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值得紀念。紀念，應該紀念真相，揭露謊言。七十年來，一直有一批人在致力於撒謊。最權威的謊言製造者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發出求降照會，毛迅即編出了完整的謊言。13日，毛宣稱勝利是共產黨的功勞，罵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做“抗戰的絆腳石”，“現在要下山搶奪抗戰勝利的果實”即“摘桃子”了[1]。
第一個揭露這謊言的，是毛本人。他一到重慶，立即改而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他隻能如此。因為全世界都知道：戰勝國名叫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是這個國家的最高統帥，也是26個反法西斯盟國一致認定的中國戰區最高指揮官。共產黨最講究“上級”“下級”，蔣正是毛澤東的上級的上級。——從1937年起，八路軍即第18集團軍一直隸屬在蔣委員長領導下的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將軍麾下。
但毛在延安，麵對中共幹部，就大撒其謊，說中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抗日的首功非中共莫屬。沒有共產黨，中國就亡了。這謊言為黨的領導人及其子孫論證了永恒的戰利品的合法性：中國人應該永遠感謝這個黨，服從這個黨；它是中國人揮之不去的政治代表經濟代表文化代表，有權世世代代占有和支配國家的一切資源。
毛的謊言直接為內戰作出鋪墊：蔣介石和國民黨消極抗戰！非但消極抗戰，而且阻撓抗戰，破壞抗戰，摘桃子!毛親口對蔣發動人身攻擊，罵他“是極端殘忍和極端陰險的家夥”。
本文不談人品優劣，隻要求依法把國共和蔣毛在抗日期間的業績解密。
被共產黨評為“絆腳石”的國民黨，業已鄭重公布了國軍的戰績。以“中流砥柱”自許的共產黨，也應該把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戰績原原本本公布出來吧！蔣先生的日記，已經陳列在青天白日之下供世人閱讀和研討了。可是中共毛主席的行狀尚在黑箱之中。
習總書記說“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變後14年抗戰的曆史”，說得對。日本軍閥1931年9月占我東三省，使民族矛盾上升到了第一位。救亡圖存所必須邁出的第一步，理應是停止割據，一致抗日。但同年11月成立的以毛為元首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偏偏以“工農武裝割據”[2]，填補了軍閥割據和地方實力派割據的空白，破壞了舉國抗戰體製的形成。這個國中之國的任務，不是武裝保衛中國，而是“武裝保衛蘇聯”。由此可證，當日本發動侵略時，咱們的“中流砥柱”對愛國雖成事不足，但對蘇聯已經俯首稱臣了。
國中之國垮了，不得不“長征”。“長征”的口號很愛國，不再“保衛蘇聯”了，改叫“北上抗日”。不過中流砥柱的大腦裏依然沒有抗日的細胞。1935年10月，毛在六盤山高吟“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此詞五十年代公開發表後，有讀者問，“蒼龍”何指？郭沫若以為指日本，但毛糾正了郭的誤解，坦然承認自己當年必欲縛之而後快的“蒼龍”是蔣介石。郭沫若有文提及這事，應該還找得到。由此又可證，整個長征過程中，“中流砥柱”打的雖是“抗日”的旗幟，其實毫無愛國的心思，更談不上實績。
毛要“縛住”的“蒼龍”是誰，是瞞不了人的。張學良發動雙十二事變時，如果依了毛，蔣就非被殺不可。問題是斯大林不批準。斯大林認為，替蘇聯在東麵擋住日本，不是區區毛澤東所能勝任的，必須借重於蔣和全中國的軍隊。因此共產國際訓令中共不得魯莽，必須重建國共合作。毛才改變態度，開始愛起國來。
斯大林百密一疏。他要中共“一切服從統一戰線”——這有利於抗日，卻不利於中共保存實力。在中共政治局會上，王明、博古、周恩來等讚成國際路線；毛和劉少奇則從本黨利益出發，硬是堅持“獨立自主”，寸步不讓，終於形成了“獨立自主”的決議。這裏，伏下了後來國共摩擦和延安整風兩場血雨腥風大規模內鬥的禍根。所謂中流砥柱，特征就在“獨立自主”四個字。
何謂“獨立自主”？一切行動必須從保存和發展本黨的實力和利益出發，絕對不可以從全民族抗日的需要出發——這就是“中流砥柱”在八年抗戰中奉行的指導方針，這才是它的命根子。
彭德懷想多打幾個主動仗[3]，毛就罵娘。（楊尚昆有解釋：毛說了，無產階級世界觀就是“己所不欲，要施於人”；但彭聽不懂，因為彭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我黨堅決反對國民黨搞摩擦，但我黨必須主動對著國民黨搞摩擦！——彭德懷連雙重標準都不懂，可見此人沒有改造好，隻是個同路人！
關於“中流砥柱”的史料，也體現在《毛澤東選集》中，盡管篇篇文章都經過精心修飾，但基素很難通過美容根本改觀。
以《毛選》第三卷為例。從1941年3月到1945年8月，毛寫了31篇文章，其中夠得上“抗日”的，隻有3篇。其他二十多篇，罵蔣介石的和罵王明周恩來的各占一半。自稱“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毛，在抗日最艱苦的四年裏，以90%的快樂與國內和黨內的敵人進行你死我活的內鬥，隻舍得花10%的快樂談談抗日——這就是中流砥柱的靈魂。
連那三篇談抗日的文章，也值得玩味。
一篇是向黨內發出的秘密指示[4]。當時正值《蘇日中立條約》出籠。毛不譴責蘇聯，卻倒打一耙，譴責美國和蔣介石，聲稱“日美蔣之間”正在醞釀“反蘇反共”的新陰謀！
