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不看新聞了，看到的每每都是噩耗，心情沉重卻也無能為力。華夏人民突然遭此芟夷之難，百姓遇劫、生靈塗炭。國難當頭，偏偏又見奸佞弄權、昏庸無道。一時間，病毒擴散五湖四海，全球人心惶惶。海內，武漢人處處見棄於人；海外，華裔成了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煞星。砥礪前行了幾十年，中國大陸還是沒有逃脫“二十年一小亂，四十年一大亂”的宿命。盡管不斷遭逢同樣的苦難，卻無法消除造成苦難的成因，一再重複同樣的苦難，這乃是最為讓人憂心之處。
疫情損失如此慘重，令海內外華人群情激憤，漸漸把問責的矛頭對準了那位一錘定音的“一尊”。近年來，“一尊”攬權擴權、任人唯親，剛愎自用、好大喜功，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建立起了一言九鼎的孤家寡人治國係統，並在係統內造成了一種“恐懼文化”，小人專權、耿士禁言、奸賊附勢、政事不舉，不僅讓拍馬逢迎的投機之徒占盡先機，而且舉國上下，凡事層層上報，專等一人定奪。正是這套腐敗的皇權體係和阿諛奉承之徒的群體主政，最終釀成了這彌天大禍。對於這個災難性的結果，“一尊” 當然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一尊” 上任之初，搞了反腐、軍改，雖有打擊異己之嫌，但並無民怨。如果“一尊”和他的禦用團隊有正常的思維、現代化的價值理念、健全的知識結構和文明的道德觀，即便是延續一黨專政，也應該充分利用這千載難逢的國內外大好機遇，用足手中這副好牌，著力消除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麵潛在的不穩定因素：調整產業結構、恢複生態平衡、縮小貧富差距、加強基礎教育、弘揚民族文化。如果“一尊”有更為敏銳的眼光和前瞻性的視野，能夠居安思危、見時知幾、審時度勢、與時俱進，還應該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民生的改善，逐步放開言論自由，調適執政係統在寬鬆環境下的治理能力，培育民眾在完全自由環境下的自控力、自治力、群體理性、團隊精神和國家意識。隨著民眾自治力日益提升，群體理性逐步顯現，民族凝聚力日漸高漲，就可以順勢而為、水到渠成，實現司法獨立、民主憲政，在人文方麵迎頭趕上歐美諸國，讓華夏兒女共享民生、民權、民主、民治，平穩過渡、兵不血刃，穩中求進、笑在終點。可惜，不知是其智囊團隊的愚笨還是“一尊”本人的昏聵，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孤獨求敗，從修憲稱帝、叫板歐美、高調造島、放言超越，到大張旗鼓渲染“一帶一路”，開啟陳光標土豪撒錢之旅。最後搞得外資撤離、工廠倒閉、稅收銳減、失業劇增、中美交惡、港台離心、民怨沸騰、四麵楚歌。這一“完敗”的結果用事實證明了“一尊”的眼高手低、誌大才疏，其手下由工農兵學員組成的智囊團隊的冥頑不靈、碌碌無能。
但是如果把所有災禍全部歸咎於“一尊”一個人，卻並非事實的本來麵目。“一尊”當初能爬上這個位置，決定權並不在其本人。各個利益集團在推舉接班人時討價還價，彼時並沒有考慮蒼生社稷和國家的長治久安，而完全專注於如何保全自己的家族利益、集團利益，值黨牟利、徇私舞弊。他們沒有自尊、自律、犧牲、擔當的品格，也沒有胸懷天下、相忍為國的胸懷，更不會為了國家民族的福祉而摒棄小集團的私利，所以這次和黎民百姓一同遭遇天譴，其實是收因結果、現世現報、咎由自取。“一尊”做出的一係列決策，始終離不了一個群體的協同。離開了群體的集體沉默和聯合墮落，其決策也絕無可能暢行無阻。早在去年12月中旬，中國大陸學者就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上發表了論文，證實新冠狀病毒肺炎12月已經在武漢開始人傳人。專家之一的丁向陽也發表聲明，聲稱12月份就已經知道了有4000多名醫護人員被感染。這些專家學者作為專業人士，不可能不知其危害。如果這幫人有起碼的人性良知、職業道德和社會責任感，必然會不計個人得失，排除萬難，千方百計告知民眾盡早防範，阻止其擴散。恰恰相反，這幫小人利欲熏心、沽名釣譽、狗苟蠅營、忝顏偷生。確切地說，這些人身上根本沒有人性的尊嚴、知識分子的良知和知性的勇氣。再看武漢的地方官吏，如果他們有顏真卿以七旬高齡赴賊營傳旨的一半勇氣，即便是上層沒有發話，也完全可以當機立斷，及時告知民眾戴口罩、勤洗手，采取自我隔離等防範措施。如果他們有一絲一毫士大夫的風範和氣節，國難當頭也絕不會計較個人的榮辱，而是會像比幹那樣以死想諫。疫情爆發後，死了這麽多人，這幫官吏如果有日本人、韓國人的恥辱感，起碼也會像盧武鉉那樣為了名譽，跳崖自裁。反觀這群貪官昏吏，事到如今，捅下了彌天大禍，犯下了滔天罪行，仍然在勾心鬥角、互相推諉、爭權攘利。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神州大地沒有群體性的恬不知恥，這次瘟疫絕不可能造成如此慘烈的後果。
