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真相

題記

西安事變對我一直是個謎。張學良為何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 蔣倒底在西安答應了什麽條件? 中共在事變中起了什麽作用? 蔣介石與中共可謂血海深仇, 為何中共要說服張學良放蔣? 斯大林為何反對西安事變?……過去公布的資料不能解釋。 於是決心自己去找資料,在大陸和美國閱讀了很多資料。本文的寫作前後曆三年, 由於新資料不斷出現(例如九十年代張學良對美籍華人唐德剛教授的十一卷口述錄音, 宋子文日記(英文) 等), 曾三易其稿。

看了這麽多資料, 總的感覺是西安事變實在太精彩了,許多場麵不必加工就可作為影視作品的精彩鏡頭, 例如收到第三國際電報前後中共領導人的反應,
宋美齡與蔣的見麵, 周恩耒與蔣的談話, 張學良在餞行宴會上三擲酒杯等, 可惜大陸的影視作品未能包括這些情節, 我很期望將來大陸以外的導演能拍攝一部西安事變全景式的作品。 本文由於篇幅不能太長, 也略去了很多精彩的細節,是個遺憾。

本文不是一篇曆史研究, 隻是一個讀書小結。 各位對文中觀點或史實有質疑者,歡迎提出討論。

            張學良第一個通知中共

 1936年12月12日淩晨四點，張楊發動西安事變，在此前的零點，張在一切布置妥善後，通知中共駐東北軍代表劉鼎，他將發動兵諫,拘捕蔣和隨蔣到西安的將領, 請劉電告中共 。五點，張又親自致電中共，接著，張楊聯名致電請中共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計”。

 

中午，中共諸領導在毛的窯洞內閱讀張學良發來的急電，群情激奮。據張國燾的侍衛羅學蓬回憶，張“像救火一樣衝出窯洞，奔向毛的窯洞”。平時態度溫和又不多發議論的朱德搶先表示“現在還有什麽別的話好說，先將那些家夥殺了再說”。毛也狂笑不止，但對殺蔣，則主張“我們應該站在後麵，讓張楊去打頭陣”。12日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共致張學良的電報中稱讚張為“全國抗日領袖”, “一舉手便扭轉乾坤”, “弟等極力讚成應由人民公審……”, 毛向其他常委解釋, “殺”字不好由我們口裏說出耒,隻能暗示張學良這樣做。電文中還建議把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一線, 西北軍主力調至西安平涼一線,並告之“恩耒兄擬耒處協商大計” 。13日毛在300多名幹部參加的幹部會上說, 應當把蔣介石押到保安耒,
清算血債, 博得滿場歡呼。當天政治局會議正式討論，毛作主要發言,主張“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領導全國, 控製南京”，得到大多數人讚成，周委婉地表示反對，隻有張聞天明確主張不應在西安建立事實上的政權而與南京公開對立。張作為中共總書記和會議主持人,力勸大家“慎重考慮”, “不要急躁”, 主張“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 聯合非蔣係隊伍”, 會上張聞天與毛發生激烈爭論, 毛對張大聲說: “讓曆史去做結論吧”! 會議決定向莫斯科請示，同時派周恩來、秦邦憲（博古）、葉劍英赴西安摸清張楊意圖,電上海潘漢年與國民黨接觸。向莫斯科請示的電報由毛親自起草, 說明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中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中共中央一直在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決裂, 請共產國際從速指示。但14日中共致張楊的電報中, 由於張聞天的堅持, 中共態度已有變化, 電報中說：“我們不應該將我們放在南京政府的對立麵上，我們將仍然團結並促使南京政府抗日派和中間派來采取抗日政策。”周恩耒一行22人14日動身,16日抵西安。周括去了自長征開始後即蓄起的長須, 說是“在西安要會見各方麵人士,比較有禮貌些” 。 這樣，關鍵問題是莫斯科的回電了。

