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研究︱食為媒：全麵抗戰時期陳克文的飯局zt

 

全麵抗戰時期，民生維艱，吃飯問題尤為重要。目前學術界圍繞戰時日常生活已有諸多研究，但重在探討中下層社會物質文化生活，對政府官員的衣食住行等關注不多。其中，國民政府官員的飯局，不僅與時局格格不入，而且折射出獨特的政治文化，值得專門探討。不同於其他社會問題，在飲宴基礎之上形成的飯局具有普遍性特征，難以全麵梳理，相關史料比較分散。陳克文日記對戰時國民政府官員的飯局有大量記述，對於還原前方“吃緊”背景下後方官員“緊吃”現象有一定助益。陳克文日記呈現出明顯的記事特征，所錄生活內容既真實且豐富，為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從當事人視角觀察國民政府官員借飯局之機，行政治運作之實的案例。本文擬以該日記為中心，考察戰時國民政府官員的飯局實態，梳理飯局頻次，展示飯局中的人際互動和權利運作，以期對戰時國民政府官員的飲食政治進行深入探究，為理解戰時國民政府官員的日常政治運作提供新的視角與參照。

《陳克文日記：1937-1952》

戰時陳克文飯局的整體寫照

陳克文自1935年起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參事等職長達13年之久，因交誼甚廣，又長期負責實務，得以頻繁接觸政壇人物，更與不少學界、文化界人物相熟。因此，在陳克文的日常生活中，飯局在所難免。全麵抗戰爆發後，陳克文隨國民政府先遷武漢，後至重慶。日益緊張的戰局擾亂了陳克文的生活秩序，但包括飯局在內的日常消遣照樣開展。即使在抗戰中後期，大後方持續通貨膨脹、物價不斷上漲、民生愈加困難的情況下，陳克文的日常聚餐與應酬仍然應接不暇。

1937年底，陳克文隨行政院內遷武漢，武漢的飲宴之風因大批政府官員的到來而變得更加火熱。此一時期，陳克文有時甚至一晚赴約兩地、應酬兩次，對此，他常生內疚之感。

1938年8月，陳克文離漢赴渝，開始戰時大後方生活，同樣忙於出席各種宴會應酬。他甚至認為“現在一切的娛樂都沒有了，請朋友吃喝也可當為娛樂之一”。此後，日軍不斷對重慶進行轟炸，民眾日夜奔波於跑警報、躲空襲、藏防空洞。但陳克文的日常應酬和娛樂活動仍較為頻繁，經常“幾個約會都碰在一個時候”。有一次“五芳齋吃過了，又到某一家咖啡店裏鬧了一兩小時才回到寓所來”。他有感而言：“現在做官的人，似乎常常有這種應付不暇的苦。”

筆者根據陳克文日記，對其在全麵抗戰時期的飯局頻次進行了量化統計。1937年至1945年，陳克文的飯局共950次，平均每年約136次，折合2.6天1次。其中1938年最多，為231次，約1.5天1次；1937年較少，為111次，約3.3天1次。而其他年份，約2—3天1次。

有學者指出，抗戰中期以後，大後方公教人員薪金收入遠遠趕不上物價上漲速度，生活的貧困化給公務員帶來嚴重影響。正如陳克文自己所言，“物價的不斷上漲，公務員的生活愈來愈覺困難，岌岌不可終日”。其結果是“公務員及其他恃薪俸為生的人，真到了山窮水盡之勢”。但陳克文除了花錢“請人”之外，更多享受“吃請”的待遇，經常應邀參加各類宴會、聚餐，而且多是“肴饌豐美”。他在享受筵宴的同時慨歎道：“公務員生活雖苦，這種宴會也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享受的。”甚至在桂林、柳州失陷後，前方戰局危急，“難民困苦淒慘”，“朋友見麵無一不談戰事，又無一不懷著沉重失望的心情”之時，陳克文仍應酬不斷，應邀出席各種聚會。

從日記記述來看，陳克文飯局次數較少的時段主要分布於1937年6—9月和1943年12月。1937年6月，陳克文母親和妻子生病，他在醫院陪護，應酬和娛樂相應減少。不久，盧溝橋事變爆發，“消息傳來，人人失望。大家相見，都搖搖頭，‘完了完了’歎息不止”。麵對不利的戰事消息，他無心吃飯、喝酒，“情緒極為鬱鬱”。相較於全麵抗戰爆發初期的“不願吃”，1943年12月陳克文的飯局數量較少，則是由於吃酒略多，導致“痔瘡破裂”，不得不住院手術治療，然後臥床休養。