再看普通民眾，他們身不由己、任人擺布、叫天無門、欲哭無淚，當然值得憐憫和同情。但也必須看到，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在和平時期，朝獨裁者頂禮膜拜，向暴君山呼萬歲，對貪官汙吏慈眉善目、阿諛逢迎，期待著攀龍附鳳、巴結權貴，而對同樣處於被壓迫境遇的底層民眾的苦難隔岸觀火、視若無睹，對走卒爪牙的為非作歹逆來順受、忍氣吞聲，甚至還會為虎作倀、助紂為虐。在香港民眾“反送中“抗爭期間，很多大陸的普通民眾絲毫感受不到香港底層百姓對司法公正、民主政治的渴望和基本權利將被剝奪、專製即將壓頂的恐懼，緊跟官媒，搖旗呐喊，祝桀作惡，喊打喊殺。及至如今，當權者瞞天過海、胡作非為，引來了這滅頂之災，此時此刻，不知他們是否感受到了言論自由、民主政治、司法公正的難得和珍貴？當身處逆境的特殊時期，如果人民有信仰，大家仍然可以臨危不亂，表現出空前的團結和虔誠，雖身處絕境，依然可以互相幫助、奉獻愛心，展現出理性、堅韌和忍耐，這在英國曆史上已經出現多次。遺憾的是，大陸的人民並沒有這樣的信仰，有住院的人在病床上扯下醫生的口罩向對方吐口水，叫喊“要死一起死”；也有隔離在家懷疑自己染病的人向樓道的門把手吐唾液，暗中盤算著帶上幾個墊背的共赴黃泉；一位旅居日本的女士則謊稱向國內捐贈口罩，連買了三大箱新概念口罩，然後囤積居奇，轉手高價倒賣，發災難財。沒有信仰的民眾，生死關頭表現出的隻有自私、怯懦、狡黠和陰暗。獨裁者一貫的人生哲學就是“ 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所以即便是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劫難，依然要出爾反爾、翻雲覆雨，巧施“陽謀”以便金蟬脫殼，比如表彰英雄人物，吹噓抗災的豐功偉績，懲治幾個替罪羊，怒斥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 禦用媒體借機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把喪禮辦成婚禮。可歎的是，大陸的很多民眾哪怕是看到隔壁一具具屍體被抬走，自己命在旦夕，仍然不能認清災難本是統治集團瞞報謊報造成的後果，不能認清專製製度的殘暴，反而繼續跟風呼叫“武漢不哭、武漢不怕、武漢崛起”。即便是自己已經被棄若芻狗、命如螻蟻，依然沒有揭竿而起、英勇反抗，反而繼續高喊“相信主、相信安拉、相信哈利法、杜拜加油！阿聯加油！”，繼續為腐敗集團塗脂抹粉、粉飾太平。大量普通民眾在災難麵前表現出的愚昧、麻木、盲從、無知，和習慣性的自欺，注定了無法徹底發現災難的肇因，清算災難的禍首，進而鏟除災難的根源，也就注定了今後必將重蹈災難的覆轍。
所以這次災難的原因乍看起來，很像是獨裁者的漠視、體製的腐敗僵化、官僚機構的毫無作為導致的，實際上深層的原因並非如此。獨裁專製、貪汙腐化、抱殘守缺、愚民遍地，這些僅是結果，而非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出在了人民身上，是民族靈魂的喪失，民族脊梁的稀缺，民族素質的低下。而人民也是昏君、貪官產生的最直接的土壤。今天的華夏民眾：缺乏英雄氣概、缺乏反抗精神；沒有信仰，沒有道德底線；混沌芒昧，欠缺基礎文明。當然，這些國民的劣根性並非為大陸民眾所獨備，移居海外的華人同樣存在。此次疫情爆發初期，加州不少華裔聚眾抗議美國撤僑專機停靠其社區附近的機場，災難麵前全無風雨同舟的團隊意識，反而盡顯自私自利的小農心態。網上也時而看到少數“鬥士”幸災樂禍，為解對俄國幹兒子的一己之恨，不惜天崩地裂，拿人民墊背，以便趁火打劫，無意中將自己鼠雀之輩的嘴臉暴露無遺。
和動物世界一樣，人類社會也存在一些顯而易見的常理：沒有反抗精神，就很容易成為被奴役的對象；不能齊心抱團，就無法保護本族群的整體權益；沒有信仰，沒有道德底線，必然會在敗壞社會整體環境後最終戕害到自己；卑瑣汙穢，缺乏基礎文明，則疾病瘟疫總是揮之不去；不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便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抉擇，有意無意中或助桀害人，或傷及無辜。
“一尊”思想僵化、開曆史倒車已有多時。如果說荒村野郊的人愚昧無知，無法認清其魚質龍文的本色，尚可理解。但這幾十個沿海開放城市中的幾億民眾過去十幾年曾經體驗過政治寬鬆下的心情舒暢，享受過文化包容氛圍內的身心愉悅，心裏不可能不明白現時回歸“文革”路線的愚蠢和政治上的倒退，然而堂堂14億人口，除了徐章潤教授等寥寥幾人外，居然眾口啞火、萬馬齊喑。有人會說不是群眾心理不明白，是害怕打擊報複，不敢說。當然，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大義凜然、視死如歸。那麽退一步講，即便是不敢公開發聲，起碼可以做到不為惡勢力搖旗呐喊，不為獨裁者塗脂抹粉，不加入禦用吹鼓手的行列混淆視聽，不編造謊言欺騙自己。恰恰相反，無數的升鬥小民奴顏卑膝、摧眉折腰、是非不分、善惡不辨，為一道道酷令邪政高聲喝彩，對種種開曆史倒車的行為嘖嘖稱奇，而對持客觀批判態度的人惡言相向，油腔滑調地媚叫著《跟著你就是跟著那太陽》。這就是“可憐之人總有可恨之處”。有人會說中國之所以無法自我矯正錯誤，無法在滑向災難的懸崖上刹車是因為獨裁的原因，如果是民主政體就沒有這個問題。這又是無知者的自我想當然。俄羅斯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專製的國家，也是世界上一個長達500年長盛不衰的強國，有尊嚴、有地位、有能量。每每在生死存亡的關頭鹹魚翻身、起死回生，其快速的自我修複能力冠絕歐陸，超過了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民主國家。伊麗莎白女皇病逝後，彼得三世順位成為俄羅斯帝國的第七位皇帝，這彼得三世出生在德國，不怎麽會講俄語，還是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的粉絲，也不怎麽拿俄羅斯當回事，經常有意無意中出賣俄羅斯的國家利益。遇到了此等奇葩，俄羅斯會像中國那樣一蹶不振，就此倒退十幾年嗎？並沒有。老臣拉祖莫夫斯基、少壯軍官奧爾洛夫兄弟、宮廷老師潘寧等迅速聯手葉卡捷琳娜發動政變，推翻了彼得三世，葉卡捷琳娜及時上位，開啟了俄羅斯曆史上輝煌的“葉卡捷琳娜時代”。