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4日淩晨1點30分，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得主李國文先生於北京病逝，享年93歲。
李國文先生生於1930年8月24日，江蘇鹽城人。1949年畢業於南京戲劇專科學校。1949年8月參加工作，先後在北京中央戲劇學校、天津鐵路文工團、入朝中國人民誌願軍某部文工團、中國鐵路總工會、中國鐵路文工團工作，1986年至1989年任《小說選刊》雜誌社主編，後轉任中國作家協會專業作家，2004年6月離休。
李國文先生創作勤奮，著作等身，被譽為“文壇常青樹”。1957年發表成名作短篇小說《改選》，198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代表作有長篇小說《花園街五號》《冬天裏的春天》；短篇小說集《第一杯苦酒》《危樓紀事》《沒意思的故事》；散文隨筆集《罵人的藝術》《樓外談紅》《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國文人的活法》《唐朝的天空》以及《李國文新評<三國演義>》《莎士比亞傳》等。《冬天裏的春天》1982年獲首屆茅盾文學獎，《月食》《危樓紀事》分別獲得1980年和1984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隨筆集《大雅村言》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
這裏分享他的名篇《唐朝的天空》，以誌紀念。
這應該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或者還要早一點，兩位國外學者談起中國的事了。日本創價學會的會長池田大作，在一次聚會上，與英國的曆史學家湯因比，興致勃勃地談起了華夏文明。這位日本作家、政治和宗教活動家，忽發奇想，問這位專門研究東西方文明發展、交流、碰撞、互動的英國學者：“閣下如此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給你一次機會，你願意生活在中國這五千年漫長曆史中的哪個朝代？”湯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說：“要是出現這種可能性的話，我會選擇唐代。”“那麽——”池田大作試探地問：“你首選的居住之地，必定是長安了。”
唐代長安城
中世紀的長安，作為唐朝的首都，幅圍廣闊，人口稠密，商業發達，文化鼎盛，是公元九世紀前全球頂尖級的都市，堪與古羅馬帝國的大羅馬地區媲美。現在的省會西安，不過是在原來皇城及部分宮殿基礎上，建起來的小而又小之的新城，與當年龐大的長安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在今天的西安，仰望蒼穹，很難想象當年那近一百平方公裏的唐朝都城天空，該是何等的氣勢。
1924年，魯迅到西安去了一趟，就是為了這個天空。他一直有個長篇小說的寫作計劃，主人公是楊貴妃，因此，他來到故事發生的背景地，無非實地考察一下，尋找一點感覺。這種做法，在當今先鋒才子眼中，自然是老派作家的迂腐行為了，會對其大搖其頭，麵露鄙夷之色的。
國立西北大學暑期學校開學合影
“唐朝的天空”這個說法，是魯迅三十年代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提出來的。他說：“五六年前我為了寫關於唐朝的小說，去過長安。到那裏一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出的計劃完全被打亂了，至今一個字也未能寫出。原來還是憑書本來摹想的好。”
生活之樹，有時也不常綠。不看倒好，一看，結果卻是大失所望。
此長安已非彼長安了，在唐以前，這裏曾是西周、秦、西漢、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其中還包括黃巢的大齊等十一朝定為國都的城市，時間長達千年之久。但到唐代末年，有一個比黃巢更殘忍的朱全忠，“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此遂丘墟矣”（《資治通鑒·唐紀八十》）。經過這次徹底破壞以後，如劉禹錫詩雲“金陵王氣黯然收”，長安風水盡矣！嗣後，除了李自成的短命大順，沒有一個打天下坐江山者，有在這裏建都立國，作長治久安之計。所以，魯迅以為來到這個以羊肉泡饃和秦腔聞名的西安，能夠看到大唐鼎盛時期的天空，那自然要徒勞往返的了。
魯迅此次訪陝，看過秦腔，買過拓片，有沒有吃過羊肉泡饃，不得而知。但這些離唐朝太遠的事物，大概無助於他的創作，於是，那部長篇小說《楊貴妃》，遂胎死腹中，成為現代文學之憾。