戰時陳克文的飯局場所層次不一，既有豪華飯店、辦公場所，也有家庭私宅，還有一些“小館子”。除了自己的居所之外，陳克文還經常在甘乃光、端木愷、陳之邁等人家裏出席各類飯局。在宴飲之際，有時還伴隨著輕歌曼舞和燈紅酒綠。關於飯局中的食物，陳克文日記中記錄不多，有時也會描述“菜極可口”“酒亦醇美”等。陳克文似乎較為關注“和誰吃飯”“在哪吃飯”，而較少關心“吃什麽”。由此可見，戰時陳克文的飯局所呈現的不僅是應酬消遣和休閑娛樂實態，更有其人際關係的某些麵相。

陳克文飯局中的人物關係

飯局是戰時陳克文日常交往和消遣娛樂的重要手段，飯局中出現的人物，顯然是其重要的人際交往對象。綜觀戰時陳克文950次飯局，有確切姓名者共達608人，主要是國民黨中高級官員，也有一些文化界和教育界人士。與陳克文有1—2次共餐者435人，3—6次者94人，7次以上者71人。通過對這608人進行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他們與陳克文存在地緣（同鄉）、學緣（同學、學生）、業緣（同事、上司）、政治派別、趣緣等關係。

首先是地緣關係。在與陳克文共餐7次以上的71人中，廣東籍12人，廣西籍5人，兩廣籍占比24%。陳克文生於廣西，早年求學、從政於廣東，故與兩廣地區人物過從自然較多。與陳克文交往最為密切的是甘乃光，戰時陳與甘共餐127次，占比13.4%。陳與甘同為廣西岑溪人，又同在廣州讀書，相交甚好。陳通過甘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並結識汪精衛、陳公博、顧孟餘等人；1926年甘出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陳為該部秘書。全麵抗戰爆發後，兩人交往更加頻繁，陳克文經常被甘乃光邀請出席黨政軍要員的應酬活動。陳亦每周參加由甘組織的讀書會，幫助甘處理一些輿論新聞問題。陳克文經常參加同鄉會宴請活動，並與兩廣地區政府要員，如餘漢謀、張發奎、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雷殷、馬曉軍、程思遠、黃同仇、李任仁等人聯絡交流。此外，全麵抗戰初期，陳克文作為汪精衛的故舊和親信，經常參與汪精衛及其部下的聚餐活動，與陳公博、曾仲鳴、穀正綱、林柏生、汪彥慈等人來往密切。

其次是學緣關係。1923年，陳克文畢業於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在校期間與同學蘇熊瑞、潘學增、李加雪、謝康等發起創立廣州知用學社。1924年陳克文與餘鳴鑾同謁鄒魯、廖仲愷，獲資助開辦知用中學。1927年陳克文出任農民運動講習所常委，並擔任講師，期間的學生有顏退省、謝崇周、方冰、王少南、姚毓鬆、蕭漫留等人。這些同窗、學生，也於戰時出現在陳克文的飯局中。學緣人群中與陳關係最為密切的是李樸生。李1920年畢業於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其後曆任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委員、行政院參議、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會專門委員等職。在陳克文的戰時飯局中，李樸生出席67次，可見其與陳關係非同一般。顏退省次之。戰時顏任職於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後升任行政院秘書處書記官。工作之餘，顏經常和農學會同學拜訪老師陳克文，陳也時常邀請農學會一些學生聚餐。此外，陳克文的同學郭天怖、蘇熊瑞、李加雪、龍詹興等人，也是其飯局中的常客。

再次是業緣關係。在戰時與陳克文共餐超過7次的71人中，同事、上司有35人，占比約49%。其中端木愷出席次數最多，為177次；此外，陳之邁92次、張平群66次、黎琬57次、徐道鄰41次、張純明41次、蔣廷黻36次。前文所述李樸生實際上後來也成為陳克文的行政院同僚。

