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多地發生了反對穆斯林難民的大規模極右翼示威，這是德國戰後從未有過的現象，這一事實也證明，極右翼在歐洲的崛起。
曆史將會用冷冰冰的事實，無情地告訴後人：如果一個政治家淪為媒體和報紙的傀儡，將會產生多麽可怕的後果。
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政黨基民盟在柏林地方選舉中遭受慘敗。與之相應的是，極右翼另類備選則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一步跨入柏林市議會，實現了曆史性突破。
受選舉結果的打擊，默克爾在選後對自身的難民政策作出了懺悔。但事實上，默克爾難民政策的破壞效應並不僅僅局限於選舉，從長遠來看，默克爾的利令智昏還將把整個歐洲的未來甩上毀滅的祭壇。
毫無疑問，默克爾大規模引入難民的決定是在左翼作家、媒體和娛樂明星的聯合鼓動下輕率做出的。眾所周知，當默克爾不顧安全部門的疑慮，下決心引入難民時，全世界的媒體幾乎全在為默克爾唱讚歌，西方學界領袖更毫不吝嗇對默克爾的讚美，被媒體譽為“諾貝爾和平獎重量級分析學者”的哈普維肯直接將默克爾視為新時代的“道德領袖”。凡此種種，不絕於耳。也正是這種鋪天蓋地的輿論狂潮，淹沒了決策者默克爾的最後一絲理智，使其做出了近乎瘋狂的決定。
對於默克爾大規模引入難民的決定，知名媒體《紐約時報》和《金融時報》欣喜若狂，紛紛將默克爾視為世界最傑出的領袖，《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科恩甚至將她譽為“相等於、甚至超越”德國前總理阿登納、施密特和科爾的史上“最傑出歐洲領導人”。
僅僅在2015年5個月時間裏，德國吸收的難民數量就超過了100多萬，這相當於德國總人口的1.6%。2015年，德國接收難民所花費的費用，就已經超過211億歐元(約226億美元，1441.13億人民幣)，極大地加劇了德國的財政負擔。不過，金錢問題僅僅是默克爾難民政策負麵後果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因為，無論從各方麵來看，引入的穆斯林難民都不存在融入歐洲世俗文化的可能，這就意味著德國將會因為默克爾的決策，出現難以避免、且將愈演愈烈的文化衝突甚至宗教戰爭。而這種預判，絕非危言聳聽的虛妄之詞。
首先，穆斯林具有堅定不移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歸屬。從曆史上看，無論是千百年前開始散居在中國的穆斯林信徒，還是奧斯曼帝國遺留在歐洲巴爾幹的波黑穆族，以及突厥人遺留在印度的穆斯林，都在強大異質文化的重重包圍下頑強的保持著對宗教的虔誠。而在法國、瑞典、英國，當地的穆斯林幾代人堅守著自己的宗教，他們不但能夠抗拒西方文明的融化，還能分解吸收西方人口的皈依。無數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時代背景的相同事實表明，默克爾引入的穆斯林難民將永遠不可能被歐洲文明所同化。
其次，穆斯林移民相對低下的教育水平，以及難以適應西方工薪社會的宗教習慣，再加上語言難題，將使大部分穆斯林移民幾乎不可能在西方社會看到上升通道，並不得不走向極端。由於穆斯林社會相比西方式教育，更注重宗教教育，這就使得穆斯林在就業競爭市場上淪為不擇不扣的弱勢群體，而穆斯林不吃豬肉、每日五次禮拜和戒齋的宗教習慣更難以適應西方式的工薪環境，這也意味著穆斯林年輕人將很難在西方社會找到自己的出路。為此，他們不得不投入宗教熱情的環抱，並大量淪為宗教激進分子。
法國社會黨議員比伯尼曾表示:“法國穆斯林大量在古蘭經學校，而非正常學校就讀，這為法國穆斯林的受教育狀況敲響了警鍾。”而事實也表明，大量恐怖分子來自於經學校園，因為難以找到正常工作，而變得宗教狂熱。伊斯蘭國領袖巴格拉迪就是如此。
