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口看陸港政治光譜的變遷

首先，不同的政治倫理，在抽象層麵都可以得到完備的辯護，最終隻是對終極價值做出各自不同的選擇而已。

其次，人們傾向於保持自己原本的價值取向，如果這些價值取向是自己成年後自由選擇的，那麽這種堅持會更強，因為這些價值取向是建構自我認同的重要部分。

最後，現實中的政治陣營，都不完全符合其宗奉的政治倫理，因此人們在選擇對立的政治陣營，判斷的依據未必是對終極政治倫理的認同或不認同，也可以是對朽壞的政治現實的認同或不認同。

內地：單向的塑造→單向的轉化→二次皈依

本朝開國後，對人民的政治塑造是單向的，從人作為人、作為公民的意義上講，是“人猿相揖別”程度的“解放”。因為此前的人民群眾，是完全未經啟蒙的，沒有任何主體性，與牲口差不了多少。本朝將他們塑造為單向度的人，並且鼓動、領導他們的政治參與。這種政治參與最終在沒有製度製衡、沒有外界交流的情況下，被一個超凡的、激進的革命領袖利用革命時期留下的政治組織，推向十年動亂。

改革開放後，又是完全不同的情景。普世尺度上，全世界隻有兩大政治陣營，社會主義VS自由主義。兩個陣營是完全敵對的。中國（兩岸三地）也從屬於這個對立體係。但是80年代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無論是內地還是在世界範圍，都是隻有從社會主義轉化到自由主義，而且不是加加減減後的“淨流出”，是完全單向的轉化。因此，當時來看，社會主義陣營的衰敗隻是時間問題。

又由於蘇東劇變，很容易得出一個推論，即鐵幕、竹幕一旦被外界的信息滲透，社會主義體製都將迅速崩潰。這樣的期望，促使西方國家以開放的心態接納中國進入他們主導的世界體係。這在很長時間裏，也是內地自由派對抗體製的信心所在。

但這種情況並沒有出現。紅色中國非但沒有崩潰，還出現了二次皈依。80年代後，被西方和內地自由派轉化的許多人，甚至可以說，是被轉化後的大多數人，又重新認同中國道路。本來，這些人從小就是在社會主義體製裏，被作為“接班人”來塑造的；他們的轉化，是在成年後，接觸到不同信息，在自由思考的前提下做出的自主選擇。這樣的二次皈依，是在完全對立的政治陣營裏，叛逃後再反正。這是不同尋常的。

那麽我們可以得出兩個推論。

①社會主義有頑強的生命力。

②西方和內地自由派當初對這些人的轉化，一方麵是基於對朽壞的政治現實的揭露，另一方麵是借助了謊言；隻有很少的人是真正在價值上、倫理上改變了自己的認同；而現實可以得到改善，謊言必將被戳穿，這樣的轉化也容易逆轉。

香港：”永恒”的40%、被遮蔽的單向“赤化”暗流、全新的對抗邏輯

香港，是容納內地難民的綠洲城，基本麵貌就是內地的鏡像。一切都是跟內地相反的，內地推崇的就是香港唾棄的。盡管作為一個殖民地，並不是標準意義上的自由主義陣營的政治生態，是自由放任、法治與各種前現代後現代、東方西方諸元素的混合，但有一點毫無疑問，它是自由主義陣營的一員。它的“體製”，特別是在教育、媒體、宗教上的mainstream，是被pan-democrats陣營掌握的；隻有在行政治理上，受阻於掌握主權的大陸強加的製度設計，這些人才一直沒能得到自己期望的主導權。

這裏要講清楚，pro-establishment隻是相信one country two system，並不是認同社會主義，他們也是認同自由主義價值的。他們是相信既有的政治製度，既沒有意願去向內地擴張自己的價值，也不認為要對抗中央才能守護自己的價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稱為“建製”。並且他們也不等同於資本家的黨。資本家才幾個人？律師、醫生這些典型的中產主要是什麽派別的？pro-establishment中的大多數，還是底層的窮人。

那麽，與內地學校批量生產小紅花相反，90%的教師都屬於“教協”而非“教聯”的香港教育界，自然是在批量生產認同自己的年輕人。但這裏就有一個問題，自1991香港開始有選舉後，30年來都存在的60:40黃金比例是怎麽回事呢？看起來永恒的40%，實際上必然是動態的，因為人總是要死的。

首先，這40%必然不能歸因於老古董。因為從30年前開始就是40%，現在的老古董當時還很年輕。

其次，也不能說人老了就失了智，就會“墮落”到愛國愛港陣營。人老了隻會變得保守、不那麽激進地要改變現實，但並不是就會背叛既有的價值取向。大家都知道，香港兩大陣營是勢同水火，剛從學校出來的激進pan-democrats，老了以後按理說隻不過是變成溫和pan-democrats。要從一個陣營投奔徹底敵對的另一個陣營，絕不會是年老昏聵，而隻會是明確的自我選擇。