最後，陳克文飯局中的政治派別與趣緣也值得關注。陳克文中學畢業後，受五四新思潮影響，考入廣東高等師範學校，1923年畢業後投身政治活動。1928年11月，中國國民黨改組同誌會成立，主張“改組國民黨，奉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陳克文參與其中。後來，改組派雖然解散，但陳克文與一些成員仍保持聯係，時有聚餐。1937年2月，經梁棟、張國幹介紹，陳克文加入以“闡揚三民主義，力行三民主義”為宗旨的中山學社。該組織不定期組織茶話會、座談會與聚餐等，陳克文經常參與其中，有時亦參加社員之間的私人飯局。此外，陳克文曾擔任過《南華日報》總編輯，與同學陳家驥共同編譯《世界著名探險家》一書，獨譯《歐洲政治思想小史》《日本工業和對外貿易》等著作，加之他喜歡閱讀、寫作，經常在期刊發表相關文章，與一些學人常有交流和聯係，故而在他的飯局中，學者、戲劇家如梁漱溟、金毓黻、曹禺、郭斌佳等也經常出現。

值得注意的是，戰時陳克文飯局的地緣、學緣、業緣、趣緣等關係並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呈現出高度的重疊和交叉。如甘乃光和陳克文既是同鄉，又是同僚；李樸生與陳克文既有學緣，又屬同事；梁棟和陳克文不僅都供職於國民政府行政院，同時均為中山學社成員；等等。此外，地緣、學緣、業緣、趣緣也與政治派係有著密切關係，“多年出任行政院參事的陳克文是汪精衛的下屬，也是堅定的改組派成員之一”。圍繞政治人物和政治派係形成的“圈子”成員，不僅是陳克文日常飯局的常客，也是其政治運維的助推者。這種緊密複雜的飯局人際網絡，構成陳克文社會交往的某種格局，強化了群體身份認同，從而對他的官場活動空間與政治生活土壤產生重要影響。

飯局中的情感表達與權利交換

在戰時特定的曆史環境中，人際關係在個體生命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尤為突出，而飯局無疑是維持人際關係的紐帶之一。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互動儀式理論中提出，儀式是一種情感性能源，可以激發情感性力量，能夠創造共同的情感和符號。

社會學理論揭示出人情的作用在於維護和鞏固關係，這種人情、麵子的確立和再生產是通過交換活動來實現的。飯局就是這樣的一種形式，通過飯局，共餐者可以彼此了解，形成認同，相互交流，從而促進情誼的維係、關係的培養與情感的增進。

1939年12月15日，陳克文之子陳方正出生，一家人很是歡喜。親朋好友聞訊前來祝賀，陳克文多請客感謝。1940年1月13日，陳克文為其子舉辦滿月席，宴請陳之邁夫婦、甘乃光夫婦、郭威白夫婦、李樸生、郭斌佳、林翼中等人，餐後又一起打牌，直到深夜3時才散去。其後，陳克文又陸續邀請行政院上司、同事，以及同鄉、學生等會餐。據陳克文日記所載，聚餐場麵熱鬧非凡、觥籌交錯，他飲酒甚多，有幾次酩酊大醉。

政府官員的飯局自然少不了政治色彩。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時期，飯局與政局的聯係更為密切。1944年5月，國民政府五屆十二中全會和全國行政會議相繼在重慶召開。期間，陳克文與會議代表，特別是廣西代表多有互動交往，並參加相關聚餐活動。到7月初，陳克文為競選重慶市代表大會代表，又開始忙於宴請、聯絡與選舉有關的人物。茲摘其日記數則，可見他當時應付飯局之忙碌情形。

（7月1日）正午鑄秋邀往吃午飯，座中有吳開先、洪蘭友、陳訪先、方希孔、吳紹澍、魯佩璋、邵華。前四人都是此次重慶市代表大會中央指定的選舉指導人，也可以說是想操縱選舉的人，希望當選的自然不能不和他們取得聯絡，獲得他們的好感。

