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郵址也就意味著我從這座城市的消失

 ”失去郵址對很多和我有關聯的人來說,也就意味著我從這座城市的消失,我的父母、愛人、兄弟、朋友,他們無法找到我,我成了一個不在場的人,雖然我還在其中漂流,但沒有人知道我的行蹤。“

本文原題《失蹤的生活》,是夏榆的散文代表作之一,首發於《天涯》雜誌2002年第3期

 

失蹤的生活

夏榆

 

漂流,將我們推入孤獨,推入一個絕對的遠景:推入這樣一個狀態,在這一狀態中,留給我們的隻有我們自己和我們的語言。

——布羅茨基

   

1998年的秋天,我把自己的棲身之所從北京的東區搬到西區。

西區是高科技區,有很多讓我感到親近的東西,海澱圖書城、著名的北京大學,還有頗具氣勢的綠化帶,所有這些都對我構成極大的誘惑。我是野路子出來的人,所受的正規教育有限,沒進過大學課堂,早年是拒絕進,拒絕被教育體製洗腦,後來是想進又沒有了機會進。所以我在搬往西區時主要一個願望就是想看著那些曾經風雲激蕩的著名學府,我知道從那裏誕生過一代又一代心智優秀的傑出人物,那些人物讓我有高山仰止的感覺。從那些大學的門前經過時我感到自己是在思想王國的邊界穿行。

我在靠近北京大學的西苑鄉找了一間農民的房子住下來,我當時頗為得意自己的位置,我覺得我從此是進可攻退可守了,我要寫作的時候就退隱到鄉間的居所,要出去玩耍就可進入城市的繁華地帶。我同時擁有寂靜和喧囂,簡樸和繁華,我是如此緊密地靠近著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思想的中心領地,而所有這些都曾經是我年少時代的夢想,如此切近地靠近我的夢想我對自己很滿意。對一個外省的寫作者而言,我感覺這是我在幾年的自由寫作生涯中找到的最為理想的狀態。

但是這樣的狀態也會有問題出現,那就是我再次失去了我的郵址。

失去郵址對很多和我有關聯的人來說,也就意味著我從這座城市的消失,我的父母、愛人、兄弟、朋友,他們無法找到我,我成了一個不在場的人,雖然我還在其中漂流,但沒有人知道我的行蹤。我當時很窮,沒有呼機,沒有手機,沒有一個城市現代人所有的通訊手段的結果就是我跟外界徹底地隔絕。我就像一顆融入沙漠的沙粒,遺失在人群中了。在那樣的狀態人很容易照見自己無助脆弱孤寂的本性。我明白自由是一把雙刃劍,在我體驗著舒展、歡暢和突破限製的快樂的同時,我也要承擔孤寂、威脅、沒有安全感。人需要親人的交流,需要被朋友記住,失去了這些人的存在就會變得虛無。

失去郵址讓我有一種被拋擲的感覺,在我開始新的生活前,我想找到一個新的郵址。

就像船需要靠近一個新的河岸。

 

夏榆隨筆集《白天遇見黑暗》,壹嘉2024年1月版,亞馬遜及各網絡書店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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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的一個新郵址是海澱區西苑鄉的鄉政府,有人告訴我這個地區所有的信件都集中在那兒。我步行走了兩千米找到那個地方,我看到所謂的郵寄處其實是鄉政府辦公室的窗台。那個窗台蒙滿灰塵,每天從郵局送來的信件都堆積在那裏。我還看到一個三尺見方的竹筐,那個竹筐裏積滿過期沒有被取走的信。那些信件因為日久天長風吹日曬變得發脆發黃字跡消褪。那些無法投遞的信件讓我想到它們的書寫者以及它們要抵達的收信人的命運。這些人和我在城市裏看到的地鐵裏賣唱的民間藝人、地下通道露宿的打工者相似,他們和我同出一種背景。

打工者和各種類型的流亡者其命運同出一轍,從不好的地方奔向較好的地方,從政治和經濟的死水向先進的社會的轉移成為世紀之潮,而人類的移位和錯位現象成為二十世紀乃至二十一世紀最為普遍的現象。和安居比,漂流是人存在的另一種狀態。有一些人注定生活在路上,他們尋求夢想、難以安於現狀,他們是一些無根的人,懸浮的人。

作為京都最為經典的場景,我曾經在北京火車站西側的崇文門勞務市場看見過他們的身影,那些人形容枯槁滿麵塵土,他們眼神空洞表情木然,他們的衣襟上別著標示著他們身份的名稱:廚師、瓦工、油漆匠、屠宰、電器修理、電腦銷售、保姆。那些人排著長長的隊伍,或是在烈日下,或是在寒風裏等待著走向他們的機遇。而最為壯觀的圖景是每到節假日的返鄉潮,那些收工回鄉的人如同浩蕩的潮水衝擊著車站、港口、機場。這些遠離家園的飄零者,他們四處遊走尋求夢想,依靠出賣體力獲取維生的資本,他們中間有的依靠奮鬥拚打浮出城市水麵,有的依然顛沛流離不知所終。