         張楊中共三角聯盟的形成

    這裏應回敘的是，周恩來自長征抵達陝北後，即已過問不了軍事，毛澤東派他向張學良開展統戰。經過1936年2月李克農與張的洛川會談及4月周恩耒與張的膚施(延安) 會談, 以及以後的多次聯絡,在中共極力策動下，張欣然接受中共“建立西北抗日局麵” 的方案，其內容包括建立以張為首的張、楊、中共三角聯盟(當時稱為“三位一體”), 準備成立西北國防政府, 占領蘭州，打通蘇聯，出兵綏遠等。甚至對將來西北國防政府的某些政策也作了討論。周恩來當麵答應張“我們絕對服從你指揮”。八月九日，中共領導聯名給張學良寫了一封長信，徑直以“同誌”親切稱呼之。在信中不但討論了紅軍和東北軍九、十月間在西北發動抗日局麵，“占領蘭州，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的基本戰略方針，還特別提到：你我“西北發動後，共同采取一致的政治綱領與組織形式，如人民政權形式，人民軍隊形式，最低限度的土地經濟政策等，而不采取目前有差別的形式與政策”。1936年9月中共與東北軍達成全麵合作的抗日協定。10月閻錫山也表示聯合紅軍和東北軍共同抗日, 並願把綏遠的包頭, 五原等五縣給紅軍作根據地。 

張同情, 擁護共產黨, 對反蔣前景十分樂觀，還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張學良曾先後兩次提出加入中共，一九三六年六月底張學良首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入中共。中共中央主要領導連夜舉行會議，一致認為，中共當時與張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的，是為了爭取整個東北軍，而不是一部分，當時若接收張學良入黨，勢必造成東北軍分裂，不利於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開展。中共向張說明此意，張表示理解。七月二日，中共向共產國際通報此事, 共產國際八月十五日覆電說：“使我們特別感到不安的，是你們關於一切願意入黨的人，不論其社會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黨和黨不怕某些野心家鑽進黨內的決定，以及你們甚至打算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報。” 此後不久，張學良再次提出要求參加中共，中共中央同意了，但經中共向共產國際請示，再次遭到反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一份電報答覆說，中國共產黨應該擴大自己的隊伍，但是應該從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中的先進分子，而不應該靠吸收軍閥入黨來發展。有史家認為中共當時仍秘密發展張為隻有極少數人知道的“特別黨員”, 這是一個曆史之謎。 

             一邊倒的輿論

張楊扣蔣後，中共根據地軍民一片歡騰, 正在製訂作戰計劃的劉伯承聽到消息把手中鋼筆一扔,興奮地說: “天公開眼, 蔣介石也有這一天!” 但當時國內輿論幾乎一邊倒地譴責張楊。一些一貫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也一致指責張楊，要求釋蔣，例如聞一多與朱自清、馮友蘭、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等著名教授，起草了“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聲明”。聞一多還在課堂上怒斥：“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你們妄加傷害！”
後來蔣回南京時，各地普遍燃放鞭炮慶祝，雖然有些是政府組織的，但也可見當時民意之一斑。閻錫山也變臉耒電指責。 國際輿論也一致指責張楊，連真理報和消息報也先後發表斥張社論，指責西安事變是“叛變”,“軍事陰謀”, “促使國家分裂”, 12月17日，《真理報》的第二篇社論中甚至說：“據我們從中國收到的最新消息來看，張學良的叛變是日本反對中國的又一個陰謀，它的目的是阻撓中國的統一，並陰謀破壞日益高漲的抗日運動。”一邊倒的輿論對張學良帶耒沉重的心理壓力, 也使中共感到共產國際可能不支持西安事變。

            第三國際回電

莫斯科回電何時收到，說法不一。張國燾說是13日，而據當時負責密電工作的童小鵬回憶，16日曾收到複電，但是亂碼，18日複電請重發,20日才收到正式回電。莫斯科回電的嚴厲程度己較真理報社論大為緩和, 但仍使中共領導人大吃一驚。共產國際回電由季米特洛夫簽署，實際由斯大林親自起草。電文說:
“根據你們的電報，我們建議你們采取下列立場：1.不論張學良的動機如何，他的行動在客觀上隻能損害全國反日戰線上所有力量的團結。2.既然事變已經發生，中共應該充分考慮到上述因素而努力以和平方式解決此次事變”。斯大林並召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解釋說張學良做全國抗日領袖份量不夠，中共目前也沒有領導抗日的能力，蔣雖是一個可憎的敵人，但他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共產國際顯然要求中共拋棄張學良這個盟友,接受蔣介石的領導。