（7月3日）市代表大會競選漸入緊張形勢，今日全日幾全為此事而奔走，見了好幾個客，晚間又參加吳茂蓀的宴會。

（7月4日）為著競選，上午訪方希孔、張道藩、洪蘭友、穀正綱。

（7月5日）仍借鑄秋的汽車，訪問和選舉有關的人物。下午又同鑄秋同去訪問。鑄秋的熱誠相助，真可謂無以複加了。

（7月6日）晚間與範鶴言共同做東請客，客人皆與此次市代表大會選舉有關，席終傾盆大雨，冒雨回院。

（7月7日）下午參加各部會事務會報，仍為競選事栗碌終日。

（7月8日）正午赴吳茂蓀、駱繼常、丁驌之約，仍到中緬文化協會吃午飯。到競選與不競選之代表共三十餘人，各作演說，至下午三時始散。下午五時半，與鑄秋同訪此次市代表大會監選人中委吳開先於牛角沱。

（7月9日）下午訪王阜熙、範鶴言，均為選舉事。

但事與願違，陳克文落選了。他在日記中寫道：“這失敗並不是我的損失，而是我的收獲。收獲什麽呢？使我對於現實的政治增加深一層的認識，使我多交幾個熱腸的朋友，舊朋友的真情也更加流露動人。”陳克文與端木愷等幾位朋友對競選事宜詳加分析研究，認為“這次選舉的表現，是團體組織力量和金錢力量成功的表現”；“個人的聲譽地位、學識經驗、辯才儀表，是與成敗無關的”。

在陳克文看來，競選成功關鍵在於團體組織和金錢，於是注意與有影響力的國民黨要員“抱團”。1945年2月6日，陳克文參加時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關於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競選的談話會。在陳看來，“這次談話會的目的，在以海外代表為骨幹，糾合其他無派別或小派別分子，形成一種可以左右選舉的力量”。其後，陳克文亦多次參與該組織的聚餐和座談活動，為競選做準備。但因重慶地區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職位爭奪尤為激烈，“不僅參加之人甚多，且多為政治上有地位有實力之人，故益覺競爭之不容易”。陳克文與好友端木愷商量，“看將來形勢如何，再決定以一人作最後之競選。策略上似以如此為佳也”。最後，陳克文決定自己放棄重慶代表之競選，以便“全力幫助”端木愷競選。但結果再次出乎陳克文的意料，端木愷也未成功。在陳克文看來，“最大的關鍵”是端木愷的背景不深、靠山不強，“沒有集團力量的支持”。

其後，陳克文作為廣西代表競選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同樣以失敗告終。陳克文認為他之所以落選，一則是因為廣西省名額太少，再則是因為沒有獲得國民政府軍政要人的支持。好友彭浩徐認為陳克文“平日過於重視日常工作，以至社會顯露姓名的機會太少，也是一個失敗的原因”，勸陳“今後要減少日常工作……多與政治有關的人物往來”。可見，在國民黨地域性組織集團、派係間競逐爭權的過程中，飯局雖然為各利益集團接觸、聯絡、拉票、競選提供便利，但決定不了最終的結果。

從陳克文飯局看戰時國民黨後方“緊吃”問題

由於戰爭原因，大後方物資供應困難，物價飛漲，民生艱難。對於物價的大幅度上漲，陳克文自己的感受也非常強烈。早在1938年7月30日，陳克文在購買零碎雜物時，就獲悉“物價有漲至一倍以上者”。1940年7月30日，陳克文和朋友在重慶大元飯店吃飯之後，給家中孩子買了3磅勒吐精代乳粉。他在日記中寫道：“克寧代乳粉是買不到了，勒吐精也賣到二十四元一磅，比戰前大約貴了十倍上下。”1943年8月27日，陳克文和龍大均在重慶上清寺的小館子吃了個“最簡單”的晚餐，“竟化〔花〕一百元”，他說這種吃法“戰前最多化〔花〕一元而已”，所以物價漲了近100倍，“這也是一個證明”。此後，重慶物價持續上漲，陳克文在日記中抱怨：“連機關的公務員也幾乎到了無可維持的境地了。”

對於有著優渥公廩保障以及其他灰色收入的國民政府官員來說，已明顯感受到物價上漲給生活帶來的負擔，那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難就更可想而知了。但具有反諷意味的是，即使在普遍謀食維艱的情況下，國民政府官員依然飲宴成風。陳克文在日記中對自己與官員朋友們的“大吃二喝”情形多有記錄，茲摘其1940年的日記數則，以見一斑。