新的郵址建立以後,我經常去看我的信。作為公民權利之一的通訊自由的保障,在漂流者中間的處境和遭遇讓我對這個新到的地方不信任,我擔心我會有重要的信件被這裏的管理人員漫不經心地處置而遺失,所以我是去看信最勤的一個人。我的勤勉讓鄉管理人員很煩,也讓他們對待那些信件的態度更粗暴更惡劣。新到的信件隻在窗台擱置一個星期後就被收歸到竹筐裏,混雜在陳舊的無法投遞的廢信中。我想在鄉政府人員的眼裏,來這裏取信的人都是沒有固定住所的人,這些人是可以不予重視的。而更多權力者會認為,沒有固定住所就是沒有經濟保障戶籍保障的人,肯定就是盲流,而盲流者,那些離棄了戶籍限定,脫離開單位或原有社區保護試圖自由遷徙的人,在他們尋求自由的道路上就淪為被任意侵犯個人尊嚴和公民權利的一群人,成為這個社會遊離於體製之外最卑賤最低下的一類人群。

 

那些不斷堆積的過期沒有被取走的信件讓我看到一些人的命運。一些奔走的顛沛流離者的命運。

有一天我在那些積聚的信件中看到一張明信片,那是一張很普通的明信片,印著紅色或綠色的花卉、抽獎號碼,這樣的明信片在節日來臨的時候會滿世界飛。讓我注意的是寫在上邊的字:

 

姐姐,冬天來了,我這裏很冷。盼你能寄來棉衣。

千萬千萬。

 

我注意到這張明信片是來自京城遠郊的一個少管所。看著那些歪扭的字跡我甚至想這個執筆者有可能是一個比較敏感的孩子呢,那可能是一個和姐姐相依為命的男孩子。從前我就是這樣的一個孩子,我在貧困、荒蕪而又孤寂的少年時代一直愛戀著長我五歲的姐姐。我童年時候走失過,晚上從很遠的地方回家,怎麽也走不回去,天色越來越黑,我的驚恐越來越深,樹影都讓我感覺驚悸,我不斷地嚐試著有可能回家的路,但我總是到不了家。直到我看到穿過荒灘找我的姐姐,我突然就把壓抑在心裏的哭聲爆發出來。十六歲的時候姐到遙遠的邊地插隊去了,我一個人留在家裏,我有父母陪伴,但我就是渴望和想念姐姐。那時候我對姐的渴望就類似這樣的渴望,對我來說姐是溫暖、愛和佑護。那是我成長的少年時代無法離棄的元素。

那封信的到達讓我感到是我生活中的一個事件。我看那種呼求猶如我的呼求,我沒來由的希望它被聽到,希望它獲得反應和回響。我開始牽掛著希望它能被按時取走。

寒冬逼近,街上開始出現肅殺的景象,天色終日昏暗,茂密的樹林凋零成光禿的枝椏。在外漂流的人在那時會感到思鄉的哀愁。那幾天我去鄉政府的時間更多了,我去甚至都不為看自己的來信,我去的目的就是想看見那封呼救的明信片被取走,然後禦寒的棉衣或棉被會在寒冬來臨之際寄達那個困境、寒冷中的少年。那個少年不是我,不是我的兄弟,應該說我的關切不應該這樣強烈,但我的惻隱之心讓我覺得仿佛那就是我,仿佛就是我的兄弟。我覺得那個少年的境遇有可能會是我的境遇,我沒有遭逢並不能說明我就不會遭逢。

讓我感到焦慮的是,連著一個星期那封信都沒有被取走。我看見那張明信片變得越來越髒,它被新的信件覆蓋,壓到底層。每次見到它我能做的就是把它從堆積的底部翻出來,放到一堆信件的上端,我希望能被它的主人收到閱讀,或者最少能被熟悉它的主人的人看到然後轉告。

但是又兩個星期過去了,我看到那封信依舊在那兒,隻是形容更髒更憔悴。在寒冬來臨之後它就蒙滿塵埃。

幾天以後,我又看見一張相似的明信片,依舊是那種歪扭的字跡,依舊是那個地址,落款處依舊是那個名字。不一樣的是它的呼求的語氣。我看見那上邊寫著:

 

姐:我病了,昨天發燒了,這裏的天氣更冷了,盼姐能寄棉衣給我。

千萬千萬。

 

我對那兩封信的牽掛日益加劇,因為它的更加緊迫的呼求。但是我看到在一個星期之後,那兩張明信片依舊夾在那些陳舊的信件裏,它被塵埃所覆蓋,字跡已經開始消褪,而信件的收發者依舊是那副困倦麻木的冷臉。

那時候我就想做個信使,我終於想代替那個孩子去找他的姐姐,我想把那個孩子在寒冷、困境中的呼求送達它的去處。有一天我抄寫了那兩封信要寄達的地址:

 

北京市海澱區西苑鄉張中堂公寓015室  周潔

 

我騎著我的自行車,我就像一個熱愛投遞工作的信使。我去了那個名叫張中堂的公寓,我看到那裏住滿了各種年齡各種職業性別不同的外省人。我找到公寓的老板,我說了我的來意,那個穿著鑲了狐皮領棕色皮衣的中年人用審慎的目光打量我幾個來回後說:

你來晚了,周潔兩個星期前割破靜脈自殺了。

我聽著那個人的描述,他說不清楚為什麽,周潔就自殺了,她反鎖著門,血流了很多,第二天黃昏的時候有人看到從門隙流出的血跡才知道她出事了。

中年人在敘述中表現出不滿的神情,他說:丫一死了之,我可倒黴了。

應該說我沒有感到震驚,在外漂流幾年我已經見慣或聽慣類似周潔的故事。

我握著寫有周潔名字和地址的字條,重新回到收信處,我看著那兩張混雜在眾多信件中開始發舊的明信片,默念著寫在上邊的那個被寒冷所困的孩子的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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