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在武漢、重慶、北京等地的道路上，出現了一大批無人駕駛的自動駕駛出租車“蘿卜快跑”。這些歡快的跑在各城市的小型自動駕駛汽車，讓許多人眼前一亮，也有不少人預約乘車“嚐鮮”。設計和運營“蘿卜快跑”的企業百度公司和合作夥伴、地方政府，也在宣傳“蘿卜快跑”在技術上的突破，以及它的便民和安全。
但同時，“蘿卜快跑”也引發了激烈爭議。一方麵是有人對於無人駕駛汽車的安全性提出質疑。這更多是技術層麵問題，筆者認為安全性整體問題不大，在此不再展開討論。
而另一方麵，是不少人擔憂“蘿卜快跑”這樣的無人駕駛出租車，將導致更多出租車、網約車司機收入受損甚至失業，乃至整個駕駛行業都會受到衝擊，許多人將會因此失業。已試運行“蘿卜快跑”的武漢等城市的出租車司機，就發起抗議，呼籲停止引進無人出租車，保障司機就業。
“蘿卜快跑”引發的爭議，映射的是人工智能（AI）迅速發展下對傳統人工的替代，和對替代領域工作者就業的衝擊。不僅在汽車駕駛領域，最近20多年，在流水線生產、通訊、安全監管、文化教育、生物醫藥、家庭照護等諸多領域和行業，人工智能都在顯著的代替人工。從商品製造到公共/私人服務，機器人和虛擬員工往往以更高效率和更低成本，滿足了大部分原本以真人完成的生產和服務需求。像通過刷卡無人購票和檢票、網上預約醫生和自助機取號、售後服務AI客服解答多數疑問，已經是人們習以為常的事。
人工智能確實促進了發展、便利了民生，也降低了生產和服務成本、極大提高了效率。但同時，它也導致了大量就業者失業、待就業者更難找到工作。還有一些受衝擊者沒有失業，但在人工智能的競爭和擠壓下收入大幅減少、被迫增加工作強度與AI競爭。而中低階層的、從事基層工作的群體，如流水線工人、低複雜度的服務業者，受到衝擊最為嚴重。這不僅在於他/她們的工作最易被機器人或虛擬的AI替代，還在於他們本身就身處弱勢、收入低保障差，失業對其及其家庭造成的打擊更沉重。
在前些年，人工智能替代真人對就業的影響並不很明顯，一是由於人工智能仍然處在初創期，普及程度還有限，以及政府調節人工智能投入避免過大衝擊；二是在中國，經濟仍然處於上升期，就業崗位和收入都屬於增加狀態，人工智能對就業的衝擊被經濟景氣衝淡。
但最近幾年的中國，經濟明顯處於下行趨勢，失業率高企，農民工找工作難、大學生麵臨“畢業即失業”的困境。而且經曆新冠疫情和“清零”政策影響，經曆各種困境的中國民眾，抗風險能力下降，中下階層更難承擔失業的代價。而同時，人工智能進一步發展和普及。這樣，人工智能取代人工引發就業危機，是必然的事。
“蘿卜快跑”引發的風波，僅僅是人工智能衝擊就業的冰山一角，更多行業和更遠未來，危機更為廣泛和嚴重。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拍攝的紀錄片《美國工廠》，在描述中美勞工待遇的差異及勞資鬥法之後，結尾AI操控、機械臂執行的全自動化生產，明示了製造業的未來：AI和機械將逐漸淘汰人工，產業工人將麵臨更暗淡的夕陽。
而在汽車駕駛領域，無人駕駛從技術層麵已非常成熟，火車和飛機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且無礙（甚至更利於）安全性，也成為汽車領域的榜樣。隻是考慮到就業、大眾接受度、潛在的風險等，一直沒有大規模鋪開。但目前看，無人駕駛技術的大規模和更廣泛使用，已是必然的潮流。而包括出租車和網約車司機在內的汽車駕駛員，必然麵對競爭壓力和很大失業風險。
對於這樣的現實，從政府部門到人工智能企業、汽車客貨運輸行業，從人工智能的設計部門、研發部門到運營者，都應當充分考慮到人工智能技術的使用、具體產品的實踐，對於就業（尤其對原行業從業者）和分配等多方麵的影響，不能唯技術論/唯利潤論。在技術設計時，就應當考慮該技術將替代多少就業者、對就業率影響幾何。
人工智能開發和應用，若能在一開始就特別重視就業及普惠性的重要，還能適當增加若幹就業和惠及大眾。如視訊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雖然導致廣播業和傳統電話業衰落，但卻製造了更多崗位，並且讓許多原來從事廣播和電話行業的人士“無縫銜接”的成為新的傳媒和通訊工作者。
另外，對於產業轉型升級導致的失業者/薪酬大幅減少者，政府和相關企業都應當做出一些補償和救助。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經曆過多次產業升級和傳統產業者失業潮，他們通過發放失業救濟金，以及本就有的包含教育醫療養老的福利體係做兜底，作為“安全網”以避免失業者陷入過於悲慘境地，並為受衝擊者提供了可以喘息和調整、得以養家糊口、走出困境的寶貴“梯子”。
