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金庸小說重道輕器的思想傾向

論金庸小說重道輕器的思想傾向
廖 斌　《世界華文文學論壇》

摘要：道與器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哲學概念。重道輕器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集體無意識，深入到傳統文化的各方麵，影響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看待事物、理解社會人生的方法，也滲透到文學創作中。金庸武俠小說從總體看，流露出重道輕器的思想傾向，在文本中變形為重武學之道，輕器物；重內家功夫，輕外家功夫；重武學之道、悟道和道義，輕武功。金庸小說中的“道”，超出傳統道統的內涵，具有人文關懷，和對傳統文化精髓，以及對人間正義和人生哲理的思考和探詢。
　　關鍵詞：金庸小說；重道輕器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中，道與器是一對哲學概念，“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老子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還說：“道可道，非常道。”——道不能用通常的語言描述，但仍可看出，“道”是先天地而生的萬物本源，或一切事物永恒規律的代表，發展到後世就形成體係嚴密的道統；對於萬事萬物，則有為學之道、為官之道、武學之道，逐漸演繹為根本原則、最高準則和遵循的規律。“器”作為“道”的他者，指各種派生、有形的或具體的事物。如果說“道”存乎法則，思想境界層麵，那麽“器”則屬器物層麵。中國傳統文化主張“道本器末”，強調“以道禦器”，要讓器服從於道，服務於道。關於“道”與“器”的關係，近代學者鄭觀應的解釋較有代表性，他指出：“所謂‘道’，即‘形而上者’，是萬事萬物與人性之本源，是治理國事之本；作為一種學問，‘道’是‘一語已足包性命之源而通天人之故’的原理之學：所謂‘器’，即‘形而下者’，是萬物，是有利於物質發明和實際生活之末的後天形器之學。”
　　道本器末的觀點流播千年，深入到傳統文化的各方麵，影響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看待事物，理解社會人生的方法，自然也滲透到文學創作中，變形為小說中各種形象和場景。其中金庸的小說秉承傳統哲學關於道器的闡釋，頗具代表性。本文從中國傳統文化、哲學的角度．探討金庸小說重道輕器的思想傾向。
　　
　　一、金庸小說重道輕器思想的類型學表相
　　
　　中國文學素有載道的傳統，但它是以儒家思想、禮法、行為準則為核心的道統。本文闡述的道，在哲學框架內展開。在老子看來，道是無形無象，不可名狀的本體，但就是這無形無象的道產生了宇宙萬物，因此道類似於“絕對精神”(黑格爾)，傳統的道器觀體現了中國人的宇宙觀和時空意識。如前所述，道是非常玄奧的道理，是帶有本質性的原則、準則和規律，作為一種觀念形態，必須借助某種實實在在的載體而具化。在金庸小說的特殊語境中，“道”係指由內功、氣功、武功心法、武學秘籍、武學修煉、武德等為載體的決定俠客武功強弱，武學修為、武學境界高低，人格高下的帶有根本性質的原則、規律、觀念等；而“器”主要指由技藝、器物、兵器、外家功夫、財富權利等為基礎的形而下的次要的東西。金庸小說重道輕器的思想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視人的主體地位和根本精神，講求形而上，追求明德悟道以駕馭器物，輕視外在器藝層麵，鄙視形而下的道器觀。因而在中國文化的譜係裏，金庸小說的道器觀與老莊重道輕器的思想一脈相承，“貫穿了重視保護人的生命，把人放在物之上，認為物是比人低級的為人服務的東西。