    中共領導收到回電，一個個都陷入沈思，毛踱來踱去，連呼“反了!天翻地複了! 從前我們向張楊那麽說, 現在又要反過耒這麽說,張楊不會說我們反複無常嗎?” 會議無法取得一致意見, 隻能散會, 當天深晚繼續開會, 最後大家還是表示要執行。這個指示立即由博古親自帶到西安給周恩來，當張學良得知蘇聯的態度時，十分憤慨，說中共老是吹噓蘇聯可以援助，現在他已勢成騎虎，中共卻不兌現允諾。直到半個多世紀後張學良對唐德綱口述曆史時,還憤憤地說: “我對他們這麽好, 他們為什麽還要這樣對待我!” 經過周的大力說服, 張同意釋蔣, 他說: “我張學良對您和毛先生的意見一向是很尊重的,既然中共都同意和平解決, 那我還有什麽話說!” 

                宋子文赴西安談判

南京方麵, 南京政府不了解張的意圖, 意見分歧. 何應欽等主張出兵討伐並轟炸西安, 宋美齡及其他宋氏家族成員堅決反對, 並擬派與張私交甚篤的宋子文去西安摸清張的意圖,但何應欽等以不與“叛徒” 談判為由, 反對宋前往。宋說: “我不是以國民黨官員的身份前行, 而是以家屬的身份去” 。宋20日到西安,張同他作了長談, 使他了解到張並不想殺蔣, 而是逼蔣停止剿共, 一致抗日。 張並說17日蔣已答應四點條件, 後又反悔。當日宋去見蔣, 蔣介石一見他即痛哭。 當時蔣認為自己被扣受辱, 要軍事解決, 宋勸他說, 即使政府軍占領西安, 張可以退入中共地區,你仍然難保性命, 而國家卻會陷入內戰, 隻能有利於日本人, 終於說服蔣接受政治談判。 宋同時也同周恩耒會麵, 知道張楊和中共已同意放蔣, 心中也有了底。21日宋飛回南京與代理行政院長孔祥熙商量,22日與宋美齡等再飛西安。宋美齡被領進了蔣介石的房間,正麵壁冥思的蔣介石見到妻子突然出現在跟前 , 大驚失色 , 高聲嚷道“你何苦到這裏來 , 這是步入虎口啊 ! ”隨即又說: “盡管我叫你無論如何不要來西安 , 但我感到是無法阻止你來的。今天早晨我打開《聖經》 , 眼睛便停留在這段文字上:耶和華今將有新作為 , 將令女子護衛男子”。 “大令 , 此時此刻 , 我不來陪你 , 又有誰來呢 ? ”言未畢 ,宋美齡已是滿眶淚水。這是西安事變中頗富戲劇性的一幕.

    宋氏兄妹一到 , 蔣介石立即委托他們為代表, 與張、楊、周恩來進行談判,並提出“以領導人格保證, 回到南京後將分條逐步執行, 不公布或不對外有什麽公開表示”。此時, 張楊也麵臨巨大軍事壓力, 南京四個師由於東北軍炮兵第8旅及西北軍42師的倒戈, 己迫近渭南,威脅西安。 23日正式達成十點協議, 包括改組政府接納抗日人士, 中央軍撤離西北, 廢止何梅協定, 釋放“七君子”並逐步釋放政治犯, 停止剿共, 共同抗日, 蘇維埃和紅軍名稱照舊, 聯俄等。 

             周恩耒會見蔣介石

 周恩耒24日由張學良引見蔣.一開始局麵頗尷尬, 周首先開口致意: “蔣校長, 您好!……蔣先生,我們有十年沒有見麵了, 你顯得比從前蒼老些了”,蔣說: “恩耒, 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 周解釋中共立場, 並說: “隻要蔣先生能停止內戰, 一致抗日, 不但我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就連我們紅軍也可以聽蔣先生的指揮。” 蔣最後表示: “我肯定不會打內戰了,” 宋美齡在一旁也說: “以後不剿共了。 這次多虧周先生千裏迢迢耒斡旋,實在是感激得很。” 周還主動提出: “經國現在在蘇聯生活很好,學習也有長進……如果委員長有意思讓經國回來, 我可以通過有關方麵, 讓他盡快回到你身邊。” 蔣介石一直板著的臉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那好, 那好, 謝謝恩來, 我回南京以後, 在適當的時候,再請恩來到那邊去談談”(蔣經國於次年回國) 。次日周致電中共中央說,蔣作了三點表示: “子, 停止剿共,
聯紅抗日, 統一中國, 受他指揮,醜, 由宋, 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所談如前), 寅, 他回南京後, 我可直接去談判。”至此,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過去教科書隻講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全靠周恩耒的努力,實際上宋子文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放蔣的風波

