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威權主義和伊斯蘭主義正卷土重來，自由民主主義正麵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從中俄兩國先後修憲回歸強人統治，到土耳其聖索菲亞教堂被改為清真寺，到香港國安法的實施，都反映了這一天下大勢。
中美博弈看似隻是兩國間的利益之爭和意識形態之爭，但其實反映了一個更大背景的文明衝突。
近期，中美關係急轉直下。先是貿易戰的步步升級，然後是新冠疫情的口水戰。接著是隨著港版國安法的通過而取消香港特殊待遇。最近又互相關閉對方的領事館。
不久前，美國政府要員，國安顧問奧布萊恩，聯調局長克裏斯•雷和司法部長威廉•巴爾，以及國務卿蓬佩奧發表了關於“中國威脅”的一係列演說。蓬佩奧將中美衝突歸納為“自由世界”與“共產中國”的衝突。而北京則指責美國當局打意識形態牌，試圖間離中共與中國人民。
如果我們從一個更大的範圍來看，中美之間的這場衝突，實際上隻不過是一個更大的文明衝突的局部表現。這幅巨大的文明衝突的圖景就是：那種源自東方的威權主義和伊斯蘭主義正卷土重來，而以民主和自由理念為核心的近代西方文明正麵臨著一種前所未有的挑戰。
30年前，隨著柏林牆的倒塌，曾經席卷大半個地球的蘇式威權主義在歐洲土崩瓦解，這波浪潮，從波羅的海，一路向東，如多米羅骨牌，蘇聯瓦解、東歐各國易幟，中亞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拋棄共產主義。這波浪潮一直推進到遠東，中、越、朝三國頓時成了殘存的蘇式威權主義的政治文明孤島。盡管此時，這波浪潮的力道已成強駑之末，已不再具有改朝換代的動能，但它對中國和越南的衝擊，至少也促進了其內部的向西方學習的改革思潮。
再說阿拉伯世界。20年前，美國揮兵攻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按美式民主建立當地政權。10年後，被稱為阿拉伯之春的民主浪潮席卷中東。 英法兩國出兵利比亞，西亞、北非的獨裁政權接二連三地倒下，西方世界一片歡呼，認為這是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的又一勝利。
然而好景不長。
在歐洲，當年擁抱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的東歐諸國中，一些國家民主倒退。匈牙利、塞爾維亞和蒙特內哥羅近年來日益走向強人獨裁，被人權團體取消民主國家資格。
最具標誌意義的是，已經走向民主憲政體製的俄國，再次向獨裁回歸。俄國總統普京，自2000年起，變換花樣，一直執掌國家政權。不久前又通過所謂修憲公投，使其可以連任總統一直到2036年，成為新的“彼得大帝”。
當年脫離了蘇聯的中亞諸國，從阿塞拜疆，到土庫曼斯坦、哈薩克斯坦等國，雖然拋棄了共產主義，但卻又一一變回了獨裁統治。
在西亞、北非，阿拉伯之春打碎了世俗專製主義，卻導致了伊斯蘭主義的泛濫。民主之花，曇花一現，要麽內亂不斷，要麽如埃及、敘利亞一樣重回獨裁統治。
土耳其的聖索菲亞教堂在十字軍東征時被改為天主教堂，在奧斯曼帝國時改為清真寺，到上世紀土耳其脫亞入歐，改為博物館，如今又被改為清真寺。這種變遷最具標杆意義地反映了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力量消漲，反映了今日的勢態：伊斯蘭文明的擴張。
在中國，40年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一個向西方開放和學習、西風東漸的過程。這一過程，雖然改變了中國的經濟麵貌，但最終並沒有解構其原有的政治內核。經濟力量的增長，滋養了原有的政治體係，使其滿血複活,。終於導致風向反轉：任期製被取消，重回毛氏威權主義的定於一尊；內斂、收縮的路線被外張、進攻的路線取代。
香港國安法的通過，具有一種力量消長的表征意義：即這個中西文明之間的邊緣城市，一個曾經脫亞入歐的城市，一個西方文明的前哨據點，如今在某種意義上正在脫歐入亞，正被威權主義吞噬。
這一係列的事件，反映的是一種文明的“反噬”：曾經節節敗退的古老文明，威權主義，還有伊斯蘭主義，經過某種洗禮和蛻變，得益於全球化輸血滋養，，得益於近幾十年來西方資金和技術的源源不斷的輸入喂養，正起死回生，卷土重來，正在試圖奪回它曾經被蠶食的地盤。
從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來看中美之間目前的衝突，可能會有不同的思考。
特朗普的上台和蓬佩奧的宣言反映了西方人的驚醒，看到了西方文明麵臨的生存挑戰。
一些人希望，可以複製30年前西方陣營對蘇聯的冷戰勝利。但他們忽視了兩點，一是當年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路線所導致的自殺式國家瓦解隻是一個稀有事件， 二是當年整個東方世界在經濟力量上與西方相比，力量懸殊。今日的情況有很大不同：一是不能指望戈爾巴喬夫式的錯誤會再次發生；二是今日經濟力量的對比已不同於往昔。
30年來隨著全球化，財富持續從西方向東方轉移，隨著企業、資金和稅基的流失，西方在失血，當年財大氣粗的美國，如今也囊中羞澀，為了幾個小錢，國際組織會費和駐外軍費，而與人斤斤計較。而在東方，隨著經濟起飛，財富新貴大批湧現，國家經濟實力大增。經濟力量的此消彼長，導致了政治影響力的相應消長。
最近，蓬佩奧承認，由於中國的經濟實力，組建一個針對北京的國際聯盟是困難的。他說，他對有那麽多的國家支持北京的港版國安法感到“吃驚和失望”。據報道，雖然歐美27國反對港版國安法，而支持北京港版國安法的卻竟有多達70餘國。
西方文明走到今天麵臨生存挑戰的地步，有自身的原因。本次新冠疫情所暴露出來的西方國家的混亂和低效，最近美國因黑人事件而爆發的全國性的抗議浪潮和帶有某種文化專製特征的政治正確風潮，以及近幾十年來，西方國家所麵臨的經濟失血症和空心化，都反映了當代西方文明所存在的嚴重問題。在這些問題得到根本的解決之前，西方世界應對挑戰的能力是有限的。
盡管，利用西方目前仍然擁有的力量優勢，采用分化間離、合縱連橫的策略，利用某個國家急功冒進的策略失誤，可以對某個國家或政權作有針對性地圍堵 打壓，個別國家或政權可能會因此而受挫，但是這種策略層麵的博弈，可能並不足以改變全局勢態。
雖然從終極的意義上來說，政治倫理的進步是必然的，民主自由也是人類所追求的政治公義的目標，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曆史不會有曲折。而這種曲折可以是以百年為單位來計算的。要知道，從古希臘羅馬文明到文藝複興之間，就有長達千年的中世紀。
這種威權主義的死灰複燃，卷土重來，是否是人類的一個注定劫數？這場文明的大對決，前景如何？以自由民主主義為核心的當代西方文明，在經過持續數十年財富東移、失血空心化後的今天，會有幾成勝算？它是否會重蹈古希臘羅馬文明的覆轍？這留給人們太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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