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樂府從在雜言逐漸過渡到五言形式。安帝以後，東漢走向衰落，到了桓靈時代，宦官外戚爭權奪利，根本顧不上“樂府”活動，漢樂府基本終結，代之的是文人的創作。後來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以《古詩十九首》為題，收入“文選”的是其代表作。關於《古詩十九首》創作年代，曆來有“兩漢說”和“東漢說”之爭，二十世紀的研究越來越認可“東漢說”。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為中下層文人，有著較高的文化素養和實際生活的深切感受，藝術構思深入淺出，比喻手法富於想象，描寫時情景相襯，語言上如話家常，融合成一種直抒感興、曲盡衷情而委婉動人的獨特風格。沒有用任何典故，而其本身卻成為後來使人經常引述的典故。《古詩十九首》以“遊子之歌”、“思婦之詞”為題材，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漢末中下層文人在動蕩不安的年代裏坎坷不平的生活經曆，抒發了他們離別相思的感傷、人生苦短的惆悵，知音難遇的悲哀和對世態炎涼的憤慨等世俗情懷，成為中國詩歌的普遍和典型主題。《古詩十九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優良傳統，是漢代詩歌由民間文學過渡到文人創作出並現繁榮局麵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將五言抒情古詩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體係，並為五言詩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此詩開始逐漸與音樂相分離。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各種詩歌體裁的孕育發展階段，曹操（155—220）以其帝王之尊，“外定武功，內興文學”，開創了魏晉文學“彬彬之盛”的先河，在曹氏父子周圍出現了以“建安七子”為中心的鄴下文人集團，一時間詩境拓展，風骨凜然。曹操的詩全部都是樂府歌辭，其辭“慷慨悲涼”，他的四言詩《觀滄海》、《龜雖壽》等篇是四言詩中最後出現卻又是最好的作品，被稱之為“壓卷之作”。曹丕（187—226）的《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和文藝理論的開山之作，他的兩首《燕歌行》是靈活自由的七言詩，為後來的七言律詩開了一個頭。曹植（192—232）是建安時期最負盛名的作家，在我國最早的一部論詩的專著《詩品》中，鍾嶸稱其為“建安之傑”,說他的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
曹氏父子之後南朝的文人詩漸次有陶淵明(365—427)的田園詩，謝靈運的山水詩，鮑照的邊塞詩和齊永明年間沈約（441—513）、謝朓（464—499）等人開創的新體詩（又稱“永明體”），從此華麗婉媚的宮體詩齊梁以降風靡一時。陶淵明的詩多取材田園風光、平常生活，運用樸素的語言、白描的手法，直率地抒寫而出，沒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跡，使人感到自然、親切，情感真摯，至今人們猶能體味其中悠然衝淡的情致。謝靈運（385—433）是我國第一個大量創作山水詩的詩人。他的山水詩，絕大部分是他做永嘉太守以後寫的，詩裏描繪了永嘉、會稽等地的自然景色，這種自然美給人以清新開朗的感覺，遠勝當時流行的崇尚玄學清談內容空洞的玄言詩。鮑照（約414—466）是南朝最傑出的詩人。他的詩反映了中下層知識分子懷才不遇的悲憤之情，對門閥製度表現了不滿與反抗。其詩的風格，俊逸豪爽、華麗雄壯，所以杜甫稱之為“俊逸鮑參軍” 。他在學習樂府的過程中發展了七言詩的形式，不僅以豐富的內容充實了這種形式，而且變逐句押韻為隔句押韻，並可自由換韻，為七言詩開拓了道路。新體詩是我國詩歌從比較自由的漢魏古體詩走向嚴格講究聲律和對偶的近體詩的重要過渡階段。南齊武帝永明年間（483—493）在皇子竟陵王蕭子良組織下，一批對聲律研究有素的文士周頤、沈約等人辨析四聲，集體創造了永明聲律學，為詩歌走向格律化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後來到了隋代陸法言根據當時八個最著名語言學專家意見和自己多年研究，審定了《切韻》，完成了漢語的中古音韻係統。即使元代出現中原音韻，詩韻和詞韻還是使用切韻係統。北朝的文人詩壇，一直比較荒涼。庾信（513—581）由南入北，才給北朝詩壇帶來了轉機。杜甫說：“庾信文章老更成”，又說：“清新庾開府”，是說庾信到北朝以後，生活和思想發生了變化，詩風也為之一新。庾信後期詩歌的主要內容，便是表現自己的身世遭遇，抒發身仕異朝的苦悶和懷念故國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