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27）

我的文革（27）

 

 以上是血防站地理環境的大概情形。下麵說說血防站領導和員工的情況。當時全站屬國家編製的正式員工大概有七十人左右，另外還有二十多個半年多前從臨時工轉為集體編製的員工以及二十多個像我似的未轉正的臨時工。所以“四清”時血防站員工總數有一百十多人。

 血防站的領導很簡單，一共就兩人：黨支部書記兼站長張宜和副站長錢國璽。張宜是“解放”前參加革命的青年人，此時的年紀也還隻有三十五、六歲。我們進站不久就聽說電影《枯木逢春》裏的那個血防站長就是以他為原型創作的。所以當時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個作風正派、年輕有為的幹部。副站長錢國璽以前與我們一起在蟠龍工作過，他的年紀比張宜要稍大些，大約四十左右。聽說他本來是個中醫學徒，又有一說是中藥店學徒，“解放”初期參加政府工作，不久入了黨，當過縣紅十字會醫院副院長，後來到血防站當副站長。他在蟠龍工作時給我的印象也不錯。

此外，站裏還有一個女的叫曹暉德，就是我前邊說的“曹同誌”。她同站裏很多“老血幹”一樣，是“解放”初期從社會上招來參加政府工作的，後來入了黨就做了血防站的人事幹事。我們這些臨時工都是由她招來的。她其實不算“領導”，但站裏人都將她看作是站裏的“第三把手”，而且最懼怕她，背地裏很多人說她潑辣、凶悍，是個難纏的“雌老虎”。她的丈夫在江蘇昆山縣工作，她就和她的一個兒子住在站裏的家屬宿舍。這個孩子，還有衛生防疫組組長錢玄傑的一個兒子——他們全家也住在站裏——是出了名的兩個小霸王，每天在站裏出出進進，調皮搗蛋，無人敢說一句指責的話。

至於血防站其他人員的情況，按其來曆可分四類：第一類是從解放軍南下部隊轉業和抗美援朝誌願軍複員來的，共有六人。其中隻有曹洪健和錢玄傑二人是中共黨員，現在分別擔任血防組組長和衛生防疫組組長。這兩個人文化水平都不高，工作能力也有限，所以政治條件雖好，實際並沒有得到站領導重用。曹洪健名為血防組長，實際與其他“老血幹”一樣，常年呆在鄉下。所得的照顧僅是分配在老婆工作的地方，可以與家裏人生活在一起。錢玄傑山東人，討飯出身，更是 “老粗” 一個，管衛生防疫許多業務不懂，隻是起一個開會召集人的作用。第二類是解放初期從社會上招來參加政府工作的。這類人較多，大約占到“老血幹”人數一半以上。他們又分兩種情況：一種是解放前就在社會上開業的醫生，多數是中醫，現今在站內大多負責血吸蟲病人治療工作。另一種來曆不一，既有失學的學生，也有商店的青年學徒，甚至有一個在舊社會當過警察的。這第二類人中，有小部分人的曆史和成分比較複雜，有的本人就是地主成分或解放前參加過國民黨等。另外，他們的文化程度從小學到高中、大學不等，但大多是小學程度。第三類是曆年從醫科學校畢業的，全站也有十多個，大多是中專生。大學畢業的原來隻有兩個，一個是五十年代從山西醫學院畢業的，叫鬱健沅，另一個是六十年代初從北京醫學院畢業的，叫鍾峻峰，都在防疫組工作，負責流行病的防治。一九六五年年底“四清”中，又分配來兩個福建醫學院畢業的大學生，是一對夫妻，女的到化驗室，男的進了血防組。以上這三類人，構成了血防站業務的主力。第四類就是我們這批以臨時工身份進站的“小青年”，包括已轉為集體編製的和沒有轉正的。

