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被猶太人控製”陰謀論聲稱少數猶太人通過控製金融機構、大型跨國公司和媒體，秘密操縱全球政治和經濟事務，從而實現對世界的統治。科學和曆史證明，“世界被猶太人控製”的陰謀論，實際上是一種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的表現形式。
“世界被猶太人控製”是有史以來流傳最廣泛、最持久的陰謀論，沒有之一。這個陰謀論指控猶太人對媒體實行所謂的“秘密控製”。換句話說，本篇文章就是在猶太人的指使和支持下寫成並發表的。
1903年，俄國《旗幟報》刊載一係列題為《猶太人控製世界的計劃》的文章，首次公開提出一個著名的陰謀論，即有一群所謂“猶太錫安長老”密謀控製全人類，並公開一份文件，題為《共濟會與錫安長老會世界聯盟會議紀要》（The Protocols of the Sessions of the World Alliance of Freemasons and of the Sages of Zion），這份文件隨即成為反/共濟會和反猶運動中最重要的文獻，成為此後幾乎所有陰謀論的始祖文件。
1920年，歐洲出現了一部名為《猶太賢士議定書》（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的著作，聲稱這本書是國際猶太秘密組織的會議記錄，描繪了這個秘密組織企圖毀滅並統治整個世界的圖謀。這種所謂的”明謀論”進一步強化了基督教世界對於猶太人國際陰謀的錯誤神話，導致歐洲各國產生了猶太人的敵視情緒。雖然後來發現和證明這份”議定書"是19世紀後期沙俄警察偽造出來的，目的是借此平息國內民眾的騷亂，但是反猶主義運動並沒有因此而減弱。
“世界被猶太人控製”陰謀論與阿道夫·希特勒和納粹主義有著深刻的曆史聯係。希特勒和他的納粹政權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廣泛傳播並利用了這一陰謀論，以鞏固其權力和正當化對猶太人的迫害。希特勒和納粹政權利用這本偽造的《猶太賢士議定書》文件，宣傳猶太人是全球所有問題的根源，並煽動公眾對猶太人的仇恨。
在希特勒的著作《我的奮鬥》中，詳細闡述了他對猶太人的仇恨，聲稱猶太人通過操縱金融和媒體，破壞德國和世界的社會秩序。希特勒的反猶太主義觀點成為納粹意識形態的核心，直接導致了後來對猶太人的係統性迫害和種族滅絕（即大屠殺）。在納粹統治下，約600萬猶太人在大屠殺中被殺害。這一曆史事件是反猶太主義陰謀論的極端後果，展示了這種仇恨和偏見帶來的慘痛代價。
這樣的陰謀論還常成為政治清洗的借口，1941年羅馬尼亞法西斯主義的鐵衛軍槍殺一切“叛國者”和原來著名的政治家，借口就是：他們都是共濟會成員。
在中國，“世界被猶太人控製”的陰謀論盛行，成為五毛黨的反美利器，對猶太人和美國人口誅筆伐，尤其是在宋鴻兵《貨幣戰爭》的影響下，一些人認為全世界的金融都是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控製下運行的。他們不知道的是，他們的這種觀點和思想，實際上與納粹分子希特勒蛇鼠一窩，一丘之貉，是在煽動仇恨和為實施種族滅絕作鋪墊。
在經濟不景氣、社會動蕩或政治危機時期，陰謀論更容易流行。人們在尋找替罪羊時，往往會將矛頭指向少數群體，包括猶太人，利用陰謀論解釋複雜的社會現象。比如，陰謀論者煽動說，猶太人有預謀地發動了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以便進行一次重新洗牌，從而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實際上，金融危機的成因是多方麵的，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破碎、過度放大的金融杠杆作用都是造成危機的潛在因素。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也與其他人一樣，在這場危機中深受衝擊，無法逃躲。
盡管經過了數十年的揭露和教育，反猶太主義陰謀論依然在現代社會中有市場，特別是在某些極權政治和宗教團體中。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興起使這些陰謀論更容易傳播，增加了其影響力和破壞性。
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為陰謀論的傳播提供了平台，使其能夠迅速擴散。例如，YouTube、Facebook、Twitter、微信和微博等平台上，充斥著各種反猶太主義內容和陰謀論視頻。社交媒體的算法傾向於推送用戶感興趣的內容，導致陰謀論者更容易被同類信息包圍，形成“回聲室”，進一步強化其信念。
在一些國家，特別是俄羅斯和中國，正中下懷，它們利用“世界被猶太人控製”陰謀論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因為猶太人的大本營就是美國，反猶太人就是反美帝國主義。
“世界被猶太人控製”的陰謀論不僅是對事實的歪曲和誤解，更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反猶太主義表現。它與希特勒和納粹主義有著直接的曆史聯係，曾被用來煽動仇恨和實施種族滅絕。它通過選擇性證據和因果倒置的方式，簡單化複雜的社會現象，誤導公眾認知，並對社會信任和穩定造成嚴重威脅。陰謀論者常以個別成功的猶太企業家或銀行家的例子來證明其觀點，而忽略了更多非猶太人在全球經濟和政治中的地位。同時，陰謀論者將複雜的經濟和政治現象簡化為單一原因，忽視了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
“世界被猶太人控製”的陰謀論後患無窮，首先，導致群體之間的對立和仇恨，加劇了社會分裂和不穩定。其次，助長了反猶太主義，導致猶太人受到歧視、排斥甚至暴力襲擊。此外，陰謀論混淆了公眾對曆史和現實的理解，使人們難以區分事實和虛構，阻礙了對真實問題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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