因此莊子說‘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原宥》)”，認為人要達到自由，就須不以物役。作者認為物本低於人，卻成為支配人、統治人的力量。人時時處處成為物的奴隸，喪失了應有的一切歡樂。當然，金庸小說中重道輕器思想並非抽象的道器關係的探討，而轉化為對武林江湖及社會人生的具體描述，使其道器觀有所寄寓。如小說中反映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武林世界中的窮通、榮辱、貴賤等正是為名利、器物所累。恩格斯指出：“人最初為自然的異己力量所支配，後為社會的異己力量所支配。”因此，金庸小說隱含了對器物的排斥、猶疑。
　　1、從道器關係看，重內功、心法、武功秘籍之“道”，輕外在之“器物”
　　金庸小說中，內功、心法、武功秘籍正屬“道”的範疇，是用來駕馭、指導修煉武功的根本準則，最高原則和基本規律。沒有內功心法和武學秘籍，武功難以登堂入室，等同武夫家丁；內功心法和武學秘籍不完備，則限製武功上層次。西毒歐陽鋒因修煉搶來的半部假九陰真經而導致精神失常；鐵屍梅超鳳僅憑九陰真經的隻言片語煉得出神人化的武功，令江湖俠客聞風喪膽。金庸小說中，無數的江湖俠客為爭奪武功秘籍，如易筋經、九陰真經、九陽真經、葵花寶典而命喪黃泉，江湖的血雨腥風大多由此而生。《射雕》中，九陰真經關於內功修煉心法的“總綱”被抬高到提綱挈領、乘一總萬的地位；極富於強調意味的是，少林秘籍易筋經甚至被神化到至高無尚、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可見武學之“道”的厲害。
　　與此相對應，作為器物、工具的兵器則被加以排斥和貶抑。小說描述的種種因爭奪武功第一、權利地位、秘籍寶藏而導致的殺戮暴力，從一個側麵說明人在天地間產生後就一刻也離不開器物，受物的支配折磨，終身處於身不由己地勞苦奔波。“所以莊子說：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與物相仞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齊物論》)”金庸小說表達的不是要否定物，而是要擺正道器的位置，校正人們--的認識，達到人與物的和諧。如《神雕》中獨孤求敗大俠隨著武學修為越來越高，從使用神器(寶劍)到鐵劍再到木劍；從有劍到無劍-劍——兵器——工具“在實踐中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被淡化了”。吊詭的例子見諸《倚天》，正邪兩派殊死爭奪倚天劍、屠龍刀，欲得到關於“號令天下，莫敢不從”的秘密。結果出乎意料，天機藏於刀劍內部——仍然是作為“道”層麵的九陰真經。倚天劍屠龍刀互斫斷為兩截，可指證為對“器”的貶抑和排斥，實質構成對“器”的一種解構和反諷。這些說明“器”無論多麽有效、實用，仍舊要服從於“道”的管理，道勝於器。

2、從內外關係看，重內輕外，重內功輕外功，重氣輕劍
　　熟悉武俠小說的人都知道中華武功被作家劃分為內家功夫和外家功夫。“金庸小說描寫武功全以內功為基礎，所有超人武功均為內功與武藝的結合。”因而其小說有一種總體傾向：重內輕外。這種傾向傳達出一種深層次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集體無意識，即重道輕器的思想。學者王一川指出：“在文化價值層麵上，中國人認為文化可以分為兩個層麵：一是器，二是道。器又稱為器具、器物、器用或器藝，被視為文化的外在的低級層麵，指人們生活的物質、用具、技術等工具方麵。……道是文化的內在的高級層麵，指由上述器的層麵所呈現出來的根本性精神、規律、理念或本質等。在中國人看來，器雖然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用具，都是低級的，有待於上升到道的層次；隻有道才是至高的精神境界，它代表文化的最高價值，所以道支配或製約器，器是載道、體道或明道的工具。”重道輕器觀念不僅表現在傳統哲學文化裏，也滲透於民間運動中，指導人們的行動。如義和團對西方洋槍洋炮的極度輕視和對中國功夫的盲目信從，點出了中西文化差異，說明西方人重視技藝、器物，信奉工具理性、實用科學，這正是重道輕器心理的一種民間極端形態，團民深信中國的拳道、氣功、符咒等“神道”，絕對能戰勝西方洋槍洋炮等“器物”。
