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惡的高盧“白左”們是怎麽趕著把霍梅尼同學接到巴黎的及其他
關於半個世紀前霍梅尼同學在高盧的四個月,一直有各種各樣的傳言和謠言。而作為後者,其特點是需要特定動機,比如下麵說的,需要證明教主怒滅波斯文明之聖戰不利,還禍害了世界,其原因不是教主本人又蠢又壞,而是半個世紀前的高盧“白左”又壞又蠢,等等……
今年三月份的一期 Paris Match 裏麵有一篇專訪(https://www.parismatch.com/actu/politique/layatollah-khomeini-ne-voulait-pas-venir-pour-lui-paris-cetait-le-crazy-horse-le-sejour-francais-du-fondateur-du-regime-265704)。被采訪者是法國國家科研中心名譽主任研究員、曾任法國伊朗研究所主任的 Bernard Hourcade 同學。第一個問題就是霍梅尼同學到巴黎的前後過程:
Paris Match:1979年伊斯蘭革命爆發前的幾個月,1978年底,阿亞圖拉霍梅尼是如何抵達法國的?
Bernard Hourcade:當他被伊拉克驅逐出境後,阿爾及利亞和科威特——此前曾有消息稱阿亞圖拉將前往這些國家——都表示不感興趣…… Bani Sadr(伊朗國王的反對派,後任伊斯蘭共和國總統,編者注)想出了一個辦法:法國和他當時居住的巴黎地區。當時在法國停留三個月無需辦理特殊手續。但是阿亞圖拉不願來,在他看來,巴黎就是 Lido、Crazy Horse 之類的地方…… 於是他說:“我是應阿亞圖拉之子 Bani Sadr 先生的邀請而來的”,而 Bani Sadr 確實是阿亞圖拉的兒子,也是他的朋友。霍梅尼最初抵達 Bani Sadr 居住的 Cachan (在巴黎地區),但隻住了幾天,因為 Sadr 住的是一套簡陋的公寓。一位嫁給伊朗人的法國女士隨後表示,她在巴黎郊區的 Neauphle-le-Château 有一處家族宅邸,暫時可以作為落腳點。這處落腳點更為合適,隨後情況在那裏逐漸穩定下來,因為這對法國警方和伊朗當局都合意。畢竟那裏位於郊區,而不是巴黎市中心……
當時伊朗人到法國旅遊不需要申請簽證,落地可以簽三個月。霍梅尼同學就是這麽到法國的。另外雖然根據法國法律,隻要他沒有犯罪記錄,就可以以流亡者的身份呆下去,但是在他不到四個月的逗留期間,法國政府還是曾幾次和伊朗接觸,要把他驅逐出境,但是巴列維同學都表示不同意(這些維基裏也提到,誰都可以查。當然醬缸文化或者隻懂母語,或者對象是隻懂母語的群體。總之,謠言製造和傳銷不需要考慮其他語言的信息)。
如傳人兄所說,“白左”一詞是“醬缸文化等級係統衍生的種族自我歧視的產物”,也是其特有的 telltale sign 之一,這一點上毋庸多言。而“德斯坦”同學居然也成了“白左”,還是“為首”,當事人如果棺材裏有知,十有八九會大笑到又死一次。這和把默克爾夫人也歸為“白左”一樣,體現了牆內外醬缸文化對外部世界的獨特認知。至於所謂的高盧“白左”們一邊大發“聖母心”,一邊等待“未來伊朗新政權感恩戴德”,則體現了醬缸文化無與倫比的邏輯能力。
(另外望名生意,把 Giscard d'Estaing 同學稱為“德斯坦”,也是醬缸文化一個獨一無二的 telltale sign。Giscard d'Estaing 同學名“Valéry”,複姓“Giscard d'Estaing”。後者也是他在世界各種語言中的正式稱呼。高盧人民有時以“Giscard”呼之,因為他家本來姓 Giscard,“d'Estaing”是像《醉心貴族的小市民》裏一樣自己加上顯示貴族氣息的。以“德斯坦 (d'Estaing)”稱呼隻見於“簡體中文”,這也同樣體現了對外部世界的獨特認知)。
其他的細節,諸如“法國電信部門提供了當時最先進的通訊設備”之說,不會不知道伊朗宗教革命曾被戲稱為“磁帶革命”(霍梅尼同學傳播各種布道演說,用的是把大量錄音磁帶運送到伊朗的原始方法);“法國憲兵在別墅外徹夜站崗”之說,也當然不會說明當時那個地方世界各國來客人多成災(從各國去“朝聖”的眾多伊朗人,還有眾多就地安營紮寨的各國記者等等);而精英們在“咖啡館裏”“喝著昂貴的波爾多紅酒”的舒爽形象,則難免和皇後娘娘吃柿餅的狂想曲不無異曲同工之妙……
至於所謂的法國“親手拆除中東地區最穩定的世俗化堡壘”之說,似乎不知道1979年2月法國把霍梅尼同學送回伊朗,是在同年1月初的 Guadeloupe Conference 之後,也是在巴列維同學1月中旬流亡埃及之後的事(當然估計即使知道也不會說明)。至於 Guadeloupe Conference 是怎麽回事,醬缸文化自然也不會說明。不過維基裏也有,也是誰都可以查。值得一提的是維基裏沒說到的一點:巴列維同學的一位“近臣”,Amir Aslan Afshar,曾出過一本書,法譯本叫《Mémoires d'Iran : Complots et trahisons》,其中有這麽一段:
Au cours de cette réunion (指 Guadeloupe Conference), Carter, évoquant les menaces que l'URSS faisait peser sur l'Afghanistan, déclara qu'il souhaitait que le shah soit écarté du pouvoir et remplacé par Khomeyni. Seul Helmut Schmidt avait souhaité un supplément d'enquête, rappelant à ses pairs que l'Iran était un pays qui entretenait avec eux tous de bonnes relations économiques et politiques. Callaghan, quant à lui, pensait comme Carter que le régime du shah avait fait son temps. Quant à Giscard d'Estaing, passées ses premières hésitations et sa surprise, il avait joint sa voix à celle des autres choristes.
中文意思是:
在這次會議(指 Guadeloupe Conference)上,卡特在談到蘇聯對阿富汗構成的威脅時表示,他希望伊朗國王下台,由霍梅尼接替。隻有有赫爾穆特·施密特希望進行進一步調查,他提醒同僚們,伊朗是一個與他們各國都保持著良好經濟和政治關係的國家。卡拉漢則與卡特持相同觀點,認為伊朗國王政權已經走到盡頭。至於吉斯卡爾·德斯坦,在最初的猶豫和驚訝之後,他的聲音也加入了其他合唱隊員的行列。
另外不無諷刺意味的是,那時英美德法聯手對蘇,如今教主一家媚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