達成協議後, 張學良即決定放蔣, 宋美齡等也一再催促。 24日晚張楊設宴招待蔣, 周等各方麵人士, 張心中已把這次宴會看成為蔣餞行,在會上心情激動, 舉止失態, 三次舉杯祝酒, 一飲而盡, 又三次把酒杯擲地摔得粉碎,最後伏身餐桌, 慟哭失聲。

 張學良沒有料到 ,楊虎城堅決反對立即釋放蔣介石: “放虎歸山 , 日後傷人。沒有擔保就放人 , 一到南京他就會翻臉。” 張鑒於西安城門都由楊虎城部隊守衛, 遂提出先送宋美齡出城上飛機,然後蔣化裝到張的部隊, 再設法上飛機, 但此法遭宋美齡反對。25日晨張向楊談了自己親送蔣回南京的打算,未能說服楊虎城, 兩人幾乎翻臉。張學良又去找周恩耒,請周再去開導楊虎城, 周聽說張打算親自送蔣回南京, 大吃一驚, 他嚴肅地說道: “漢卿,我們是朋友了,我送你兩句話, “政治是無情的”, “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希望你三思而行。” 11時宋子文匆匆耒見張, 將東北軍及西北軍部份將領反對放蔣的聯名信張看, 說: “漢卿, 事情宜早不宜遲啊”, 張學良也覺事態嚴重, 於是立即決定下午三時親自送蔣回南京。 當時隨行的宋子文秘書甚至連大衣都未及穿上, 可見當時行動之倉促。張陪蔣上飛機時，周並不知道，得張的衛隊營營長孫銘九通知趕到機場時，飛機已起飛 。 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說周當時在機場, 是張搶先一步跨上了蔣的飛機, 並非事實。 

張學良為什麽要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 張自己也有一些說法, 如他曾對部下說: “我這一著是要抓住他的心, 比你們想得高”, “(要給蔣)撐麵子, 恢複威信, 好做人”,“也有討債的意思, 使他答應我們的事不能反悔, 此外也可壓一壓南京親日派的氣焰, 使他們不好講什麽怪話。” 而周恩耒則認為張看武俠小說多,
想學黃天霸的義氣, 也有人認為是張不滿蘇聯和中共的出爾反爾, 憤而不告而別。 筆者認為, 還有一個因素也要考慮在內。 據宋子文日記, 張當時行為有些異常, 有時語無倫次, 有幾次痛哭流涕。22日甚至請求宋子文和宋美齡照顧他尚滯留在英國的妻子兒女,並將他個人的經濟狀況告訴宋子文, 與他商量如何才能安全地把這筆錢財轉入宋之手, 以用於日後瞻養家眷。顯然,這些天來, 來自外界各方麵的壓力與內心巨大的焦慮,加之日以繼夜的忙碌,已把這位血氣方剛的少帥搞得精疲力盡,神智恍惚。 他已不能冷靜地思考權衡親自送蔣回南京的利弊得失了, 以致草率地做出了決定。 

         張學良幫了中共的大忙

西安事變發生後，紅軍應張楊要求把紅軍主力移向西安與張楊部銜接，這樣延安, 洛川, 三原等地就在中共勢力範圍內，12月26日，得知張已護送蔣還南京後，中共即將中央從保安遷到延安，從此成為“紅都”。當時中共最怕的是張學良把與中共的密商經過告蔣，甚至把一切推到中共頭上，從而引起蔣向中共報複，又來一次圍剿。毛曾說“大不了無非再打遊擊”，可見當時的心情 。毛指示周恩來銷毀一切與張楊來往的資料，斷絕與張楊兩方關係，並要周向蔣介石在西安的親信解釋，中共並未參與西安事變。 張的部下王以哲要求繼續與中共聯絡，也遭拒絕。但張學良很講義氣，在南京軍事法庭上獨自承擔責任，在回答審判長李烈鈞 “你是否受外黨撥弄, 不然何以糊塗至此”的問話時,昂然回答“這次事件皆由我一人負責”, “一切都是我自己的主意,我豈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嗎?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張學良完全沒有透露他與中共密商的內容。而毛澤東在當時形勢下, 在公開場合也不得不指責張“破壞國家綱紀” ，“使蔣先生受傷和死傷多人，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如果我事先知道的話, 一定要加以阻攔”。在1937年1月7日，中共發出了一個關於西安事變的內部指示，其要點為：“西安事變係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內部問題，本黨絕未參與。但事變發生後，本黨即通電和平解決”,“本黨對張、楊亦未曾讚同過，因為張、楊也許還可以找到更好的辦法，實現他們的抗日主張”, “蔣之釋放，張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對此案之處理，本黨也認為是南京內部的問題。本黨站在公正的立場，讚同一切使事變引向和平解決的辦法”，把事情推得一幹二淨。