結合具體的觀察，又可以總結兩點。

①中國大陸在香港有長期的存在，即便在回歸前，不依賴行政當局的支持，也有40%。當時的這40%，隻能是從鬥爭中來的。

②除新移民以外的pan-democrats都是從小就被學校教育成pan-democrats，pro-establishment不掌握教育係統，但原有的支持者老死後又總能發展出新的支持者，這都是從對立麵轉化過來的。這個轉化過程，或者說自主選擇的過程，就我有限的觀察來講，大多發生在25~35歲之間，如果過了35歲還沒有轉變思想，那麽就一輩子都不會改。這與內地人非常相似，內地的80後就是在這個年齡段走完了叛逃再反正的旋轉門，而那些35歲前沒改變過政治傾向的也就終身不改。類似地，香港的這個過程也是單向的，隻有原先覺得大陸很可怕的人發現大陸沒那麽可怕甚至還很親切、可靠，而沒有相反，不存在一開始相信大陸而之後感受到欺騙、背叛的人。本質上，他們都是在反叛自己未成年時接受到的學校教育。但與內地不同的是，香港沒有二次皈依的現象。

再進一步地，我想明確30年前和30年後，香港兩大陣營對抗的邏輯出現了變化，舊的邏輯在消退但還未徹底退場。

30年前對抗的邏輯是什麽呢？是怕大陸不給香港自由，大蓋帽的軍隊警察和灰色中山裝的幹部來接收。由相信還是不相信大陸的承諾，分化出了兩個陣營。

但這個是很容易被曆史證偽的，回歸22年來僅出現過一次案例，香港人的生活完全沒有被強行改變，報紙上還是想罵誰就罵誰。那僅有的一次案例，眾說紛紜，短期會強化對失去自由的恐懼，但長期來看情報部門的一次行動不會帶來什麽根本變化。這幾十年來，西方國家情報部門在本國內外也有各種行動，也搞出過各種事件，西方社會的自由被這些活動改變了嗎？情報部門本來就是公開的法外之地，中外皆然。

故而，30年前的40%是被誠摯的承諾說服，之後的40%是逐漸被現實打消了這方麵的顧慮。

所以，這裏麵就有另外一個問題，如果一直都是這個對抗邏輯，那麽越到後來，現實的說服力就應該越強才對，為何40%還僅僅是40%呢？這說明對抗的邏輯肯定在不斷變化。

比如說，怕代理人、23條、特務、第五縱隊，怕明的不來來暗的。比如說，怕2047一夜變天，中老人可能不在乎，但年輕人就非常害怕了。這些都是原有的對抗邏輯的演化。

可能是由於，教育係統教化未成年人的流量，要大於25~35歲被轉化的流量，這個轉化的暗流就被遮蔽了。

但在最近幾年，出現了全新的對抗邏輯。

我們知道，香港是大陸的鏡像。盡管一開始有一些上層社會的政治難民，但大多數人跟他們內地的土親戚一樣，是沒有政治主體意識的，殖民統治者也不會主動去喚起他們的主體性。這一情況在90年代有了改變，將要撤退的殖民政府廣施“德政”，一夜之間人人都有了選票，出現了廣泛的政治參與。

在參與的過程中，他們同仇敵愾，對抗威脅香港自由的大陸，守衛了自己的家園。而大陸呢，留用原來的殖民地官僚係統，讓自己的代理人與商界地產黨結盟。因此，自由放任的經濟體係造成的惡果，就被解釋為大陸的責任，是恐懼自由主義的大陸在用民脂民膏收買地產黨。捍衛自由、改善民生，都表現為要對抗大陸。他們在這個長期的、集體的政治參與中，淬煉出了城邦認同。既然所有的問題都是外來者造成的，自然而然地，解決問題就要奪回自己的家園。從而在中國的土地上出現了去中國化、“反Chinazi”的奇觀。

這個新的邏輯與舊的邏輯在人群覆蓋上是同構的，原來相信one country two system的人群，本就沒有參與這個對抗過程，也就不會形成反華的城邦認同。

香港在回歸後，受舊的對抗邏輯的掣肘，一直都沒有進行去殖民化的教育，也就沒有完成國家認同的建構。這非常類似於台灣主權未定論。但這個狀態並不會持久。香港和台灣，都是在對抗性的政治參與裏，形成了自己的城邦認同。

原來對於one country two system，爭議是在two system能否得到保證，one country是不證自明的，就像你我都是你我的母親生下來的。但這個one country的認同是文化上、曆史上通過一代一代的繁衍自然傳承下來的，在香港脫離殖民統治，成為自治的城邦主體的過程中，並沒有被中小學的公民教育吸納進去。