不過，唐朝終究是偉大的唐朝，英國的湯因比，如果讓他再活一次，竟舍棄倫敦而就長安。從來不作長篇小說的魯迅，卻要為唐朝的楊貴妃立傳，還破天荒地跑到西安去尋找唐朝天空。我一直忖度，應該不能以今天基本貧瘠的西部狀況，來考量兩位智者對於那個偉大朝代的認知，從而覺得他們的想法，屬於“匪夷所思”之類。看來，這個朝代，這座城市，不僅在中國曆史，甚至在全人類曆史上，也有著難以磨滅的影響。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在中世紀，自河洛地區、關中地區，以及長安而西，越河西走廊，一直到西域三十六國，由絲綢之路貫穿起來的廣袤地區，由漢至唐，數百年間，中土與邊陲，域外與更遠的國族之間，沒斷了沙場廝殺，兵戎相見，金戈鐵馬，狼煙鳴鏑。即使到了隋末唐興的公元七世紀，李世民開始他的貞觀之治的時候，據錢穆《國史大綱》：“自隋大業七年至唐貞觀二年，前後十八年，群雄紛起者至百三十餘人，擁眾十五萬以上者，多達五十餘，民間殘破已極。”但是，應該看到，冷兵器時代的戰爭，無論怎樣鐵蹄千裏，怎樣傾國來犯，其實，倒是某種意義上的“綠色”戰爭，相當程度上的“環保”戰爭，對於人類居住環境的危害，不是那麽嚴重。甚至不如現在一個縣城裏的小化肥、小造紙、小化工，更能糟蹋地球呢！古人打完仗，拍拍屁股，回家繼續種莊稼。所以，地照樣綠，水照樣清，空氣照樣清新，天空照樣明亮。
中古時期，由於森林的蓄積，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化融，河川湖泊的蒸發和補給，都還處於正常狀態，因此，曆經戰亂的古都，由於“八水繞長安”的大氣環境，能夠保持，空氣濕潤、林木蒼翠、鳥語花香、鬱鬱蔥蔥的氛圍。所以，才有可能出現王維《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場景。
雖然，詩的後兩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似乎有點悲涼，那也隻是我們讀者的感受，但當事人就未必了。實際上，元二出了陽關，到了“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使至塞上》），“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雕”（《塞上曲》）的安西之域。別看氣候幹旱，人煙稀少，沙塵肆虐，烈日炙烤，那也是另有引人向往的一個去處。
唐代女子妝容
第一，當時的漢民族，還不那麽深受禮教的束縛，敢於向往自由，能夠追求率性，比後來的中國人要敢愛敢恨一些；第二，當時的少數民族，尚武少文，則更為放蕩放肆，感情強烈。來自長安的元二先生，會在那弦歌嘈雜、觥籌交錯、燈紅酒綠、舄履雜遝的帳篷中、毳屋裏，生出“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感覺嗎？光那些大阪城的姑娘，就夠他眼睛忙不過來了。由於南北朝到隋唐的數百年間，中原的漢民族與邊外的少數民族，不停地進行著勝者和敗者角色互換的戰爭遊戲，一個時期，大批被擄掠的漢人，被胡騎裹脅而西，一個時期，大批降服的胡人，進入漢人居住區域，打仗的同時，也是一個相互影響，此消彼長的融合過程。胡漢雜處的結果，便是漢民族的血液裏，大量摻進胡人的剽悍精神，而胡人的靈魂中，也銘刻下漢民族的文化烙印。猶如魯迅給曹聚仁的信中所說“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這種種族的雜交趨勢，一直沒有停止過，到了唐代，達到了頂峰。正是這種異族血脈的流入，唐人遂有與前與後大不相同的氣象。
《虢國夫人遊春圖》
今天還能看到的唐人繪畫，如張萱的《虢國夫人遊春圖》《搗練圖》，如周昉的《簪花仕女圖》，如永泰公主墓壁畫《宮女圖》中，那些發黑如漆，膚白如雪，胸滿欲溢，像熟透了的蘋果似的健婦；那些亭亭玉立，身材窈窕，情竇初開，熱情奔放得不可抑製的少女。如閻立本的《步輦圖》《曆代帝王圖》，懿德太子墓壁畫《儀仗圖》，長樂公主墓壁畫《儀仗圖》中，那些策馬揚鞭、引弓滿月的壯士，那些膀闊腰圓、麵赤髭濃的官人。試想，若“春風雨露一相逢”，恐怕連整個大氣層，也就是整個天空，都洋溢著的難以名狀的張揚氣氛。因此，出使安西的元二，也許在極目無垠的大漠裏，駝鈴聲細，馬蹄聲碎，會感到寂寥和單調。但當綠洲憩息，與那些食牛羊肉，飲葡萄酒，騎汗血馬，跳胡旋舞，逐水草而居的胡人，葡萄架下，翩翩起舞；席地小酌，美女如雲；弦索彈撥，耳鬢廝磨；氈房夜宿，玉體橫陳，那肯定是樂不思蜀了。唐貞觀四年（630）平東突厥，在蒙古高原設置行政機構。九年（635）敗西部的吐穀渾。十四年（640）滅高昌，打通西域門戶。公元七世紀，絲綢之路重現漢代的輝煌。以長安為始發站，出玉門，過敦煌，經焉耆、龜茲、碎葉，可以到大食（波斯）、天竺（印度）和更遠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九世紀，絲綢之路曾經是一條充滿生氣的，聯結東西方的紐帶。由於絲路重開，商貿的往來，行旅的流動，文化的互動，宗教的傳播，甚至比戰爭行為更能加劇了這種民族之間的溝通和融合。當時的長安城裏，到底生活著多少胡人，至今難在典籍中查出確切數據。從唐劉肅《大唐新語》中一則案件的記載，便可想象得知胡人在長安城裏數量之多。正如文中所說，胡人戴著漢人的帽子，漢人穿上胡人的衣衫，孰胡孰漢，怕是官府也查不清楚。