但以“蘿卜快跑”對出租車司機造成衝擊為代表的、新一輪人工智能應用催生的失業危機下，中國的汽車駕駛從業者及其他工人與服務業者，麵對的情況顯然更為惡劣。一是這些司機往往隻會開車，缺乏其他技術性技能，且普遍年齡偏大、學曆偏低，再學習和再就業能力不足。二是中國社會福利保障水平低，不僅低於發達國家，還低於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私營企業員工，若失業幾乎無任何保障。這些人一旦失業，對其個人及家庭都會造成很大打擊，還會波及社會安定。而其他中低端行業就業者的處境和失業風險，及對社會的影響，大都是類似的。
如果中國政府和人工智能研發與運營機構，不能在推廣和應用技術時兼顧相關行業就業者利益，漠視中下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權利權益，既是對勞動者的傷害，也會造成更多矛盾、讓本已不健康的社會環境和治安狀況更趨惡化。
近年來，因為氣候危機引發的災害及減排責任的爭議，流行“氣候正義”的說法。在對抗氣候變暖和相關災害、減少碳排放過程中，往往是排放最少的弱勢國家和族群，遭受更多災害、承擔更大代價，而發達的、早就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和其他汙染物的國家卻受衝擊最小。這顯然是不公平的。所以環保運動人士提出“氣候正義”一詞，要求排放更多者付出更多，並著重保護易受氣候變化傷害的弱勢群體權利。筆者是非常讚同“氣候正義”主張的。
那麽，在人工智能領域，也需要“AI”正義，即政府和人工智能的研發及推廣機構，需要充分考慮到機器人、虛擬操作員/服務員替代人工對就業的衝擊，因AI發展受益者需向受損者支付補償、通過政策支持，讓遭受產業升級和智能替代衝擊的就業者和失業者得到保障，免於陷入收入歸零、全家困頓的窘境，讓這些受衝擊者得到喘息、有機會得到新工作。
政府和企業在投入人工智能以替代舊崗位同時，也應盡可能創造新崗位，並讓遭受衝擊的人群在新崗位優先就業，保障產業升級的惠民性、可持續性，達成良性循環。另外，還要考慮AI對於個人自由、安全、隱私的負麵影響，在AI設計和運用中盡力減少侵害民權的副作用、對受損者進行必要的補償。
自17世紀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化下世界的麵貌發展巨大變化，人們的生活也日新月異。二戰後的科技革命，更是讓人類逐步走入信息時代。這為人類帶來了巨大的便利和更舒適的生活。但同時，也讓許多傳統產業從業者失業、一些曾頗為重要和受人尊敬的職業沒落，還產生了一些新的安全隱患、隱私侵害問題。
早在從農業到工業、工業資本主義早期，就已出現過生產方式改變影響就業的情況。如紡織機取代人工織布、蒸汽輪船代替船夫、機械製造淘汰手工作坊等，一方麵極大提供勞動效率、便利大眾生活，另一方麵也導致當時的從業者失業。19世紀英國還爆發了工人搗毀機器的“盧德運動”。而之後數百年的科技發展和產業變遷，同樣在促進生產豐富生活同時，讓一批批傳統行業“下線”、從業者失業。
今日的人工智能損害就業，隻是曆史的又一次重演。隻是不應該輕視，它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成果，而非簡單的技術革新。影響頗為深遠。但曆史上各國應對產業變化和失業衝擊的經驗教訓，仍然是有效的、值得參考的。
對於人工智能這樣的“雙刃劍”，顯然需要辯證的看待和對待，利用其有益方麵，而對其負麵影響盡可能避免或弱化。人工智能歸根結底是為人服務，無論設計還是運用，都要將人權人道放在首位，遵循科學倫理。
以非暴力思想知名世界的印度“聖雄”甘地，提出過“世界的七大錯”，就包括“無人性的科學”一項。自啟蒙運動以來的有識之士就明白，人文主義和科學理性是相互交織、缺一不可的，人文和科學互相需要另一方的指引和規範。但現實中，總有濫用科學技術、扭曲科學精神的行為，損害了科學為人類幸福服務的真諦，也有悖於良知和正義。
人工智能的技術發展很快，但對技術應用的副作用如影響就業、有損民權、傷害弱勢等，卻沒有足夠的重視和有力避免。這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尤其嚴重。這顯然是“一大錯”，亟待改變，“AI正義”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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