斯大林當權時期，曾把俄羅斯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贏得了二戰的勝利，蠶食了芬蘭，占領了波羅的海三國、加裏寧飛地、北方四島，吞並了摩爾多瓦，把俄羅斯領土擴展到了極致，使蘇聯成了與美國比肩的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按說斯大林算是俄羅斯曆史上最好的“沙皇”。但是斯君性格火爆、殺人如麻，單單一個“肅反”，就殺害了90%的中央委員，80%的16大代表。斯君還處決了3位元帥、13位集團軍司令、50位軍長、154位師長。血債累累、赤色恐怖，難道這蘇聯的各級幹部也像中國的大臣們一樣隻有逆來順受、聽天由命的份了嗎？也沒有。高壓專製、國家死氣沉沉的關頭，赫魯曉夫等四人團又及時強強聯手，指使禦用醫生，果斷讓斯大林“被病故”。隨後便是消除個人崇拜、平反冤假錯案、取消特供製度、嚐試新的經濟模式，把蘇聯從血腥治國的邪路上迅速拖了回來。像斯大林這樣的暴君放在中國，則很可能平安無事，壽終正寢，不折騰個十幾年把國家弄個腥風血雨，把百姓弄個水深火熱絕不會住手。同是獨裁國家，俄羅斯為什麽每次緊要關頭都能浴火重生，其實與製度關係不大，倒是與人民分形同氣、難割難分。俄羅斯人還沒有愚昧到完全白癡的程度，人民尚有道德底線，族群中更是始終有一批有膽有識的人，不怕犧牲，不怕流血，敢說敢幹，敢鬥敢殺。所以獨裁不獨裁與能否自我救贖沒有必然關係。這次瘟疫，讓武漢的地方首腦馬某、周某成了婦孺皆知的人物，瘟疫的爆發也讓他們盡顯“黔之驢“的草包本色。當初提拔馬氏、周氏的人，應該不會個個都是混球，如果那些提拔他們的人有那麽點正直的品格和做人的勇氣，也不至於利令智昏，偏偏提拔這種圓滑世故，隻會投機鑽營的工農兵學員；同樣，如果馬、周二人有於謙“社稷為重，君為輕"的氣節和原則，大難當頭，哪裏還會擔心得罪上峰？哪裏還會顧及一己的榮辱？而是會像狄仁傑那樣冒死上奏，或是像赫魯曉夫那樣冒險出手，為國家民族破釜沉舟、孤注一擲。馬、周二人最後做了縮頭烏龜，並非是他們糊塗，而是他們的怯懦。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命是最寶貴的，又都不肯為自己的理想拋頭顱、灑熱血。血性，乃華夏民族之第一缺。
很多人誤認為信仰就是單純的宗教，這個理解不甚準確。信仰雖然也包括宗教方麵的信條，但主要是生命觀、價值觀的問題。日本便是一個有強烈信仰的民族，珍惜名譽，篤信責任，看重恥辱。在日本人看來，人生的意義最重要的是背負責任和完成責任，死亡不過是盡責任的一種手段而已。如果人沒有完成責任所規定的事務，是可恥的，比死還要可悲。二戰末期，在美國投了原子彈，蘇聯出兵東北之後，日本已是山窮水盡，總理鈴木、外務大臣木戶和日本天皇已經意識到必須盡早接受美國的條件宣布投降，否則可能遭遇徹底的覆滅。日皇已決意投降，並將自己所閱《終戰詔書》的內容進行了錄音封存。即便到了這個時刻，為了避免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條款內容，陸軍少校畑中健二等一夥軍人仍然企圖帶領部隊發起政變重組內閣，以便展開“本土決戰”，反抗盟軍占領，保護日本的尊嚴。畑中健二一夥的政變進展不順，沒有找到《終戰詔書》的錄音唱片，政變最後以失敗告終，主要參與者畑中健二、椎崎二郎雙雙舉槍自盡，畑中在自己的口袋裏留下了遺言：“聖世烏雲散，我心無所悔。” 一個人願意為了信仰隨時獻出自己的生命，也就沒有什麽外來的因素可以嚇到他，也沒有什麽現世的利益可以製約他。而沒有信仰，想到就是讓自己活命，為了活命而活命，甚至恬不知恥地活命。不管同胞如何掙紮，讓自己能不受損害地活著成了他們人生的全部意義。記者會上有人問了一個問題：“目前在外地的湖北人想返回武漢，但是現在還在封路，這種情況下應該怎麽辦? “麵對這麽一個實實在在而又中肯的提問，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不知所措，慌亂中信手拿了個文件就讀了起來，文不對題，答非所問，玩弄低劣的“王顧左右而言他”的把戲；對於口罩這種抗疫中最關鍵的物資的供應情況，省長王曉東居然連億和萬的單位也分不清；同樣，大陸外交部的華“師師”每每麵對記者提問，總是文不對題、模棱兩可、似是而非、自說自話。人命關天，武漢紅十字會居然還在想著發財第一。新上任一個月的武漢市委書記王某，在數千死難者屍骨未寒，眾多家庭因為疫情而家破人亡的情況下，為了個人諂諛取容、巴結主子，居然恬不知恥，開展“感恩總書記”的教育活動。而所謂的中宣部麵對民眾生離死別、家破人亡，沒有任何憂國憂民的舉措，工作的重點反而是如何“讚美領袖、歌頌領袖、維護領袖”。看看這都是些什麽貨色? 包裝自己、忽悠群眾、裝神弄鬼、欺世盜名，哪裏有一絲一毫文明人的信仰？哪裏有一絲一毫責任的概念？哪裏在一絲一毫詮釋人生的意義？完全就是行屍走肉、苟延殘喘。信仰，乃華夏民族之第二缺。
一個民族的文明進化程度體現在它的飲食習慣、衛生習慣、居住習慣和實際流行的隱性民間文化。四百多年前的李時珍就已經知道，“凡鳥自死目不閉，自死足不伸……異形異色，皆不可食，食之殺人”；禽類“肉澀臭不可食，食其肉及卵，令人昏忘”；野獸“肉性味辛、苦、冷，有毒，煮食難消，多食生瘡患痢”。可悲的是，到了這二十一世紀，國人不僅喜食使人性格變異、體質羸弱的劣質豬肉，還要再吃渾身長滿了病毒、細菌和寄生蟲的野味。廣東人吃毒蛇，廣西人吃鱷魚，貴州人吃竹鼠，雲南人吃蜂蛹，湖南人吃田雞，湖北人吃刺蝟，不一而足。“吃什麽，像什麽”，飲食不僅影響到人的形象，而且直接影響到人的性格。長期吃這種飽含病菌和毒素的爬行動物、冷血動物，外表就會生得獐頭鼠目、青麵獠牙，其性格則是揣奸把猾、狼顧狐疑。看看湖北省的頭目蔣某、王某，馬腮蛇相、賊眉鼠眼，活脫脫一個現代的鮑邈之；武漢病毒所所長王“玄機”春眉桃眼、一臉悍賤，仿佛賈南風轉世。走遍世界各地的唐人街，絕大部分是汙濁色腥、土崩魚爛，與當地社區格格不入。街上的行人蓬頭垢麵、衣履寒傖、歪身佝背、萎靡不振。紐約華人聚居區法拉盛由溫州建築商開發建造的condo，兩室一廳的實際麵積僅相當於美國人建造的studio的麵積，沒有空間，沒有綠化，沒有格調，也沒有氣質。現代人家居應有的文化韻味、藝術氛圍、精神愉悅和審美快樂蕩然無存，僅僅剩下了一個老鼠的穴居功能，反映了鹿城農工深入骨髓的井蛙思維、螞蟻般的生活常態和長期奴隸地位處境下的生命哲學。賺錢，隻有賺錢，成了生意經營的唯一考量。與此對應，海外中餐館裏頻繁使用過期的原料，超市裏長期出售過期的食品。海內則是政商勾結、貪汙腐化、偷工減料、焚林而田、弱肉強食、邪不壓正。糞便處理、垃圾處理仍然停留在青銅時代。毒奶粉、假疫苗這種在文明國家看似天方夜譚般的下作行為屢禁不止、暢行無阻。基礎文明，乃華夏民族之第三缺。