（8月16日）效率委員會調查委員黃式典因為他的兄弟得補了省議會的參政員，請院裏的同事好幾個人到生生花園晚飯。一桌子的菜竟化〔花〕了九十多元，客少菜多，許多菜沒有人下箸。抗戰三年，還如此浪費物力，真是一怪現象。這可證我們的組織不夠嚴密，統製不夠效率。

（10月4日）會計科的科長吳士瑜到中央信托局去了。晚間請他吃飯餞別，並請齊次青、彭仰侯、羅味真、宓賢弼、申夢青、陳丹忱諸人作陪。雖是小館子，菜也很平常，到底吃了三十七八元。大曲酒飲了一斤半，出來的時候，有些飄飄然了。

（11月19日）曾養甫和甘乃光請我和之邁到他們那裏吃乳豬。曾養甫自詡他的廚子是一個數一數二的能手。菜確很不錯，難怪他自己吃得又肥又白。他說乳豬隻不過幾元的價值，可是燒烤的用炭卻費幾十元，這也是一件怪事。飯吃完後，還打了八圈牌，十二時才回院。

事實上，戰時國民政府出台了許多關於公務員廉潔自律的規定，按照《中國戰時首都檔案文獻：戰時社會》一書所收錄的資料來看，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相關部門多次出台取締、限製公務員宴會的規定，媒體也做了相關報道。

從表1中可見，早在1938年12月，國民政府就出台了關於取締公務員不當行為的規定；1940年4月，蔣介石發布了取締公務員宴會的命令；1940年5月，重慶衛戍總司令部更是頒布了取締公務員宴會的實施細則。但陳克文直言對於像他這樣的一大批官員而言，“不止禁止宴會的法令沒有遵行，每客不得超過二元五角的規定也是違反了。這其中不純在公務員奉行不力、取締不嚴，習俗的難於破除也是極大原因”。

麵對前線戰爭物資緊缺、後方政府官員消遣娛樂的情形，當時一些媒體開始關注並加以報道。1938年11月，《庫務月報》刊載一篇隨筆文章，較早提到“吃緊”與“緊吃”的狀況，指出“重慶如此，成都何嚐不如此？……‘望鄉台上還要貪吃’，真是要命！”1939年漢口《半月文摘》刊登高龍生的漫畫，形象生動地勾勒出戰時後方國民政府官員“緊吃”的生活狀況。1942年2月5日《節儲之友》也刊載了一幅同名漫畫，一名戰士駐槍站立，凝視著飯桌上觥籌交錯的政府官員。可見，戰時“吃緊”情況下，官員“緊吃”的現象備受社會關注。

戰時陳克文的飯局，雖因戰局與政局而有所增減，但一直存續不斷，並未發生實質性變化，且一直持續到戰後，這為理解戰時國民政府官員日常政治生態提供了較好的案例。

飯局空間與國民黨的政治亞文化

德國著名哲學家、西方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公共領域是介於國家與社會之間進行調節的一個領域，在這個領域中作為公共意見的載體得到形成與擴大。宴會、沙龍以及咖啡館在公共領域公眾的組成、交往、討論中起到關鍵性的作用，這些公共領域的載體和外在表現形式，即是公共空間。在公共空間裏，公眾社會交往形式平等，討論問題批判意識明確，討論夥伴逐漸組成穩定的團體機製，成為一個潛在的政論團體。

富有中國國情的飯局傳統一定程度上就是介於國家與私人之間的“公共領域”。這個“公共領域”，以食物為媒介，把某些人物串聯和組合起來，它不僅是私交、公誼的場合，也是團體成員交流討論的場所。

能在一起吃飯的人，既多熟人，也有生人，一來二往，生人便成熟人。因此，飯局空間既有其不變的一麵，也有可變的特點。其不變之處在於，飯局是個熟人空間；可變之處在於，熟人在不斷增加，從這個意義上講，飯局是個可大可小的空間，同時也是個流動的空間。