　　金庸小說也恰隱含了這樣一種重內輕外、重道輕器的傾向。金庸確乎偏愛內功，因而其小說中幾乎沒有純粹外家功夫的武林高手，即使洪七公和郭靖剛猛無儔的外家絕頂功夫——降龍十八掌，也要依托實施者的內功修為和內功的純正。洪七公遭遇歐陽鋒的毒蛇襲擊而喪失內功，降龍十八掌遂成花拳繡腿。“金庸筆下所有的外功都必須依靠強大的內功才能發揮出功效，外功僅僅是攻防格鬥的方法，而內功則是實戰中實施外功的能力。如果沒有深厚的內功，外功招式再精湛也無濟於事”，可見武功的強弱完全依賴於內功修為的高低。內功修為高，平常器物也能發揮非凡的威力，如劈空掌、摘葉傷人、隔物傳功；一柄木劍、一枝柳條勝於神兵利刃；內功修為低，不僅神兵利器、武功秘籍、財富地位保不住，還可能喪失性命。又如《笑傲》中華山派劍宗與氣宗的分裂，就源自雙方對各自代表的外(劍術、技藝)與內(紫霞功、心法)的推崇，鬥爭的結果當然是氣宗占了上風。令狐衝雖從劍宗傳人風清揚處學得“獨孤九劍”名揚武林，一旦喪失內力，劍術就是花架子，而讓他起死回生，稱雄武林的卻是少林易筋經和來自他人的內力。至於張無忌、蕭峰、虛竹、郭靖、楊過等均是以內功為根砥而造就的武林英雄。代表器藝的外家功夫、劍術、刀劍等則被置於從屬、次要的地位。
　　盡管作者也強調內家、外家功夫最終殊途同歸，但從那似乎是二元論的思維定勢中，我們不難得出內功勝於外功，道勝於器的優勝劣汰的“江湖法則”。因此金庸小說這種重內輕外、重氣輕劍的總體傾向實際上正是重道輕器觀念在小說中的自然流露、遷延和轉換。
　　3、從道和武功的關係看，重武學之道、重悟道、重武德和俠義之道，輕武功
　　金庸小說的道器觀還表現在重武學之道。因此小說中常出現“無招勝有招”“以柔克剛以慢製快”等技擊格鬥的道理。風清揚傳授令狐衝劍術，全真七子群鬥黃藥師，楊過飛瀑學劍等場麵就蘊涵著深奧而有意味的武學道理。又如《神雕》中的重劍無鋒，大巧不工，《天龍》中的武功越高越要用佛法化解，《笑傲》中以無招破有招等都表現出推崇武學之道而輕視工具的觀念；其次，金庸小說還強調悟道。這裏的道，多指純粹的武學原理、人格修養、佛法禪意、人生價值等形而上的道理。《天龍》中鳩摩智幡然悟道，慕容博、蕭遠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玄慈方丈對惡業追悔，重點都放在對道的探求感悟，而從某種意義超越了對器(如一味貪求武功而走火入魔，為一統江湖而濫殺無辜)的過分追求。再次，從最本質層麵看，金庸小說的重道與重武德、正義俠義、民族大義之道血脈相連，反對過分執著於器物(如武功、江山)而導致人的異化，貫穿了學武必須行俠仗義，為國為民高於習武的道理。如“《射雕》係列中主人公郭靖把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信念置於學武之上”，在道與武功高下輕重的比較中，作家最終將武功歸入器物層麵予以排斥，武功僅僅是實現道——道義、正義、俠義、民族大義的器具；為國為民，實現人的自由才是最大的道。《鹿鼎記》塑造了主人公“武盲”韋小寶，有學者闡述了文本的“反武俠”性，其實《鹿》反武並不反俠，不妨看成是“反武功”，或者說武功與道、與韋小寶背負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相比，輕重立判。因為韋小寶身上的流氓氣質、自在無賴、機智權謀、忠誠信義、頑強生存、平民性等等諸多特質，“蘊涵了對中國社會體製和國民性的深刻批判”，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魂——道的外化。