常常會聽到某些人說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其實不然，事實上是每個人對所遭遇和可能遭遇的事物的本能反應，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結果而已，是個人對自己人生軌跡的相當程度的自我選擇、主動選擇，但為了開脫自己潛意識中可能有的懊悔、自責、挫敗感，為了自我安慰，美其名曰命運的安排。人在命運麵前從來不是完全被動的，恰恰是個體自身的差異導致了其在同等大背景下的不同命運。是個人各自不同的思維模式導致不同的判斷、不同的選擇和取舍、不同的行為和不同的結果。非洲人民從來沒有奴役過中國，不存在對華人的慣性歧視。目前在非洲開礦伐木的各國人士都有，奇怪的是，非洲各國的海關偏偏刁難出關、進關的中國人，不索取一點外快不放行，但這些邊檢人員卻不刁難歐美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恰恰是在非洲投資援建項目最多的國家，經常主動免除非洲各國的債務。這本應更受人待見，為何反而成了被欺侮的對象？原因其實很簡單。個別非洲人也曾嚐試過刁難歐美人，但歐美人每逢遭遇無理取鬧，總是據理力爭、寸土不讓，這就讓那些使奸弄巧的人灰頭土臉、作法自斃。華人恰恰相反，每逢遇到刁難，總是破財免災、息事寧人。正是華人這種主動選擇的處理方式造成了自己屢屢被宰的結果。華人在非洲的經曆告訴人們，以目前華人的人生哲學和處事方式，即便是GDP雄踞世界第一，甚至是其他國家的數倍，也不會改變自己被人輕侮怠慢的狀況，因為即便把他放在主人的位置，他也會用奴才的行為主動把自己再次變回奴才。目前中國大陸也不存在所謂引領世界的可能。因為這個國家還沒有一個引領世界的文明存在，而千千萬萬的普通人身上也不具備勇氣、正直、責任、擔當等引領世界的一流強國應有的國民素質。
所以武漢發生這樣的災難，國人落到這種命如草芥的田地，並非是被動的遭遇，而是長期自我選擇、主動選擇並累積冤孽後的集中爆發。很多人會想，人民勤勞、善良、純樸、本分、節儉、忍讓，是因為無端降臨的昏君和貪官讓他們備受折磨、生不如死。錯！恰恰是人民造就了與其匹配的昏君和貪官。在其他人民堆裏，便產生不出這樣的昏君和貪官。有人又會想，如果沒有昏君、沒有貪官就好了，如果昏君下台了，貪官病故了，也就解放了。又錯！昏君和貪官必將如空氣一樣如影隨形，和人民寸步不離、生死相伴。沒有“一尊”，也會有袁二，沒有和珅，也會有奕劻。為什麽？因為華夏人民和昏君、貪官唇齒相依、互為表裏。正是廣大民眾凡事不講原則、隻重人情關係才有了官場上的任人唯親、徇私舞弊；正是因為民眾的自擅自利、見錢眼開，才有了官場上的貪汙腐化、賣官鬻爵；正是因為民眾欺軟怕硬，才有了暴君的層出不窮；正是因為民眾的愚昧麻木，才常常會把悲劇當成史詩，把苦難當成傳奇；也正是因為全民沒有信仰，才有了整個社會的黑白顛倒，價值觀扭曲。是人民的默不作聲，造成了暴君施暴的越幹越勇；是人民的趨炎附勢，使得貪官成了被豔羨、仰慕的對象；是人民的逆來順受，造成了貪官的變本加厲；是人民長期的膽怯自私，默默等待他人出頭，暗中期待水到渠成、順手牽羊，導致了自己的命運沒有掌握在自己手中，落得聽天由命、任人擺布的下場。
從最初打壓吹哨的醫生、蒙騙群眾，無所作為，到突然采取粗暴極端的方式封城，封城的同時卻沒有任何配套的救援、接濟措施，口罩、床位、器械、防護設備奇缺，民眾坐困牢籠、逃生無門，交叉感染。執法人員粗暴蠻橫、窮凶極惡。網上看到深圳市光天化日之下幾名城管將一位未戴口罩的女士打倒在地，一名武漢的司機在高速公路上足足困了20天下不了高速。武漢市區醫院床位不足、人滿為患，醫護人員心力交瘁，廣大民眾住院無門、坐以待斃，焚屍爐晝夜不停，九省通衢短短幾天頓成人間煉獄。大難當頭，領導層高高在上、忙於權鬥，當地紅十字會貪贓枉法、克扣物質，各級官員推諉扯皮、無恥作秀。全國各地封路自保，武漢人公開遭遇歧視。而政府則繼續隱瞞實情、打壓輿論，人民也依然逆來順受、任憑宰割，甚至臨死也不敢講出真話。這一切的一切，完完全全暴露於整個世界麵前，連第三世界都沒發生的毀滅性的瘟疫發生在了自稱第二經濟強國的中國大陸，徹底暴露了後大清帝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本色，和“中國夢”噩夢的實質。疫情麵前，曾經奮力打造的繁榮假象徹底坍塌、一夜崩潰，暴露出了中國大陸在人權、民主、法製、政治文明發展等方麵世界末流的真實狀況。
這裏就有了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中國如何從世界文明的一極落到了這部田地？答案是明確的：亡國造成的。我們今天看到的有關中國文化和曆史的文獻並非真實傳承下來的原始記載，而是人為篡改、刪節之後的東西。滿族韃子入主中原之後，深知自己是沒有文明積澱的異族，所以就處心積慮破壞漢族人民的傳統文化和傳統信仰，唆使奴化了的漢族知識分子如紀曉嵐之類通過編纂《四庫全書》，從中刪除了大量中國文化中反狄夷的內容，而這些內容恰恰是中華文化的精華所在， 所謂“古來風骨氣節用以正人心道統，非關文武，乃為吾族文化之接續，使之不絕於天下，殊異於外族，以明華夷之辨。”