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為胡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纂為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偽非一，亦有胡著漢帽，漢著胡帽，亦須漢裏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纂初不同其判，遽命，覺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判。”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依此推論，當時長安城內居住的胡人，要比現在北京城裏的老外多許多。因此，胡人在唐代詩人的筆墨中便經常出現，如李白詩：“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岑參詩：“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送顏真卿使赴河隴》），李賀詩：“卷發胡兒眼睛綠，高樓夜靜吹橫竹”（《龍夜吟》），元稹詩：“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法曲》）……也證明當時的長安城裏，胡人之無處不在。據陳寅恪《讀鶯鶯傳》考證，胡人的行蹤，更漸漸由西而東，直至中原。他認為那位漂亮的崔相國之女，其實是詩人元稹有意模糊的一個文學形象。實際上，她是來自中亞粟特（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北古布丹）的“曹”國女子，移民到長安洛陽之間的永濟蒲州。他們以中亞的葡萄品種，釀成“河東之乾和葡萄酒”，那是當時的一個名牌。既美且豔的鶯鶯，其實是一個當壚沽酒的“酒家胡”，用今天的話說，一位三陪小姐而已。從元稹筆下“最愛軟欺杏園客，也曾辜負酒家胡”來判斷，張君瑞不過是詩人自己的化身罷了。如果曹九九（陳寅恪設想出的這位小姐芳名）不是胡女，真是相府千金，也就不至於被“始亂終棄”了。總而言之，唐朝的天空底下，是一個張開臂膀，擁抱整個世界的盛世光景。對於李唐的西向政策，對於邊外胡人的大量吸納，唐初有過一次討論。唐吳兢所著的《貞觀政要》一書，在《論安邊第三十六》中，記載了各個論點的交鋒。中書令溫彥博主張：“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必養之。”秘書監魏徵認為：“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涼州都督李大亮更上疏：“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俘之於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每見一人初降，賜帛五匹、袍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靡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虜，其眾益多，非中國之利也。”於是，用溫彥博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如果以統治者維護其政權的需求，一個由僧侶統治的國家，其被統治者的最佳狀態，是廟宇裏的泥塑木雕；一個由法老統治的國家，那就應該是陵墓裏的木乃伊；一個由太監統治的國家，他的公民應該全部都是性無能者，至少也是陽痿患者；而對一個警察統治的國家，其被統治者最好都是“從現在起，你說的每一句話，我都要呈堂作供”的嫌疑犯。這樣，“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就隻有他一個人的聲音。然而，厚德載物的李世民，卻是一個懂得“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的明主，他相信“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貞觀政要·政體第二》）。因此，他以大海不擇細流的精神，漢人也好，胡人也好，中土也好，西域也好，都是大唐的臣民，不分畛域，不計人種，不在乎化內化外，不區分遠近親疏，都在他的胸懷之中。因此，他不害怕別人的聲音，更不忌憚與他不同的聲音，他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的能聽得進反對他聲音的君主之一。於是，我開始理解湯因比為什麽要選擇唐代為他的再生之地，魯迅為什麽要尋找唐朝天空為他長篇小說的背景了。這兩位大師看重的，在中國，甚至世界曆史上，也就是李唐王朝曾經達到如此器度閎大而不謹小慎微，包容萬物而不狹隘排斥，胸懷開放而不閉塞拒絕，膽豪氣壯而不畏縮怯懦的精神高度，這是其他曆朝曆代所不及的。