香港的公民教育，隻講自由、民主、法治，並且認為人人都應該守護這些價值，而守護的方式就是對抗邪惡的外來者。上一代的pan-democrats並沒有刻意去塑造反華的城邦認同，這樣的認同完全是在普遍的政治參與中自發生長出來的。

如果說，對於威脅的恐懼，還能通過現實、通過交流來打消，那麽，既有的國家認同卻是難以改變的。

比照日本對朝鮮和台灣的統治，朝鮮被殖民前盡管還不是現代國家，但也已經有較強的國家認同；而台灣的國家認同則很弱。同樣都是殖民50年，日本在台灣的殖民遠比朝鮮成功。國家認同，是長期穩定的，內地的中國人即便移民了，終其一生都還是中國人，要下一代才會改變認同。

這種認同是威武不能使之屈、貧賤不能使之移的。每一個現代國家存在的基礎，都是國家認同，什麽主義、什麽製度，都不能消滅這種認同。

但這種認同又不是寫在基因裏的，是要後天的教育塑造的。我的父親母親的祖國，未必是我的祖國，這個道理，看看ABC就能明白。

在新的對抗邏輯下，現在香港的40%，很難再從年輕人中轉化出後來者，是注定要消亡的。

這種情況必須改變，而且必須立即改變。

 

內地自由派沒弄明白的三件事

1、以前隻懷疑two system的時代，中央為什麽不痛痛快快，接受殖民者留下的普選

因為那樣會選出，或者可能會選出，積極反共的特首，組織積極反共的政府。不認同社會主義，與積極反共大不相同。two system是強者畫個保留地給弱者，允諾不侵犯弱者，彼此共存，僅此而已。鄧的一係列講話，也都講得很明白。

香港上一代的pan-democrats就是沒搞清楚這件事，司徒華後來想通了，想要談政改，但他當時已經控製不了局麵了。

two system就意味著，香港自治的空間就隻在自己的治理。哪個主義真、中國應該推行什麽主義，不是香港可以管的事。香港人對此，可以在民間發議論，可以在學校保留不同意見甚至排除其他隻留反共思想，但唯獨不能用政治資源來反共。

否則就是不要共存了唄。不能你弱你有理，要決一生死。我強你弱，那我滅掉你是應該的。

2、中央對香港民生困苦未必有多少責任，即便有，也不構成pan-democrats通敵叛國的理由

首先，政改本來就是要推行的，是pan-democrats有超出basic law的不合理要求，才造成長期僵局。這樣的僵局是港人治港的情況下，港府長期未能應對結構性問題的原因。

其次，即便假設pan-democrats的要求是合理的，他們在沒有政改的情況下，也完全有能力推動香港治理的變革，無論是加稅、福利，還是征地、蓋樓。因為港府和pro-establishment都是能看到社會問題，也有意願推動解決的，他們與商界隻是政治上策略性結盟，並沒有金錢利益的交換。即便為了拉攏商界，港府不能把公屋搞成新加坡組屋那樣，但還是有很多改進的空間，商界總歸還是要掙錢的，也不會就因為少賺了幾成的利潤，掀桌子，在特首選舉委員會裏麵反水，選pan-democrats推舉的反共人士。pan-democrats恰恰是看到這樣的朝野合作，不能實現自己的終極政治目標，所以他們才不合作，僅在一些議題上作秀，比如反“大白象”工程，要求幹脆分錢；比如要求蓋樓，卻不真正推動征地、填海或者減少郊野公園；比如要求發福利，但卻不管在哪裏加稅，壓根不管預算平衡。他們的終極政治目標是意識形態上的，而不是香港的民生；民生頂多是第二位的目標。為此他們不惜坐視民生的惡化，以此來獲得推動自己終極政治目標所需要的怨氣。

最後，即便中央有責任，也不是現在pan-democrats向localist轉化，尋求實質獨立，為了達到政治勒索的目的不惜為洋人製裁製造口實，通敵叛國的理由。

3、自由派認為自由化的中國才是正義的，否則就該支持，至少是同情，各自治地區前途自決；反過來，隻要有朝一日，中國自由化了，這些地方還會樂於回來的；就算回不來也不要緊。

首先，自由主義隻是自由派的主張，我就不讚同，很多人都不讚同，one country two system的創造就是為了包容不同。憑什麽隻能你的主義真，不能我的主義真呢？我還是多數呢。

其次，國家認同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而且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並不重視統一。今天如果允許前途自決，他日哪怕中國自由化了，也並不能得出就會統一、就該統一。

最後，四海之內、父母之邦，中國的每寸土地，每個中國人都有份，你不要了，我還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