另一篇也是黨內指示[5]，幾乎緊接著上一篇，由於突然發生了德國進攻蘇聯的大事，逼得毛非狼狽調整立場不可。他於是重申“國共合作”，但主次不可顛倒，仍是第一位“保衛蘇聯”，第二位“保衛中國”。
最後一篇[6]寫在美國投下原子彈和蘇聯拖了漫長八年終於向日宣戰之後。值此勝敗業已定局之際，毛號召八路軍和新四軍“奪取武器和資財，猛烈地擴大解放區”，蓋武器和資財越多，解放區越大，內戰就越好打也。
所謂“工農武裝割據”，所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澤東發明的，斯大林支持的，但早已走上窮途末路，連毛的好學生林彪也發出了“紅旗能打多久”的疑惑。毛列舉以安慰林彪的“革命高潮”，諸如“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7]等等，可惜都不爭氣，個個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黃粱夢。
一切流寇隻能靠“流”度日——如果不流，蹲在一個地方，天天打這個土豪，年年分這片田地，誰能做得到？“流”，是必然的，由湖南，流江西，流福建，流陝北，都無可避免。在陝北，連土生土長的革命者都難以立足，從25000裏路之外流來的“中央紅軍”，能有什麽靈丹妙藥？
起死回生的轉機從天而降：日本侵略，傳來了國民政府收編紅軍的喜訊。紅軍的身份頓即從“土匪”一變而為“愛國軍”。此乃質的飛躍，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立即改觀。再加上毛那些“己所不欲要施於人”的獨特的不擇手段的戰略戰術，當然立竿見影，把中共和毛從絕境中救了出來。
所以，毛感謝日軍侵略的話，句句是真話。他個人決定並以國家名義宣布不要戰爭賠償，縱然違憲瀆職，也屬有恩報恩，不是虛情假意。
抗日戰爭的勝利，應該記在得到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支援的中國全體愛國者帳上。是他們共同的貢獻和犧牲，帶來了最後勝利。應該紀念的，不是其中的“中流砥柱” 即某一小部分人，而應該是愛國者全體：不分黨派，不分階級，包括共與非共，包括農民與地主，包括“楊子榮”“阿慶嫂”與“座山雕”“刁德義”，包括毛與 蔣、宋、孔、陳……。有人至今念念不忘“中流砥柱”，把一小部分置於全體之上，雖然為“正確的曆史觀”所必需，肯定違背了曆史真相。這種東西，不足為訓。
應該紀念真實的曆史。抗日戰爭結束之後不到十年，無數愛國誌士就被中流砥柱成批量地或殺，或關，或管製了。參加抗日政府抗日軍隊的，凡任職在科長連長以上， 隻要聽從的不是中共的號令，後來都成了“鎮壓反革命”的對象。為了全民族和解，棄舊圖新，應該把這悲壯的曆史真相完整地發掘出來，讓全國老百姓和子孫後代 銘記不忘。
八路軍雖說當了“中流砥柱”，相當一部分官兵們的命運也好不到哪裏去。彭德懷自己就犯了發動百團大戰罪和右傾機會主義罪。下轄三個師長也個個有罪：115師林彪犯了叛國罪。120師賀龍犯了兵變罪。129師劉伯承也犯了教條主義罪，由政委鄧小平定性，不準平反。
日本侵略者在戰場上無法消滅的抗日將士，由“中流砥柱”親自下手，一一收拾。諸如此類真實的曆史，恐怕都不該忽略不計一筆勾銷吧。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教訓是共同的，普世的，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主。法西斯是現代戰爭的根源。現代民主製度是法西斯的對立物。惟有民主能夠有效地製止戰爭，保衛和平。總結教訓而回避民主，越總結越糊塗。
戰爭的起因是多元的。地域的和曆史的，物質的和觀念的，各種爭端都可能成為戰爭的導火線。有分歧不足怪，不可怕，遵循國際公約和慣例，和平協商解決，就是正道。訴諸武力是不正常的。軍隊和其他一切武裝力量，必須置於現代民主製度的掌握和監督之下，如果被法西斯操在手裏就危險了。
法西斯是對現代文明和傳統人道主義的反動。這種高度集權的壟斷和驅使一切的製度，對外對內，都有權為所欲為，有權不把人當人，有權不把法律當法律，有權不受約束，有權不公開不透明，因而是現代戰爭最危險的溫床和必然的策源地。
幸虧在德、意、日三個當年的法西斯基地上，都已確立了民主製度。現代民主製度的大普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人類最重要的進程。民主製度現在仍在繼續發展中，遠未完美，卻是人們已經掌握的防止和製服戰爭的可靠保證。
依法接受公民輿論製約和監督的民主政權，最不容易輕舉妄動，出了問題也能較快得到製止和糾正。把本國建設成為尊重公民權利的民主社會，是聯合國一切成員的責任。
各國都能因民主而受益。民主有禁錮侵略者的強大功能，也有賦予被侵略者以不可戰勝的自衛力量的強大功能。富，未必強。大，未必強。有導彈，有航母，也未必強。民主才是最負責任的全方位全天候的守護神。現代民主製度的強，強在向心力。民有，民治，民享，老百姓人人是主人，沒有一個人是奴隸。人人有權自由自在安居樂業的國家，是永存的。
[1] 引文見《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
[2] 這是毛澤東首創並實踐的口號。見他在1928年以後的各種著作。
[3] 叫做“百團大戰”，盡管這種說法有點浪漫主義。
[4] 題目是《揭破遠東慕尼黑的陰謀》，寫在1941年5月24日。所謂共產黨已經成為抗日的“中流砥柱”，出處就在此文。
[5] 題目是《關於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寫在德國進攻蘇聯的第二天，1941年6月23日。
[6] 題目是《對日寇的最後一戰》，寫在1945年8月9日。
[7] 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