以陳克文日記中的飯局記錄為例，絕大多數為熟人，但也不排除一起吃飯卻互不認識的情況。例如1939年2月8日晚間，劉建明在重慶大三元酒家請客，陳克文應邀赴宴，發現座中“除了著名怕老婆的國府委員鄧家彥和林翼中兩人外，其餘都是不認識的”。再如1939年4月29日下午5時，“冉勺庭、趙菊芬兩科長宴請陳渠珍於都城飯店”，陳克文應邀前往作陪，席間認識了“一位有名的湘西王”。他在日記中如此描述此人：“年紀五十上下，身體很魁梧，兩目耿耿有光，充分表示他是個有本領有魄力的人。和他談了一二十分鍾的話，知道他現在正注全力於紡織、製糖、製紙等項工業。”他還指出，這是他意想不到的“收獲”。可見，即使像陳克文這樣的國民政府官員，飯局還是可以豐富其人脈資源，使其個人交往空間不斷擴展。從陳克文日記可知，他的許多飯局是“被動”參加的，也就是說飯局空間的主體不是他本人，但這種被動的飯局空間可以被部分或全部納入他的人脈係統，或者對他的人脈係統產生更新或加強的作用。由此也說明，國民政府官員的飯局空間雖然是多元的，但實際上可以進行不同方式的功能拓展與強化，從而增強飯局的整體效應。

然而，與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領域”意蘊不同的是，飯局這個“公共空間”，既是人際交往場合，又是情感寄托、關係維護和權利運維的場所，更是“化私為公”“化公為私”“公私轉換”的空間載體。最為顯著的例證就是當時國民政府官員為選舉拉票而舉辦的各種飯局，陳克文日記中對此有大量記述。除前引事例之外，茲再舉1945年4月陳克文出席為將於次月舉行的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而進行的各種拉票飯局：

（4月19日）晚間應韋永成、程思遠約，到民生路吃晚飯。座間均係桂皖兩省之六全大會代表。

（4月20日）晚間應彭浩徐約，至彼寓吃晚飯，與範予遂、鄧飛黃、黃少岩討論競選事。

（4月21日）十二時應組織部部長陳立夫，副部長餘井塘、馬超俊之約，到組織部午餐。客共兩席，均係各地出席六全大會之代表。席間交換關於大會各項問題之意見。

（4月22日）應白健生先生之約，前往彼寓晚宴。到甘乃光、雷渭南、韋永成、程思遠、陽叔葆等，亦係為六全大會競選而聯絡代表感情的性質，席間談話多以競選為中心。

密集的飯局，顯為國民黨政治生態的日常表現之一，而在重大政治博弈之際，作為人際關係“潤滑劑”的宴飲更可深化為團體利益的“粘合劑”。從某種程度上講，國民黨的日常政治具有多種麵相，公務之外的飲宴、餐飲也當視為其重要組成部分。

飯局空間實際上包括餐前、餐中、餐後三個部分，雖然餐中是主體，但前後兩部分的作用與意義也不可忽視。尤其是餐後活動，有時候更具有關鍵意義，至少是觀察國民政府官員政治與權利運維的重要場所。參加飯局者一般會在“飯前拉什敘談”，飯後進一步娛樂。從陳克文日記可知，他們餐後常常喝茶、喝咖啡、打麻將、賭博、看戲、觀劇、看電影、下棋、跳舞、訪友聚談，甚至“圍桌長談”。其中，以打麻將較為多見。

有時，飯後也會有一些“特殊消費”，例如陳克文1938年1月16日的日記有如下記載：

陳春圃新從海外勸募公債歸來，與樸生、誌遠、少岩、允文共邀至味腴晚飯，並請陳樹人、易次乾、謝作民、甘乃光作陪。飯後被仲鳴強邀至德明飯店，複為我叫來一位身體發達完好的姑娘，麵孔雖不甚漂亮，豐滿的雙乳，卻極動人，年紀不過二十左右。他們要我帶到甚麽地方去，或者到那姑娘的家裏。兩個月的旅途生活對於女人確實有些感覺需要，但不知為甚麽卻不應他們的好意。心裏覺得這太對不起振姊了，結果給了五元的鈔票與那姑娘，冒著雨回來中街睡覺。

這種餐後“特殊消費”自然也是為將聚餐者的關係綁定，以便結成更為牢固的政治盟友，擴大權利分享空間。

可見，國民政府官員飯局的這個特殊“公共空間”，以食為媒，以局為重，飯局中人吃的是飯，但似乎又不全是飯，以物質消費為前提，卻以非物質的權利資源共享、交換與擴大為目的，從而形成了非常龐大的政治次生係統，影響著國民黨的政治結構、權力運作與利益分配。顯然，這種飯局不僅是國民黨“政治亞文化”（Sub-culture）形成的重要途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國民黨“政治亞文化”的特質。

