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蘇州市發生了一起針對日本學生的持刀襲擊事件，校車保姆胡友平挺身而出，身受重傷，不幸離世；9月18日，深圳又發生一起襲擊事件，一名日本小學生在獨自步行上學時遭到刺殺，不幸身亡，該小學生的母親為中國人，父親為日本人。
蘇州與深圳事件震驚中外輿論，這兩起惡性案件背後隱藏的深層次問題，不僅僅是個人犯罪行為，而是長期潛藏在中國社會中的民族主義情緒與極端主義思想。這種情緒不僅促使了對他國公民的暴力行徑，還揭示了一個更廣泛的現象：某些人因民族仇恨而進行的非理性行為，仿佛讓人重新回到了過去義和團運動的時代。
首先，從案件本身來看，蘇州與深圳兩起刺殺事件都發生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受害的目標都是在華學習的日本學生。然而，這兩起案件的共同點在於，罪犯都是帶有強烈的反日情緒，施暴並非出於個人恩怨，而是基於仇恨的民族主義思想。行凶者將日本人視為仇敵，認為殺害日本人是一種“愛國”的表現。這種思想令人不寒而栗，因為它不僅展示了個人極端思想的外化，還反映了在某些人心中，暴力行為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正當化。
這些犯罪行為可以追溯到曆史與社會對日本的負麵情感。中國與日本曆史上存在諸多複雜糾葛，尤其是抗日戰爭的慘痛記憶。曆史的傷痕沒有愈合，反而在某些時候成為了情感的焦點，甚至被某些人惡意利用。這種情緒積聚在民間，並通過極端形式表現出來，最終導致了對無辜日本學生的暴力行徑。
民族主義情緒的產生有其深厚的曆史和社會根源。民族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崛起，與國家在列強壓迫下的屈辱曆史息息相關。自鴉片戰爭以來，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激發了中國人民對外敵的憤怒。這種憤怒逐漸演變為一種民族自豪感與自尊心，認為外敵是中華民族的最大威脅。日本的侵略行為尤其加深了這種情感，在抗日戰爭期間，這種民族仇恨達到了頂點。
隨著時間的推移，雖然兩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但這種仇恨情緒並沒有完全消散，反而在某些特定時刻被重新點燃。近年來，中日關係時有緊張，而民族主義情緒時常借此蔓延。這種情緒的激化，使得一些人將“反日”視為一種愛國主義的表現，甚至將一切與日本相關的人與事物視為敵人，仿佛民族認同感必須以仇視他國為前提。
在這種背景下，蘇州和深圳的刺殺事件並非孤立的個體行為，而是社會中潛藏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極端表達。這些刺殺者並不因與受害者有私人恩怨而動手，而是將對日本的曆史仇恨轉移到無辜的學生身上。這種極端民族主義的表現形式，與當年義和團運動中盲目排外的暴力行為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刺殺事件不僅僅是民族主義情緒的爆發，還帶有極端主義的特點。極端主義是一種思想上的極端傾向，通常表現為對某種信仰或意識形態的狂熱推崇，甚至不惜采用暴力手段來實現目標。在這兩起刺殺事件中，行凶者將仇恨民族主義情緒轉化為行動，並以此為正義自詡。這種行為不僅殘酷而且極具破壞性，它打破了社會的基本倫理準則。
從心理學角度來看，極端主義往往伴隨著某種自我正義感。行凶者往往認為自己是站在“正義”的一方，他們所做的事情是為了“國家”和“民族”而戰。就像蘇州和深圳的罪犯，他們很可能認為自己是愛國者，是在為曆史上的不公複仇。這種自我正當化的心理機製，導致了他們對暴力行為的合理化，甚至從中獲得某種精神上的滿足感。
然而，這種極端的愛國主義情緒實際上是一種畸形的心理反應，它不但沒有真正幫助到國家，反而對社會和國家形象造成了巨大的損害。極端主義的本質在於它對複雜問題的簡單化處理，以及對他者的絕對否定。在這些行凶者的眼中，日本學生成為了某種象征，而非具體的、活生生的個體。這種去人性化的思維方式，使得他們能夠在沒有任何個人恩怨的情況下，對他人實施致命暴力。
蘇州與深圳的刺殺事件，與曆史上的義和團運動存在驚人的相似之處。義和團運動是19世紀末中國社會對外國侵略和教會勢力的一次暴力反抗運動，其背後同樣充滿了盲目的民族主義和排外情緒。義和團成員宣稱自己通過某種“法術”可以刀槍不入，以此作為他們反對西方勢力的“正當性”基礎。他們燒毀外國教會、殺害外國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將外來文化視為洪水猛獸。
與義和團類似，蘇州和深圳的刺殺者也將外國人，尤其是日本人，視為威脅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的敵人。這種曆史上的民族主義情緒和盲目排外心理，在今天的某些極端民族主義者中依然存在。就像義和團的暴力行為得到了當時清政府某種程度的默許和支持一樣，今天的民族主義極端行為也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會情緒的鼓勵和放任。
義和團運動的失敗與其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如《辛醜條約》的簽訂，曾經讓中國社會為盲目排外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然而，今天的極端民族主義者顯然並未從曆史中汲取教訓。蘇州和深圳的刺殺事件，某種程度上正是曆史的重演，它再次警示我們，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不會帶來國家的強盛，反而可能引發內部的動蕩與外部的敵對情緒。
民族主義情緒和極端主義的蔓延，離不開媒體與輿論的推波助瀾。中國官方主導和控製的媒體，在塑造公眾認知和引導社會情緒方麵起到了不可推卸的責任。某些媒體在處理國際關係問題時，往往傾向於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有意無意地將複雜的曆史問題簡單化，推向極端。
在蘇州與深圳刺殺事件發生後，一些極端民族主義的聲音在網絡上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部分人不僅沒有譴責這些暴力行為，反而將行凶者視為“英雄”，認為他們是在為曆史報仇雪恨。這種輿論氛圍表明，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已經滲透到了某些社交媒體平台和網絡空間中。
事實上，輿論的導向對公眾的思想影響巨大，尤其是在缺乏獨立思考和批判能力的群體中，極端思想往往通過社交網絡快速傳播。這種網絡暴力與極端民族主義的結合，使得某些人失去了基本的理智，甚至產生了參與暴力行動的衝動。在蘇州與深圳事件中，行凶者正是在這種網絡環境中得到了某種“鼓勵”，在有意無意的“慫恿”之下，最終走向了極端。
回顧曆史上的暴力排外事件，政府與社會的態度往往是決定性因素。在義和團運動中，清政府對暴力行為的縱容和默許，使得這一運動迅速蔓延，最終釀成了巨大的災難。今天的蘇州與深圳刺殺事件，雖然沒有明確的官方縱容，但社會對民族主義情緒的普遍接受與極端言論的泛濫，事實上起到了類似的作用。
某些極端民族主義者在社會中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認同，他們將暴力行為與“愛國主義”相掛鉤，認為自己是在捍衛民族尊嚴。然而，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觀念不僅誤導了個人，還對整個社會的思想環境造成了極大的負麵影響，給社會帶來了嚴重的不利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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