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劉向（約前77—前6，西漢文學家）編集的《楚辭》是另一部先秦的詩歌總集。楚國領土廣闊，即使被楚國大多人民接受在國都郢城附近的語言已經和中原通用的雅言頗有差異，以致被孟子認為是“鳥語”。所以東漢王逸（生活在漢安帝至順帝年間，東漢文學家）的《楚辭章句》為它作了注釋，使後人容易理解楚辭。更不用說楚國各地的方言，例如直到今天浙江溫州的溫州話，盡管已被列入吳語六小片之一（甌江片），還是被認為是漢民族最難懂的方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年溫州人中間出了幾位頗有成就的語言學家，如下麵提到的鄭張尚芳。《楚辭》是戰國時期以屈原為代表的楚國人創作的，繼《詩經》之後的一種新體詩。《楚辭》是在當時楚國以及更南部中國獨特的地方文化和中原文化南北合流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楚辭》和《詩經》一樣，廣泛采用了比興、象征的藝術手法，南方地區的民歌是《楚辭》的淵源。當時南方地區也有許多民歌，也和現代中國一樣有許多方言。劉向所著的《說苑》卷第十一“善說篇”中講到到這樣一個故事：公元前五百二十九年四、五月間鄂君子皙（楚康王第四個兒子，時任楚國第二把手令尹，時間的斷定是因為當時楚國發生許多事件，說來也很有趣，隻是離題太遠不講了。）泛舟於碧波之中，一個撐船的越人抱著船槳唱起歌來，根據發音記下歌詞是：“濫兮挷堇撓璨龞愒笥璨葜蒿〈飠甚〉（此字為食字旁加甚）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誰也聽不懂，於是鄂君子皙召來越語翻譯，這個翻譯水平真高，居然能譯成楚語民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以木作比，枝、知諧音都是民歌常用手法，這首歌被叫做《越人歌》，是中國最早的一首譯詩，因為電影《夜宴》而得到流傳。但《夜宴》的對外宣傳卻把《越人歌》說成是根據《詩經》填的詞，安錯了家門，真是大錯特錯了。這裏越人有人認為是浙江越國人，也有人認為是廣西百越部落，筆者認為最有可能應該是當時生活在浙閩贛交界處的雒越部落。
破譯《越人歌》實際上有幾個難題。首先要解決的是用來記音的漢字在當時的發音，也是就漢字的上古音。其次是每個字的上古音對應古越語的什麽意思。最後，串聯成句的翻譯應當與《善說篇》的楚辭翻譯能對應得上。2018年去世的古漢語專家鄭張尚芳有一篇題為：千古之謎《越人歌》，發表在2007年1月12日的博客，解釋了《越人歌》今譯過程，很有意思。
沅、湘一帶的巫歌是《楚辭》的另一來源，《九歌》脫胎於楚地的巫歌，從篇目看都是鬼神的名稱，湘君、湘夫人筆者以為也僅是湘水之神，應該與舜的兩個妻子娥皇、女英無關，《九歌》很明顯是祀神用的，《國殤》更是追思為國捐軀英烈的祭奠之歌。
《楚辭》和《詩經》最大的區別《楚辭》是專業詩人的作品，作為歌詞的詩《楚辭》作者主要有屈原、宋玉等。《楚辭》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由於楚地音樂具有特殊的色彩，無論在節奏或旋律都和中原地區有明顯差異，春秋時就有“南風”與“北風”之別。於是作為歌詞的詩《楚辭》的形式是雜言體，不同於《詩經》基本是二拍子的四言詩。句式長短參差，富於變化，通篇隔句句尾加“兮”字，句中還配有其他虛字，用以協調音節，增強了詩中詠歎、抒情的氣氛，便於吟誦。
屈原是“楚辭”的最主要代表人物，屈原的作品有《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等，據漢書記載共二十五篇，有的已失傳。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長達373行，共有兩千四百九十個字的《離騷》。這我國古典文學中最長的抒情詩，也是一篇光耀千古的浪漫主義傑作。離騷是遭遇憂患的意思，是屈原用他的全部心血熔鑄而成。詩中表現了詩人愛國主義情懷、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及寧死不屈的個性，通過詩人的悲劇遭遇揭露了楚國社會的黑暗。《離騷》充滿了大膽、豐富的幻想和想象，它把各種神話傳說、曆史人物交織在一起，把地上、天上、人間、仙境、過去和現在交織在一起，完全超越了時空的限製，構成了五彩斑斕、奇特非凡的幻想世界。《離騷》句與句之間，又多用對偶，一句之中又常常以雙聲配雙聲，疊韻配疊韻，更增強了詩歌的音樂性。因為詩歌具有濃厚的南方情調和鮮明的地方特色，應該感謝王逸的注解，使後人能夠知道《離騷》中所大量使用的當時楚地的方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