當天下午，全體員工各就各位，開始學習討論。主要是談聽了李德的動員報告後自己的心得體會。因為大組的人數還是太多，不方便學習討論，因此每個大組又分為兩個小組。我所在的小組大約有十四、五人，其中十多個是“老血幹”，還有就是我們這批“小青年”。現在我記得我們小組的“老血幹”，有曹洪健、姚富康、佘銘言、楊桃源、顧榮生、張紹翔、湯學誠、顧迪生、沈暉、邵瀚明等人；“小青年”除了我和孫隆璋、顧雲林，還有什麽人已記不起來。學習討論的場所就是原來的血防組辦公室。

在“四清”的第一階段，我們天天坐在辦公室內反複地聽工作隊員讀文件或讀報紙。為了形成一種集中的氣氛，辦公室內原有的幾張雙人辦公桌被拚在一起，拚成一張長條形的大桌子，大家就圍著桌子團團坐下。有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工作隊員主持我們小組學習，給我們讀文件，聽我們談心得。工作隊員所讀的文件主要就是“前十條”和“後十條”。 “前十條”的名稱是《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的若幹問題的決定》，“後十條”的全稱是《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前十條”是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發出的，文革中才知道這是由毛澤東主持製定的。“後十條”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文革中說這個文件是劉少奇和鄧小平搞的。宣讀前，工作隊聲明對文件隻可聽，不準記錄。文件讀過以後，工作隊要求大家談學了文件後的體會。不知是否因為文件隻能聽不能記，大家怕聽錯了說錯話，都很謹慎，誰也不先開口，都是笑嘻嘻你望我，我望你，最後迫不得已，大家都說了幾句。當然，所有發言都沒有什麽新意，不過是根據李德的報告或報紙上的文章，說幾句人雲亦雲的套話。後來時間稍長了一點，我發現這發言次序好像是有默契的，像梁山泊排座位一樣，是依據各人的政治身份，在領導麵前的“吃香”程度，依次發言的，一般不會有人“僭越”。第一個發言的一般是曹洪健，我們幾個“小青年” 都是輪到最後才說。

那時候搞運動，每天早上七點開始到十一點吃中飯，下午一點到五點，晚上七點到九點，天天要集中學習十個小時。在學習中，有人漸漸發現前後兩個“十條”對某些事情的提法不一樣。當然，對文件的正確性無人敢公開懷疑，但兩個文件涉及到對某些事和人，政治和政策上的提法不同，令我們在理解上應該怎樣統一認識造成困惑，因此我們希望工作隊的人能給我們解釋一下。可是奇怪得很，工作隊就是不肯作解釋。每當我們提出這樣的要求，這個工作隊員就將文件再讀一遍給我們聽。顯然，他這個態度就要我們自己去理解。

當時，對於工作隊不肯解釋文件精神這件事我是這樣看的：這些工作隊員都是上海第一醫學院抽調來搞運動的幹部，不僅有較高的文化水平也有一定的工作經驗，解釋文件精神對他們來說應該不是難事。但他們卻堅持不作解釋，看來其中必有緣故。是上級規定不能作解釋嗎？如果真是這樣，原因又是什麽呢？按理說，工作隊既然是來指導我們開展運動的，他們應該樂於為我們解開這些疑惑才是啊？因為工作隊不肯做解釋，於是我們對這些有疑惑的地方也隻好抱著言多必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避而不談，僅按官方口徑應付幾句了事。到最後，文件讀厭了，空話大家也都不想說了，工作隊就要我們輪流讀報紙以消磨時間。工作隊這樣做到底有什麽難言之隱，這個悶葫蘆到“四清”結束也沒有解開。直到半年後文革開始，劉少奇被批判並扯出了他和毛澤東在“四清”問題上的對立一事，我才恍然大悟。看來當時工作隊堅持不對兩個“十條”的不同處作解釋，很可能是因為他們也已經發覺了、或知道了中央有兩種不同的聲音，但因為這涉及黨內最高層的分歧或鬥爭，他們也不敢多說，怕不小心泄露了“天機”。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能做的也就是裝聾作啞、堅持不作解釋了。