　　
　　二、金庸小說道器觀的多層蘊涵
　　
　　金庸武俠小說中“器”的內涵較穩定：一是純粹的器物，身外之物；二是功名利祿、地位、財富；再次是把武功本體也視為器物進行貶抑。作品中隨處可以看到作家對器物的排斥。一言以蔽之，對於器物的孜孜以求導致人的不和諧與悲劇。如《連城訣》中對財富的爭奪使兄弟反目、父女成仇；《天龍》中慕容複對虛妄皇帝夢的熱望，引發精神失常和人性變態；《笑傲》中為爭奪武林盟主和一統江湖，眾多俠客扭曲人性，命喪黃泉。某種意義上作家把對“器”的欲望膨脹當成人生悲劇的根源，自然也就輕視器物。與此同時，金庸小說又對傳統的“道”加以改造，並注入異於封建道統的新質，從而具有了人文關懷的敘事倫理。所謂敘事倫理，是在講述現代個體生命故事中，通過敘事提出關於生命的種種問題，從而“營構具體的道德意識和倫理訴求”。也就是說，敘事倫理是以具體價值觀念為脈絡，它具有語言層麵的道德感，並通過深沉的倫理詢喚，相應地在讀者中產生一定的意識形態後果。正如弗雷德裏克-詹姆遜所指出的：“因此，小說具備倫理意義。人類生活最終的倫理目的是烏托邦，意即意義與生活的再次不可分割，人與世界相一致的世界。……偉大的小說家以自己的物體和情節本身的形式組織，對烏托邦的問題提供一種具體展示，而烏托邦哲學家則僅隻是提供一場蒼白而抽象的夢，一種虛幻的願望滿足。”因此小說敘事的意義絕不是僅僅在講故事，它還應該沉入人性的深淵，探究心靈的內在事件，並“負有重整生活信念的現代使命”。這正是小說敘事的倫理意義所在。

1、從文化層麵看，貫注了儒、釋、道傳統文化雜糅相濟兼具“出世”與“人世”的精神
　　金庸小說蘊含中國傳統文化的諸多元素。如以“仁”、“義”、“信”為核心，倡導積極進取、建功立業以及“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強國富民的儒家道統，郭靖就是傑出代表；如宣諭因果相陳，善惡報應的佛家思想，在《倚天》、《天龍》、《書劍》中就滲透佛家義諦；如追求逍遙自在，清靜無為的歸隱主題，顯然是道家思想。《笑傲》的令狐衝、《神雕》的楊過則是道家之俠。因此，作家重視“對傳統價值觀和當代價值觀的確認，將理想主義精神取向轉化為當下具有最大涵蓋麵和滲透力的形而下普遍理想”，重視文化對人物的浸潤與製約作用，重視這種“道”對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塑造作用。
　　2、從現實層麵看，貫注了為實現人間正義、百姓福祉和民族大義的兼濟天下的情懷
　　對人間正義、百姓福祉、民族大義的關注，對英雄主義的禮讚，對人的優秀品質的肯定；宣揚懲惡揚善，正義戰勝邪惡是武俠小說永恒的主題。金庸小說的“道”繼承舊武俠小說的精髓，強化對國家、民族、黎民百姓的博大深沉之愛，並將此作為“俠”的基本尺度和最高標準，進而升華到“道”的層麵加以把握和思考，“達到了理想主義取向和建立在可讀性基礎上的獨創性”；同時它剔除了舊武俠小說的糟粕，如因果報應、神魔、色情和封建思想意識，“所以說，金庸小說的主題……既有樸素的愛國主義，又有深沉的人道主義”，小說中對國家、民族、百姓的關愛是最大的“道”。
　　3、從哲理層麵看，貫注了對社會人生、人性、人情的哲理思考
　　對人的價值、人性、人情的思考無疑是金庸小說超越雅俗，勝出舊武俠小說的高明之處。“生亦何歡、死亦何苦”、“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情深不壽、強極則辱”、“因愛故生憂，因愛故生怖”等等都熔鑄了作家對社會人生、人性、人情的深沉思索。又如大俠郭靖力戰襄陽為國捐軀，嶽靈珊與林平之的感情錯位，東方不敗、任我行、嶽不群等人性扭曲、人格變態；陳家洛、程靈素的情感掙紮，令狐衝、風清揚的不以物役，莫大先生、周芷若的患得患失，如此這些都寄寓了作家對於人性、人生深層次的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