希望每個美國人都能理解亞裔美國人和移民對這個國家所做的貢獻，希望我們團結一致並從這些痛苦的教訓中學習時，也希望這樣類似的不公正事件就再也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