在學習兩個“十條”時，我們除了發現兩個文件有不同之處，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就是“後十條”中提到了貧下中農子女與地、富子女結婚的問題。文件原文是怎麽說的我記不得了，大意好像是要求黨組織對此不要太多幹預。然而我卻想，這本來是不應該成為問題的。中共的《婚姻法》不是規定婚姻自由嗎？但現在要勞動中央文件出來說話，說明這種反對貧下中農子女與地富子女結婚的現象在現實中已經非常嚴重，已經成了社會的一個大問題了。而社會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根源難道不就是中共對階級路線的強調越來越嚴厲，越來越絕對所致嗎？曆年來，中共對剝削階級子女在升學、就業、入黨、參軍等諸多方麵的限製越來越嚴厲。中共的政策從根子上不信任地富子女，將他們當成潛在的敵人，有些地方幹部甚至將地富子女與地富分子本人同等看待。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人們對與地富子女聯姻視為畏途，產生恐懼，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中共嘴上說一個人出身不能選擇，走什麽道路可以選擇，又說婚姻自由，可實際上中共的階級路線不變，歧視、限製地富家庭子女的政策不變，光說幾句不要過多幹涉的空話又有什麽用呢？

需要指出的是在現實中，所謂貧下中農子女與地富子女婚姻的問題，其實還隻是一個籠統的問題。因為男女是不一樣的。一般來說，地富女兒嫁給貧下中農子弟阻力會小一點；而貧下中農女兒與地富子弟結婚則困難重重，幾乎不可能。為什麽會有這種現象？原因是這個社會，包括中共自己，都還存在很嚴重的封建觀念。很多人認為出身不好的女子嫁給出身好的男子是沒有多大問題的；因為這些女子是去幫貧下中農“傳種接代”的。除非男方是在保密單位工作的，一般中共不會幹涉。但女方出身好而嫁給出身成份不好的男子，是去幫地富“傳種接代”，不僅社會和家庭反對的聲浪會較大，甚至黨組織也會出麵阻止。因此，雖然中共從執政初期就製定了《婚姻法》，以法律形式規定了“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但實質上仍將女子當作男人的附屬品，當作男子傳種接代的工具。還有，不少人肯與剝削階級出身的女子結婚，是看中她們的姿色。封建社會有所謂“子女玉帛”之說，婦女同玉帛一樣是專供男子享用的“物質”中的一種。這種情況到了中共統治後並沒有大的改變，隻是在這種舊觀念外麵包裝了一層“階級路線”的外衣而已。

那麽，這種反對貧下中農子女與地富子女聯姻的風氣什麽時候開始變得特別嚴重的呢？我個人以為這是中共執政後一貫的趨勢，但在一九六四年後更加強調，更加嚴重。一九六四年七月中共發表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第九評《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文章引用毛澤東的話，說“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幹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此後中共的報章雜誌刊登了不少“被敵人拉出去，打進來”的例子，其中相當部分是說地富分子利用女兒與幹部聯姻，從而達到分化瓦解幹部目的的。由此暗示人們，不僅貧下中農女兒不可嫁給地富兒子，就是與地富的女兒聯姻也是危險的。這正是階級敵人“拉出去，打進來”的一種手法。所以，盡管“後十條”在文件中說對於這種婚姻一般不要幹涉，實際上是更提醒了人們，必須嚴肅對待這個問題。所以，在當時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婚姻上所受的壓力和阻力不是減少了，而是更大了。聯係到自己，雖然在那時我還從未有過談戀愛、結婚這樣的念頭，但我已做好了將來可能會光棍一輩子的思想準備。為此，在此後一段日子裏我努力學會了自己洗衣服、補衣服、補襪子、縫被子，以及燒飯、煮菜等生活必需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