1937年1月中旬蔣介石通過張衝告訴周恩來，說中共及其軍隊若能誠意服從國民政府，則可與中共合作。中共這才鬆了一口氣。2月周恩耒去杭州, 後又兩次上廬山與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談判, 中共終於取得合法地位。

    總的來講，經過西安事變,中共可謂起死回生。不但得到“推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美譽，獲得合法地位, 不再害怕蔣來圍剿，而且得到大量物質利益，包括名城延安及其周圍地盤，以及張學良給的大量軍火和生活物資。張在與李克農談判後即送給紅軍七九步槍2500支, 子彈6萬發, 與周恩耒會談後, 張又送私款2萬光洋,20萬元法幣, 以後又應周恩耒要求陸續送紅軍無線電器材, 藥品, 醫療器械, 地圖等,10月張又送5萬元及1萬套棉衣,以及一批食品。張學良被蔣介石扣押後, 從軍需帳上查明接濟紅軍所用款項達76萬元。這些地盤和軍火物資對立足未穩的中共無疑是雪中送炭。據鄧小平女兒鄧榕回憶, 當時鄧小平得副傷寒，生命垂危,“當時任中央紅軍先遣隊政委的聶榮臻把張學良送耒的一些罐裝牛奶全給了鄧小平, 正是靠了這些牛奶,才救了我父親的命”。特別要指出的是, 中共原耒的“紅都”保安隻是一個隻有一條商業街的小縣城,其範圍不及長江下遊一個鎮, 而且經過曆年的天災人禍, 在中共進駐時房屋都已倒塌,  人煙稀少, 財政是個大難題; 而延安地居陝北中心,是個曆史名城, 房屋眾多, 交通方便,還有一個小型飛機場, 中共以延安為“紅都”, 可謂如魚得水。

   被公認是研究長征和毛澤東革命思想的英文權威之作“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 一書中說“(西安)事變的整個劇目從頭到尾卻都是由共產黨人導演的。毛澤東的政治才幹給中共帶來了巨大的收益。張學良為自己的天真付出了代價”。相對於張學良對中共的真心結盟,慷慨援助和被審時極力為中共擺脫幹係的義氣, 中共在張學良赴南京後的言行實在有點不夠仗義,雖然麵對蔣介石的圍剿前景, 為了“人民的長遠利益”, 當時這些言行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周恩耒生前在談話中常對張學良有歉疚之感。 

             沒有西安事變，就沒有八年抗戰嗎?

     應該指出，西安事變確實促進了國共和解、提早實現了全麵抗戰，但在這之前，1935年底, 國民黨鑒於當時的形勢, 己決定與蘇結盟,與中共合作，共同抗日。 周恩耒曾回憶道: “這時(在與張學良談判的同時)蔣介石也派人耒秘密接洽, 要我們在不平等的條件下接受和平, 同時蔣介石仍加緊壓迫東北軍向紅軍進攻, 以便削弱紅軍, 使中共易於接受他的條件”。蔣派駐蘇武官鄧文儀在莫斯科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談判，1936年1月, 鄧先後與潘漢年和王明會談。另一方麵,
蔣介石又在南京和上海找中共組織談判。 當時中共派張子華與國民黨代表諶小岑在滬會談。 蔣又派宋子文去找宋慶齡, 傳達他的意圖。 宋慶齡派董健吾(對外稱王牧師, 實際為中共特科成員) 與張子華同赴陝北匯報。 此後經幾輪談判, 9月國民黨正式提出希與周恩來在香港談判, 並為周辦了護照， 此事後來因西安事變而中止。 在當時形勢下,國共合作, 全麵抗戰己是大勢所趨, 說沒有西安事變，就沒有八年抗戰，這種說法是言過其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