同時，德國穆斯林難民大部分都是散盡家財，懷著“德國夢”曆經千辛萬苦，一貧如洗地進入德國，而後他們還將在德國承受最底層的生活。毫無疑問，這將產生巨大的期望落差之下，再加上宗教隔閡，難民們必然大失所望甚至產生憎恨，由於這些難民大多經曆過戰爭的洗禮，他們更加傾向於以暴力手段傾瀉自己的不滿，從而引發無窮無盡的社會問題甚至災難。如果再考慮到穆斯林遠遠高於德國本土人的生育率，那麽大量的穆斯林難民瞬間湧入將會對德國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
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難民的湧入不但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治安難題，還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狂潮和政治海嘯。
德國《經濟數據》表明，2015年底，難民狀告聯邦移民與難民局“不作為”的案子就已接近2300件。截至2016年5月，這一數字竟然升至近6000件。而伴隨著犯罪數量迅速飆升的是，難民與本地民眾、難民與難民之間的劇烈衝突，2015年9月，德國中部城市卡塞爾的一處難民居住營地在一日之內發生3次大規模衝突；2016年1月，德國科隆發生難民對德國本地民眾的大規模性侵；2016年9月，德國薩克森州包岑鎮發生當地民眾和難民之間的大規模鬥毆。而類似的事件在現今的德國早已數不勝數。
與治安事件層出不窮相應的是德國恐怖襲擊的頻發：2016年7月，德國僅在一周之內就發生了四起恐怖襲擊，頻率之高超乎想象。最終，難民危機全麵重創了德國傳統政治力量的權威，並為激進政治勢力的覺醒製造了足夠的道德土壤。
激進反穆斯林的德國政黨AFD，在默克爾難民決策的幫助下迅速崛起。
遺憾的是，當上百萬的難民瞬間湧入，並大規模地群居在德國境內之時，那些真正有識之士，就已經意識到德國不可能再有效遣返難民了。
因為，這些難民正是聽信了默克爾的號召，才不遠萬裏跑來德國，他們中的大多數為了進入德國，幾乎已經身無分文，在習慣了德國相對舒適的生活之後，大部分難民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再回到殘垣斷壁的家鄉了。
而如此規模性的難民群聚形成之後，任何對他們的遣返都會遭到劇烈的反抗甚至引發全麵暴亂，這也意味著在德國現有製度下，難民的進入將會形成再也無法改變的既定事實，即紛亂的社會治安和愈演愈烈的恐怖襲擊將會永遠陪伴德國和歐洲——而這一切，都是默克爾造成的。
默克爾的難民政策，迫使英國走向脫歐，同時讓東歐國家與西歐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整個歐盟幾乎瀕臨崩潰。
實際上，可憐從不等同於無害，難民並不意味著朋友。現實的冷酷將遠不止於目前歐洲所看到的小打小鬧，曆史上：
滅亡羅馬的日耳曼蠻族就是逃避匈人的難民；滅亡西晉的五部匈奴就是逃避北匈奴和鮮卑的難民；竊據河西走廊的西夏黨項人是逃避吐蕃的難民；而滅亡明朝的建州女真就是逃避朝鮮迫害的難民（努爾哈赤六世祖猛哥貼木爾）。曆史上從來就不存在什麽有恩必報，曆史隻存在有機必趁。
公元376年，居住在多瑙河下遊的西哥特日耳曼人遭到匈人的殺掠，大量的日耳曼難民跪伏在羅馬帝國邊境祈求庇護，羅馬皇帝瓦林斯為了彰顯自己的仁慈，不顧邊境將領的反對，準許這些難民部落進入。僅僅兩年之後，由於難以忍受羅馬帝國的生活境遇，群居的西哥特人發動叛亂，並成功取得在帝國境內自由遷徙的權利，這掀開了羅馬帝國的崩潰進程～
德國畫家Otto Knille的作品《日耳曼人在流亡途中》，講述了日耳曼難民為了逃避匈人屠殺，逃亡羅馬避難——這些日耳曼野蠻人最終滅亡了接納他們的羅馬帝國。
1600年後，曆史重複著相同的故事。穆斯林或為了躲避戰爭，或為了富裕的生活，成群結隊地湧入歐洲。
所以，無論是暴力襲擊的愈演愈烈，還是極右翼政黨的迅速崛起，都隻是默克爾難民政策負麵效應的開始，而非結束。這些讓人恐懼不安的現實隻是為歐洲昭示了一個並不遙遠的未來：要麽法西斯化，或者伊斯蘭化。
總之，曾經歐洲的寬容和美好將隨著瞬間衝動永遠一去不複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