然而，即便是篡改後的東西，我們從先秦時期的文獻中絲毫也看不到漢人的卑怯、貪婪、冷漠、虛偽、油滑，反而有很多諸如救危扶困，濟人不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報，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諾千金；輕生重義，生死相許的故事，同時還有大量諸如列子學射、專諸烤魚、荊軻刺秦、萇弘化碧、白虹貫日的記載。可以說，中國的曆史一路走來，雖因戰亂和朝代更迭以及北方蠻族的屠戮而跌宕起伏，期間也經曆過五胡亂華等慘痛的災亂，但是憑著智慧和堅韌，這個民族依然柔韌而頑強地生存了下來，中國文化也傳承了下來。發展到了宋代，中國文明更是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統治者不以言論治罪，使社會環境更為較鬆，人民相對自由，士大夫們精神上有追求、學術上有自由、道德上有規範、生活上有品味。宋朝成功地實現了政治的穩定，建立了和平的政權交接製度，使得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輪流執政達百年之久。正是在這段百餘年不折騰的平穩時光中，經濟得到了持續發展，北宋時期汴梁人口在百萬之上，官民雜處、商民相間，“八荒爭湊，萬國鹹通”。 宋朝統治者知文達理、談吐風雅，統治者自身的文化素養及價值取向，影響到了社會的各個領域，彼時文化藝術繁花似錦、空前璀璨；建築柔麗纖巧、清雅飄逸；普通市民多顯大家風範，食不厭精，寢不厭軟；火藥、活字印刷、指南針等發明創造層見迭出、精彩紛呈。東方的中華文明和同時期的西方拜占庭文明鼎足而立、交相生輝。
有些人看到今日國人品性的怯懦而奸詐，產品的粗製濫造，賺錢的毫無底線，會強烈懷疑中國人的祖先曾經言而有信、剛正不阿、一往無前、頂天立地。這又是另一種類型的機械思維，即不能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其實，每一個非小學畢業而又未曾冒充博士的人，如果係統地閱讀過中文的典籍，自然能發現，古代中華文明所包含的人性思想、創造元素、敬畏天地自然的理性精神是客觀存在過的，宋代以前中國文明曾經有過的輝煌是真實的，這從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出使中國，從宋朝時日本女性頻頻來華夏借種，從馬可波羅遊記中的詳實記載，從韓國、越南使用漢字逾千年之久，從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的縝密考證，都可以佐證。但是，這一切隨著陸秀夫在崖山的縱身一躍，從此一去不複返了。蒙元的血腥屠殺、種族滅絕、種族奴化最終使漢人失去了漢唐積澱下來的高潔品性、是非觀念、處世智慧、為人原則、生物特性和遺傳基因。傳統意義上的古老中國隨著宋朝的亡國實際上已經消亡，她那悠久燦爛的文明基本失傳，精進、敬業、誠信、守節、忠勇、尚武，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慷慨赴死、以身殉道、品格清澈、雍容文雅這些曾經的品格在今天的國人身上已經難覓蹤影。取而代之，膽小、冷漠、自私、麻木、猥褻、殘酷，既狡猾又愚昧，既貪婪又懦弱，“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則大行其道。今天的國人為了買幾袋奶粉在澳大利亞的超市當場扭做一團。在意大利旅遊的中國大媽吃完方便麵順手便將湯汁倒入旁邊的噴水池內。在加勒比海的遊輪上，大陸旅行團隻有一人在候取自助餐的隊伍中排隊，輪到自己時采取接力的辦法為不排隊的同胞傳送龍蝦，完全不考慮身後自覺排隊的其他客人，仿佛是饑不擇食的乞丐。為了移民歐美，無數失魂落魄的人謊稱民主鬥士、臥底間諜，編造謊言，出盡洋相。2018年，中國大陸的賀建奎為了一己的名聲，私自改變嬰兒基因排序，遭到舉世譴責。凡此種種，坑蒙拐騙、沒有底線，粗鄙下作、 不知廉恥。近日矽穀又傳出一則新聞，一位華裔女白領為了安慰國內阿Q的玻璃心，學習“半夜雞叫”，於淩晨時段拍攝了所住小區居民起床前的景象，聲稱“實拍疫情中的美國，口罩脫銷，商鋪關門，學校放假，比想象還嚴重”。該造假視頻很快就遭到網友舉報。事實是，她拍攝的Fremont社區從來沒有因為流感而停過課，商家也照常營業。據世衛的估算，中國流感每千萬人中有600多人死亡，美國近年的流感，每千萬人中僅約300人死亡，比中國少一半多。現在疫情已經蔓延至全美各州，在紐約沒見到其他族裔囤積口罩，偏偏就遇到個別華裔，提前把超市口罩一掃而空，疫情爆發時在唐人街高價叫賣，見錢眼開、投機倒把、利令智昏、自輕自賤。脆弱、虛偽、自卑、自棄到了何種匪夷所思的地步。沒有傳統，沒有信念，沒有道德，沒有格局，沒有境界，民族精神、民族靈魂蕩然無存，和自己的祖先天壤懸隔、格格不入，這就是今日的國人。
某些網友一再詢問一個問題：既然“一尊”如此不堪，怎麽還能穩居寶座？既然各級官僚都是酒囊飯袋，怎麽還能官運亨通、步步高升？他們一定是有能力、有本事的。如果他們沒有比我們更高的能力，怎麽能長期統治我們這些有能力的人？
此話貿然聽來似乎有道理，其實是一個典型的齊東野語。如果大家有心觀察一下，我們便會發現，大凡提出這樣問題的人，往往是那些在農村長大或是長期處於社會底層被奴役、被壓迫的人群，盡管他們後期也受過某種程度的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但青少年時期的經曆已經在他們潛意識裏種下了深深的等級觀念、皇權思想，他們有很強的隱性的草根心理、賤民心態，精神已被無形中滲入骨髓的奴性所麻痹，漸漸失去了正常的感知能力、思辨能力，陷入了慣性思維、囚籠思維的怪圈。他們習慣性地、下意識地認為社會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必定有難以名狀的才智和神秘莫測的魅力。事實恰恰相反，像這好大喜功、土豪炫富的“一帶一路”大撒幣行為明明是浪費民脂民膏，石崇比闊、愚蠢透頂，偏偏被這些人理解為“一盤很大的棋”，“領導人考慮問題當然要比我們站得高、看得遠”。再比如，按每桶高於國際油價70美元的價格從曾經殺害了自己無數同胞、霸占了自己祖先大片領土的劊子手那裏購買石油，還要簽25年的合同，以這樣弱智的手段扶持曾經的仇人，完全不考慮這個仇人本性難移，將來會繼續殘害我們的子孫後代，這明明就是認賊作父、自輕自賤、愚不可及的小學生把戲，偏偏又被農民工讚美為“中俄全麵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大手筆”。這些人下意識地認為皇帝奴役人民是順理成章的，平民百姓被蹂躪、被擺布是理所當然的，而完全沒想到是自己的愚昧使然，是自己的麻木使然，是自己的奴性所培育的罪惡製度使然。