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誌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才得一鬥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嚐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鹹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貞觀政要·論政體第二》）到了貞觀四年（630），“天下大稔，米鬥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那一年，李靖破突厥，唐王朝“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裏，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裏”（《資治通鑒·唐紀九》）。所謂“唐朝的天空”，從廣義上講，以長安為中心，向東，江湖河海，向西，絲綢之路，既無邊界，也無極限，因為這是一個高度放開，略無羈束的精神天空。你能想象得多麽遙遠，它就是那樣的毫無止境，你能想象得它多麽遼闊，它就是那樣的無邊無沿。就在這一年，李靖凱旋回朝。據《新唐書》：“夷狄為中國患，尚矣……唐興，嚐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曾經不可一世，曾經逼得李淵向其俯首稱臣的頡利可汗，由於李靖出奇兵，終於將其擒獲。現在，這個最能帶頭作亂，最狡猾，也最卑鄙，最反複無常，也最能*****的，為唐之患久矣的頡利可汗，束手就擒，俯首降服，李世民等於祛除了一塊心病。於是，在長安城的南門城樓上，搞了一次盛大的順天門受降儀式。這位突厥族首領終於不得不承認李世民為天可汗。時為太上皇的李淵，很大程度上也是拍自己兒子的馬屁，連忙出麵，在興慶宮張羅了一個小型派對，趕這個熱鬧。“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托付得人，複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淩煙閣。”那時不興開香檳慶祝，也不搞煙火晚會助興，但李靖繳獲的戰利品中，肯定少不了產自中亞的葡萄酒。那時胡俗甚盛，街坊多酒肆，遍地皆醉人，宮廷也不例外，大家喝得醉意盎然的時候，晚會上出現了一個史官不經意寫出來的細節，但僅這一點點精彩，卻表現出來隻有在唐朝的天空底下，才會有的精神狀態。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資治通鑒·唐紀九》）宮廷舞會，在西方世界，是習以為常的。在東方，尤其在中國曆代封建王朝裏，九五之尊的天子，莊嚴肅穆還來不及，哪有一國之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道理？因此，淩煙閣裏的這場舞會，正是錢穆在其著作《國史大綱》中所說“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齊一努力的精神，實為中國史籍古今所鮮見”的最好寫照。你也不能不服氣在唐朝的天空下，這種在別的朝代少有的百無禁忌的強烈自信。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匈牙利猶太裔小說家凱爾泰斯的《大屠殺作為一種文化》中，曾經引用喬治·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的名言：“一個有活力的社會必須保有它的智慧，以及對其自身及自身條件的自我意識，並且能夠不斷地予以更新。”老實說，很難想象，我們中國的皇帝，從宋以後直至清末，這一千年間，由趙匡胤數到愛新覺羅·溥儀為止，可曾有過一位，在大庭廣眾，即興起舞？而且，還要跳一種高難動作的少數民族舞。因為李淵手裏的琵琶，是胡人的樂器，那麽李世民跳的舞蹈，也必然是當時流行的“胡旋舞”。這一通狂舞，絕對是那個時期裏，大唐帝國活力的最高體現。按《新唐書·禮樂誌》，這種“舞者立毯上，旋轉如風”的“胡旋舞”，節奏極火爆，情緒極熱烈，動作極狂野，音樂極粗獷，是從西域流傳到中土的舞蹈。白居易有一首《胡旋女》的詩，描寫了一位女舞者的表演：“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颻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可以想象李世民伸展雙臂，在舞場上或旋或轉，老爺子反彈琵琶，亦步亦趨，該給這個唐朝的天空，增加一抹多麽鮮麗的亮色啊！於是，我對於這位自稱：“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北剪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內乂安”的李世民，欽服不已。就憑他以萬乘之尊，翩然起舞這一點，其豁達豪爽之中，浪漫風流之外，所表現出來的萬物皆備於我的大手筆，大作為，大自信，大開放，應該是英國的湯因比，中國的魯迅這樣的大智慧者，才對盛唐的輝煌，格外刮目而視的。湯因比（1889—1975）生前曾經預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選自《短經典·唐朝的天空》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