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時間，在網上有很多人評論王立山殺人案的文章，其中不少文章是對王立山持同情態度的。讓我想起還在國內時，第一次讀到華人在美的槍擊案，是關於愛俄華大學的盧剛槍殺了包括他自己在內６個人的事件。忘了看的是什麽報紙，隻記得整整兩大版的報道，著重講他是如何從底層家庭成為世界少有的天體物理學博士，又如何無法和他的導師融洽關係，如何不被其他中國同學喜歡，受到孤立等等。總之，感覺是盧剛之所以走到那一步，是被逼無奈。後來看到美國報紙的報道，很直接地講案子本身的發展，其它方麵隻是提了一下。再看美國報紙對其它案子的報道也都是這樣簡單直接。
美國一些研究東方文化的心理學家曾進行過調查，發現美國人對犯罪案件，更多的把重點放在罪犯的性格、意向的判定上，而中國人強調的是情景因素。
中國人往往認為外界的因素是導致他們殺人的主要原因。相信，如果盧剛得到了那個教授的職位，如果有人關心他；如果王立山不離開左治亞，如果不被醫院開除，等等，他們就很可能不會去殺人。而美國人深信，凶手長期既定的性格，是他們犯罪的關鍵，認為這種殺人的行為就算在不同的情況下都是可能會發生的１。密西根大學的尼斯泊特教授曾在他的一本書中問過“The bad seed" or "the other boys made him do it"? 是東西方人看待犯罪時的完全不同的態度。
我在另一篇文章“淺談中西方思維差異何來”中提到，西方人看待一個事物是把重點放在這個事物上，中國人是把這個事物放在與之相關的其它事物中去考慮。從而限製了中國人運用最基本的邏輯去思考問題，而是用自己的經驗付於事物太多的感情色彩，失去了解決問題的軸心。
對西方人來講，法律和公共規則是非常明確和直觀的呈現了正確與否，這些條例以最簡單而直接的方式約束著人們的行為。這種最基本的法律意識是西方國家能夠成為法製國家的前提。
許多中國人給法律灌輸了太多其它因素，使執法、守法的人都盡可能給出迂回的空間。如果殺人應該償命，那麽預謀殺人（不是出於自衛），無論凶手是什麽原因導致他殺人，殺人這一行為是應該受到法律懲治的。受到怎樣的懲治，根據案子的不同，有不同的法律條例來決定。
記得兩年前，揚佳殺了６個警察的案子，有那麽多人為他求情。如果因為人們痛恨政府官僚，痛恨腐敗，就認為這個年輕人殺了６個無辜的人是無罪的，那就連最基本的邏輯都不懂。
他們真的是被逼到那個絕路上的嗎？如果一個人受到淩辱，受到欺壓，受到迫害後，用殺其他無辜的人來發泄自己的怒氣，那麽這個人一定是個弱者（還盡然有人稱揚佳英雄）。強者是敢麵對事實，為自己的權力抗爭的人。我相信，一個沒有罪惡意識的人，無論受到怎樣的待遇，都不太可能去殺人。
再回來看王立山事件。CNN的報道標題是：“Police: Bad blood led to doctors slaying"，世界日報的標題：“王立山：他受盡煎熬的人生，最終迫他選擇走絕路”。這就是美國人和中國人在看待同一個事件的差異。這個差異妨礙了中國的法製進程。當人們撇開法律去尋求一個所謂“合理”的答案時，法律便失去了它的尊嚴。執法的人可以運用手段褻瀆法律，百姓用自己的情緒、經驗和愛憎來判斷對錯，而不是用法律作為是非的基礎。那麽中國又任何能成為一個法製國家？又何時能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而一個不尊重法律的國家，人們是無法真正懂得什麽是應有的權力和義務的，是無法走向民主和自由的。
（１）Morris, M. W., and Peng, K. "Culture and Cause; American and Chinese attributions for social and physical ev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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