其實，上麵這個問題的答案簡單而明確。春秋戰國時的中國人，遺傳的是俠士的基因，如今亡國兩次後的國人遺傳的是奴才乞丐的基因。古代中國的精英文化是士大夫的文化，是選賢任能，而現在的官場文化是醬缸蛆的文化，是劣勝優汰。在現在的醬缸蛆文化氛圍裏，恰恰是流氓無賴才能出頭，是劣幣秒殺良幣，奸賊KO君子。在目前大陸的官僚體係內，飛黃騰達並不需要真才實學，隻要做到無恥、厚黑，不要臉，敢於胡來，就能升官發財。能上位的人基本靠兩個招數：一是揣摩上級、脅肩諂媚，二是弄虛作假、胡作非為，核心是不擇手段、沒有底線。“一尊”明明是思維混亂、意識僵化、昏招迭出、自以為是，被嘍囉們說成了“ 高瞻遠矚、統攬全局、運籌帷幄、指揮若定”。武漢肺炎明明是SARS類型的急性傳染病，以高福為首的8名國家級“磚家”實地考察、采集樣本、收集數據後，偏偏要信誓旦旦地說：這種新型冠狀病毒“可防可控”，“不會人傳人”。武漢市青山區鋼都花園管委會竟然使用垃圾車為轄區內的居民運送豬肉，完全把民眾當牲畜，也把自己當成管理牲畜的領頭牲畜。一份來自陝西省安康市中心醫院的臨時工作補助統計表顯示，主任上班一天可拿9900元，而那些因為抗疫 “沒吃一口飯、沒喝一口水” 的門診護師，每天卻僅領到200元。這是一副怎樣的人妖顛倒的圖卷？剛剛發布了停止封城的官方通告，三小時後又宣布作廢，仿佛是發生在某個叢林部落。開會時常委們不戴口罩，省部級幹部卻要一罩遮麵，又像是身處原始村社。這是怎樣的一群沒有人性尊嚴、道德信念的行屍走肉？群魔亂舞，醜態畢露，曠古絕今。連德國媒體也忍不住說，俄國的那些中國學生的上層沒有一個是男兒。這話非常準確。這首先是因為在乞丐文化中得勢的往往是那些脾氣溫吞、性格馴順、沒有血性的諾諾奴才。而醬缸蛆的官場文化，又驅使他們經年累月重複著套話、空話、假話、謊話。他們的人性已經徹底異化，失去了正常人應有的是非觀念、道德準則、人性良知和反抗本能。他們身上所具備的那些察言觀色、逢迎拍馬、陽奉陰違、首鼠兩端的乞丐國、醬缸蛆的技能，不能算作文明社會正常人應該具備的正常能力。而文明國家行政人員應有的道德認知、自律精神、公共意識、國際視野和使命感，他們卻是賊手空空、一無所持。這也就是他們在奴隸眼裏神威無比，而在智者眼裏馬勃牛溲、一文不名的原因。
我曾無意中看到，在紐約本地做老美生意的華人堂吃類小食，多由三種人經營：上海人、香港人、台灣人。老美並不愚鈍，還有點嘴刁，對品質有基本要求，並非填飽即可。想長期做老美生意並得到他們的認可，除了菜品本身的味道外，衛生、細節、誠信、精進亦不可少。上海、香港、台灣都是受外來文化影響深遠的地區，而從中國大陸其他省份來的人似乎很難同時做到這幾點，也許是翻身解放時間還太短，無法短期內一下子從赤貧提升為完整意義上的中產。長期做老美的生意，就必須要認真做事，保持標準，守住底線。認真做事，保持標準，守住底線，對大部分大陸人民而言竟是如此困難。如果最後事實證明疫情爆發是因為生化實驗室管理不善導致病毒泄露，人們並不覺得奇怪。因為敷衍搪塞、表麵文章已經是中國大陸各級機構的通病，粗枝大葉、馬馬虎虎也是國人一貫的處事風格。2015年，石“青娘”得意洋洋在《自然》期刊發表論文，稱冠狀病毒可人工改變基因，不需中間宿主就可傳給人類，並公布了係列參數，央視和其他媒體曾高調報導過這項“突破”。2017年，石“青娘”團隊又完成了五種版本病毒基因改造，四種有傳染力，其中的一種可侵害肺功能，另一種可破壞人類免疫係統。人們不能不產生疑惑：為什麽要搞這樣的研究？為什麽要把如此危險的實驗室建在人口稠密的武漢海鮮市場附近？為什麽要在國際上宣揚這樣的科研成果？我們身邊總有一部分人，無論在生活中遇到怎樣的結局，無論自己導致了何種後果，總是歸咎於外部因素，千條萬條原因都是外部的原因，千錯萬錯都是他人的錯。可是仔細分析，並非如此。如果不是私字當頭、任人唯親，提拔一批混世庸才到領導崗位，會做出把病毒實驗室建在鬧市附近的“半調子”決定嗎？如果不是各級官僚群體性地喪盡天良、沒有底線，會提拔一個藝術特招生作研究所所長嗎？如果不是全民道德淪喪，會助紂為虐對講真話的醫生進行威脅恫嚇嗎？如果不是恬不知恥，會不顧百姓死活，機關算盡隻顧維護個人的權位嗎？如果普通人平時就對抗這些倒行逆施，流弊會經年累月長期存在嗎？如果知羞識廉，當事者會不懂道歉和悔改嗎？此次疫情波及東亞，韓國、日本均有參與抗疫的公務員因工作不力而自殺謝罪，但是中國大陸至今未有一名官員反省和自裁，也沒有一名官員真誠感到羞愧和自責。這就是問題所在，恰恰是自己平時的墮落，長期的腐爛，才招致了災禍的最後集中爆發，落到了這部田地。“ 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如果此次疫情並非由實驗室病毒泄露所致，那麽中國大陸在生態環境方麵所遭受破壞的程度，人民對自身生存環境的自我作踐程度也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到了大自然必須對人類懲戒的地步。在俄國徒弟們多年的倒行逆施之下，幾十年亂砍濫伐、汙染環境、竭澤而漁、殺雞取卵，中國大陸已經成了全世界在自然資源、生存環境方麵最貧窮落後的國家，貧窮到了沒有了森林、沒有了湖泊、沒有了濕地、沒有了沼澤、沒有了丘陵、沒有了綠地、沒有了溪流、沒有了池塘，唯獨剩下了空曠平坦的農田，大而沒有個性的廣場、車站、馬路，和為了炒作房地產侵占良田蓋起的一座座火柴盒式高樓。以前有大自然在，病毒尚可棲息於灌木，寄宿於動物。如今青山夷為平地，樹木砍伐一空，麻雀銷聲匿跡，河床幹涸見底，沒有了大自然的天然屏障，加之空氣汙染，懸浮顆粒超標，病毒暢行無阻，如有神助，飄逸四散，實屬必然。名為天譴，實為自殘。可以說，病毒流行完全是一種病態工業化的產物，是大自然的自身免疫反應，是生物界的獲得性疾病。“如是等罪，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大自然本能地以過激的方式懲戒那些放浪形骸、無法無天的生物群體。