“政治亞文化”是指在一個政治體係中與主體或主流政治文化相對應的處於次要地位的政治心理、政治態度和政治信念等。通過陳克文的飯局記錄可見，國民黨黨綱和各項政策對國民政府官員的約束有限，他們業餘的政治生活是以維係、擴大團體空間以謀取個人私利為旨歸。這種常態化的“政治亞文化”也是決定國民黨政治文化特質和政治運作能效的重要因素。

結語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寫道：“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但是，這裏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作為社會屬性的生命個體，戰時陳克文以飯局為中心的人際互動樣態與權利關係的日常運作，是以其地緣、學緣、業緣、政治派別、趣緣的社會關係為基礎，仍然帶有傳統關係社會的文化特質。也就是說，陳克文飯局中所表現出的社會網絡，依舊建立在人情紐帶的基礎之上，而維係這一格局的則是陳克文及其交往對象之間的最大公約數——共同利益。至於國民政府官員所標榜的三民主義等政治信仰，在其社會交往當中並未起到關鍵性作用。凡此表明，國民黨政治文化對官員思想觀念的形塑與社會生活的規訓作用與效力是有限的。

那麽，飯局何以在陳克文一類官員的日常生活中如此頻繁，甚至到了法不能禁、令不能止的地步？因為飯局是中國傳統關係型社會思維影響下的產物，這種傳統觀念在國民黨黨員的意識中沒有斷裂，而是保持著一種常態化的延續。飯局作為國民黨政治生態的媒介，為個人謀取共同利益提供了特殊的場域。這些基於飯局開展的活動依然是國民政府官員構建各種社會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圍繞飯局形成的政治活動，則會對國民黨政治運維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當然，也應注意到，國民政府官員這種依靠飯局維持的人際關係與權利格局，實際上隻是國民黨內更大的利益團體與更深層權謀競爭的伴生物。

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曾指出，人們的經濟行動嵌入於社會關係網絡中，即人是嵌入於具體的、持續運轉的社會關係之中的行動者。革命的現代化邏輯雖然主導著國民黨的政治經濟體製和運作規程，但以陳克文為代表的國民政府官員群體傳統的“飲食社交”實態仍然堅韌地嵌入國民黨的日常政治。通過陳克文飯局的頻次可以看出，國民政府官員的政治操作基本沒有脫離傳統窠臼，仍局限在舊式鄉黨、袍澤、朋黨網絡中，這也顯示出國民黨離一個現代政黨還有較大距離。

反觀戰時中共治理下的延安及其他革命根據地的日常生活，則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景象。黨員幹部普遍節衣縮食，生活儉樸，“八路軍的生活常常比當地民眾還更艱苦”，一些基本的生活設施也“隻能因陋就簡”，對於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艱苦處境與誠樸風尚，民眾看在眼裏，記在心中。另一方麵，盡管條件艱苦，中共卻“盡可能創造較為豐富的精神生活”。在一些中共幹部留下的日記中，可以看到大量關於理論學習與政治培訓的記載，而在同時期國民黨人的日記中則較少發現。黃道炫注意到：“同樣是抗戰時期的中高層幹部，國民黨人陳克文的日記觸目可見喝酒、宴請、牢騷以及周邊人各種各樣的花邊新聞，共產黨人王恩茂的日記則不斷出現學習、讀書、討論、培訓的記載。這樣的比較絕不僅僅是個案，幾乎是兩黨幹部各自呈現的共性。”兩黨幹部的不同作風，就連戰時美軍觀察組成員威爾伯·J.彼得金（Wiber J. Peterkin）也有強烈的感受。他在日記中寫道：“當我來到延安，我發現一切都是那麽新鮮，與之前看到的大不一樣。”

中國共產黨艱苦奮鬥卻又朝氣蓬勃的局麵同奢靡成風卻暮氣沉沉的國民黨政府形成鮮明對比，反映出兩種不同性質的政治生態與政黨文化，兩黨後來的政治走向及競爭結局從戰時黨員幹部的日常生活風尚差別中也可得到某種預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