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中國新聞界媒體界有個國家政策的消息: "非公有資本不得從事新聞采編播發業務", 其實是很重磅的
於是想到了王小波的這篇文章<花剌子模信使問題 >
-壞消息是以後民營企業和自媒體不準報新聞了。
-好消息就是以後不會再有壞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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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野史記載，中亞古國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風俗，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君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喂老虎。於是將帥出征在外，凡麾下將士有功，就派他們給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們得到提升；有罪，則派去送壞消息，順便給國王的老虎送去食物。花剌子模是否真有這種風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故事所具有的說明意義，對它可以舉一反三。敏銳的讀者馬上就能發現，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種近似天真的品性，以為獎勵帶來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勵好消息的到來，處死帶來壞消息的人，就能根絕壞消息。另外，假設我們生活在花剌子模，是一名敬業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籠子裏，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為傳輸了壞消息。最後，你會想到，我講出這樣一個古怪故事，必定別有用心。對於這最後一點，必須首先承認。
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像處，但這不是說他有被吃掉的危險。首先，他針對研究對象，得出有關的結論，這時還不像信使；然後，把所得的結論報告給公眾，包括當權者，這時他就像個信使；最後，他從別人的反應中體會到自己的結論是否受歡迎，這時候他就像個花剌子模的信使。中國的近現代學者裏，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學者。比方說，現在大家發現了中華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倚賴東方文明。不過也有“壞消息信使”，此人叫做馬寅初。五十年代初，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論。當時以為，隻要把馬老臭批一頓，就可以根絕中國的人口問題，後來才發現，問題不是這麽簡單。
假如學者能知道自己報告的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這問題也就簡單了。這方麵有一個例子是我親身所曆。我和李銀河從1989年開始一項社會學研究，首次發現了中國存在著廣泛的同性戀人群，並且有同性戀文化。當時以為這個發現很有意義，就把它報道出來，結果不但自己倒了黴，還帶累得一家社會學專業刊物受到本市有關部門的警告。這還不算，還驚動了該刊一位顧問（八十多歲的老先生），連夜表示要不當顧問。此時我們才體會到這個發現是不受歡迎的，讀者可以體會到我們此時是多麽地慚愧和內疚。假設禁止我們出書，封閉有關社會學雜誌，就可以使中國不再出現同性戀問題，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戀傾向是遺傳的，封刊物解決不了問題，所以這些措施一點道理都沒有。值得慶幸的是，北京動物園的老虎當時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問題第一個結論是：對於學者來說，研究的結論會不會累及自身，是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這主要取決於在學者周圍有沒有花剌子模君王類的人。
假設可以對花剌子模君王講道理，就可以說，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實，然後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無辜。假如要反對不幸，應該直接反對不幸的事實，此後才能減少不幸的信息。但是這個道理有一定的複雜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說，假如能和他講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總是對的，臣民總是不對。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適應這種現實。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裏有些狡猾之徒，遞送壞消息時就會隱瞞不報，甚至濫加篡改。魯迅先生有篇雜文，談到聰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討論的就是此類現象。據我所知，學者沒有狡猾到這種程度，他們隻是仔細提防著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歡迎的結論來。由於日夜提防，就進入了一種迷迷糊糊的心態，乃是深度壓抑所致。與此同時，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歡迎的結論，因此連做人都不夠自然。現在人們所說的人文科學的危機，我以為主要起因於此。還有一個原因在經濟方麵——掙錢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學問，再掙很多的錢，那就什麽危機都沒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