言及至此，我們大概知道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大概知道了當事主體的真實狀態。自然生態已經被破壞，民族靈魂已經喪失，民眾也已經被奴化，人民這個主體的大部分已經退化到了最原始、最矇昧的狀態。這種情況下還能否自救，如何在較短的時間內通過自身的力量懸崖勒馬、歧途折返，以便死地求生，縮短苦難的時間，是問題的關鍵。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幸運，也沒有無緣無故的苦難。任何發生的事變都是必然發生的，而事件存在的本身就在提醒人們其背後的原因，隻是這些原因在結果顯現之前並未被當事人察覺。人類世界本是一個因果相續、自然淘汰的機製，生存下去、掌握自己的命運，唯有從自身入手。要想對症下藥，有必要看看真實的強國是怎樣的。在我看來，真正意義的強國，應具備這些共同特點，國民在外不受欺淩，國家能保護國民的利益，每逢動亂、災禍，生死存亡的關頭，國家民族可以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及時恢複元氣，重現昔日的輝煌。按照這個標準，世界上有一定人口基數的原生強國也不過就這麽8個：西班牙、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土耳其、俄羅斯、日本。這幾個國家具備了強國的共同特點。從宗教的層麵看，他們當中有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伊斯蘭教、神道教，從體製的角度看，他們當中多是民主國家，但也有俄羅斯、土耳其這種貌似民主、實則相當獨裁的政體。也就是說，民主與否並非強國的必要條件。而從宗教信仰入手，唯一的結論就是信仰佛教的國家中未曾出現過世界強國。上述強國的共同點是在民眾方麵：有強大的民族凝聚力，抱團取暖、崇尚冒險，喜兵右武、好勇鬥狠，愛管閑事，經常主動出手。以西班牙為例，皮薩羅在第二次遠征美洲時發現了印加帝國的城市貝斯通，他立刻回到西班牙遊說查理五世，得到授權後再次遠征，帶領區區168名隊友，擊敗了有8萬士兵之多的印加帝國，最終毀滅了整個印加文明，把西班牙語推廣到了整個中南美洲。去年9月，講加泰羅尼亞語的民眾在巴塞羅那舉行了由數萬人參加的加泰羅尼亞獨立集會，但是，講西班牙語的民眾隨即在50多個城市舉行了更大規模的反獨立遊行，顯示出了在動蕩時刻強大的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覺性。土耳其也是一樣。一戰結束後，奧斯曼帝國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停戰協定，昔日的屬地被協約國瓜分得一幹二淨。1919年召開的巴黎和會在協議中規定奧斯曼帝國將丟失15世紀以來占領的所有領土，塞爾柱突厥世代生存的固有領土也將被分割殆盡。這要是換了印度、中國，很可能幾個世紀無法翻身。值此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土耳其立刻出現了一位冉閔式的人物———凱末爾。凱末爾不過是奧斯曼帝國的一介平民，經過戰爭的洗禮才嶄露鋒芒。國難當頭，凱末爾展示出了堅韌不拔、精力旺盛、知人善任、能征慣戰的領袖特質，一手把全國各地分散的民族主義團體和武裝力量統一起來，斡旋議會通過了土耳其獨立宣言《國民公約》。其後，希臘軍隊在英國的支持下進攻土耳其，凱末爾以總司令的身份親率土耳其國民軍與希臘軍隊在薩卡裏亞河決戰。戰鬥中凱末爾肋骨被流彈擊中，但他帶傷指揮戰鬥，士兵舍生忘死、奮勇爭先，重挫希軍主力，一舉扭轉戰局。戰場的勝利迫使協約國於1923年簽訂了《洛桑條約》，正式承認土耳其的獨立和主權。凱末爾上台以後，改革文字、解放婦女、推行服飾革命，依靠強權推行世俗化和全盤西化，使土耳其人迅速擺脫了伊斯蘭文化束縛，從君主專製走向了民主共和。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在奧斯曼帝國崩潰之時能夠逆襲苦命、脫胎換骨、一飛衝天、朽木升花，確實是人類曆史上的一個奇跡。土耳其在關鍵時刻能夠鹹魚翻身、絕處逢生，主要靠的是族群中那麽一批有勇氣、有膽量、不怕死的人。這幫人比例甚高，沒有凱末爾，也有塞利姆， 沒有尼亞齊貝伊，也會有思維爾帕夏。
這次華夏人民其實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哀鴻遍野、人心惶惶，經濟崩潰，政治孤立，與國際社會被動“切割”，但是肇事者依然沒有任何悔改，反而是變本加厲：隱瞞疫情、打壓異己、重用奸佞、玩弄權術。大災大難麵前，期待迅速翻身，仰仗千千萬萬已經被愚化了的普通民眾，是不太現實的。這個過程將十分漫長，民眾即便是到了賣兒鬻女、吃糠咽草的地步，能否眾誌成城都是一個問號，這從人口愈億的漢族民眾用了268年的時間才推翻這區區幾十萬滿族韃子的統治就可以窺見一斑。短期內期待絕地求生，唯有依賴華夏民族中的那極少數的精英。矯正14億人口乘坐的這艘大船的航線，使其不再駛向更大的深淵，關鍵要看這極少數精英能否挺身而出，拿出舍生忘死的精神和義無反顧的勇氣。或如張柬之、崔玄暐那樣東窗起事，或如徐錫麟、秋瑾那樣悲歌擊築，或如方孝孺、譚嗣同那樣以身殉道，都可以產生出更快的效果。有這樣的人願意站出來，有更多這樣的人願意站出來，有更多這樣的人願意早一點出來，就一定會盡早結束苦難。舍此之外的其他方式必將付出更大的犧牲，承受更多的無妄之災，連累更多無辜的生命。
與動物不同，人類具備思考的能力、思辨的能力。而具備思辨能力的族群，多能從苦難中找出肇事的原因，進行相應的內部改革和戰略調整，從而避免重蹈覆轍。對於華夏民族而言，應該從這次瘟疫中吸取怎樣的教訓，這是必須坦誠麵對的一個課題。
宋朝以前，中華民族幾次起死回生。西晉時期五胡亂華，匈奴、羯等族軍隊屠城掠地，橫征暴斂，漢人青壯年大多戰死。多年的戰亂也使中國的文化、建築成了一片廢墟，眾多秦漢時期的文明古城隻落下尺椽片瓦，大量文化宗卷被付之一炬，華夏文明幾乎消失殆盡。中華大地吹起了胡樂，穿起來胡服，築起了胡巢。在中國曆史最黑暗的時侯，一代英豪楊堅橫空出世，他在漢民族麵臨滅族的最危險時刻巧取最強大的胡人政權，建立隋朝。楊堅上位後立即恢複了自己的漢姓，強力停止了軍界和政界的胡化趨勢。他崇尚節儉，勤理政務，寬仁待民，使人口顯著增加，衣食逐漸富足，國力日漸強盛，漢民族終於恢複了元氣，先後征服各族蠻夷，實現了胡人政權到漢人政權的平穩過渡，使華夏文明起死回生，完成了幾乎不可能完成的驚天壯舉，實現了“開皇之治”。但是，蒙古的入侵改變了這一切，蒙元的種族滅絕熄滅了中華文明的民間火種，徹底扼殺了中華文明的靈魂。而宋朝亡國以後的曆史也證明，失去了中華文化靈魂的華夏自身已經不再具備自我修複的能力。無論是賤民稱王、特務治國的明朝，沐猴而冠、韃子稱霸的清朝，戰亂頻仍、軍閥割據的民國，東施效顰、仿冒赤俄的今朝，再也沒有了華夏民族原有的民族精神、傳統信仰、文化傳承和遺傳基因。
俄國的學生們折騰了幾十年，幾經輪回，到了今天，大陸的民眾仍然是一個不去照顧弱勢群體隻會到處撒錢買麵子而又被迫裝防盜門的土豪思維，一個不敢開疆擴土隻知道自殘絕育、圍著一鍋殘羹剩飯的有限資源爭個你死我活的生存哲學，一個什麽都要和鄰裏攀比、賣腎買iPhone、為他人眼中的虛名活著的市井理念，一個為了眼前蠅頭小利沒有底線搞得假冒偽劣防不勝防、自絕後路的鄉風民性，一個屈服於強權並集體溜須拍馬為昏君的剛愎自用推波助瀾的奴性文化，一個被廁所都不夠用的國家強占邊境數月隻會拍《戰狼》意淫自慰的武大郎精神境界......
這個鐵的事實已經證明，目前實際存在於民間的現有的中國文化已經不能自我醫治自身的疾患。改變華人身上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基礎文明低下、抗爭精神萎靡等方麵的致命缺陷必須要有更為寬泛的視野，從全新的路徑入手。相交於大部分亞非拉民眾，華人當然也有自己的優勢：吃苦耐勞、克勤克儉、重視家庭。但是對於能否完全主宰自己命運而言，這幾條優點是遠遠不夠的。現實是，華人在世界各地仍然是被毆打、被羞辱、被欺淩的對象，相比之下，海外的俄羅斯人並不存在這個情況，即便是高麗棒子的情況也好了很多，因為華人當中不怕死、敢於豁出去的人還不多。現在的華裔缺的不是聰明，缺的是血性；缺的不是知識，缺的是信仰；缺的不是現代科技，缺的是基礎文明。如果華裔的大多數能夠做到言而有信、潔身自好、自尊自愛，同時不懼威脅、敢於玩命，那就會讓人刮目相看。既然自身的文明已經無法進行自我修複，那麽解決信仰和基礎文明的問題，就需要大力借鑒目前世界上的先進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對於中國大陸而言，隻有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增加與發達國家的交流互動，引進現代民主、科學、法製的理念，同時加大基礎教育的投入，才是恢複元氣的唯一辦法。在汲取其他民族先進文明養分的同時，還要逐步恢複被亂黨賊子摧毀了的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重樹禮義廉恥的道德觀。長此以往，才能慢慢解決基礎文明和信仰的問題。
和任何民族一樣，華夏民族也曾經是一個動態種群，具備遺傳基因的多樣性。但是由於曆史上遭逢的多次種族滅絕和本身體製內暢行的逆向淘汰機製，有骨氣、有血性、有創造思想、有反抗精神的群體漸漸被屠戮殆盡，犧牲了所有的竇憲、楊惲、卓敬 ，殺光了潛在的尼采、梵高、納什，人為選擇了一批下作如桑衝、邪惡如朱案、奸詐如郭京、肮髒如梁冀的奴才、惡棍、人渣、痞子和智障。及至今日，高貴基因、冒險基因、反抗基因相對稀缺，這乃是比基礎文明低下、信仰缺乏更為嚴峻、更為艱巨的任務。發展經濟，加大開放，強化教育，或許會漸漸解決精神信仰和基礎文明的問題，而改變血性缺乏、反抗精神萎縮的問題卻是任重道遠。而沒有血性，就不可能有徹底的自由、徹底的翻身解放。科研人員的研究表明，正常情況下改變一個物種的基因大概需要七、八代的演進，也就是二百多年的時間。這的確是一項幾個世紀的工程。漢武帝時代，他可以通過鐵腕強力推行“獨尊儒術”。在民主包容的環境下，改變民眾舊的陋習，難度反而更大。但是華人也必須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衛生習慣、生活習慣，才能保有健壯的體魄、充沛的精力、高昂的鬥誌、不屈的精神和挑戰的意誌。所以，台山人不要再吃田鼠，福建人不要再吃石螺，玉林人不要再吃狗肉，武漢人不要再吃穿山甲。廣大華裔都要多吃羊肉、牛肉，都要保證飲食的潔淨，身體的清潔，居家環境的衛生，外部環境的清靚和美化。長此以往，就能慢慢改變自己的生理狀態，不再像那個曆經三朝，滄桑苟活的“帝師”那般表情冷漠， 目光渾濁，麵相陰森，邪煞氣聚。也就不再那麽瘦弱，不再那麽卑瑣，不再那麽膽怯，不再那麽有氣無力。幸福的秘訣是自由，自由的秘訣是勇敢。勇敢的背後是生理因素，決定生理因素的是基因、水土和生活習慣。
寒食時盼郭外春，江城無處不傷神。
忍看三月東湖柳，係得春心慰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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