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龔繼先



 


——王亞法


一,初識抵足夜談《易》


 


那年是一九七九年,文革剛過,我和人民美術出版社的連環圖畫家趙仁年,在無錫黿頭渚公園搞創作。趙仁年有商業頭腦,看到黿頭渚公園的外國遊客多,靈機一動,和公園的領導簽了一紙協議,借公園背臨太湖的誦芬堂做展廳,開畫廊,向外國遊客兜售中國畫。


         不料此舉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時生意興隆,買賣十分活躍,記得那時畫家送展的作品由劉旦宅、華三川、汪觀清、顧炳鑫、龔繼先、王仲清、趙仁年……大風堂張大千的一些學生也開過幾場展銷,參加者有章述亭、陸元鼎、曹逸如、顧福佑、陳從周、伏文彥、潘貞則、鬱慕娟、鬱慕貞、鬱慕潔、鬱慕蓮……朱屺瞻先生也送來過一張四尺整紙的朱砂竹子,開價四千元,結果被一位香港的遊客買走。
 


         畫展開幕時,照例由舉辦方邀請畫家到場,當場揮毫,合作一幅大畫,作為給舉辦方的禮物。        


來場作畫的畫家中,要數龔繼先最年輕。他思路敏捷,畫路寬闊,花鳥蟲草,出筆快捷,而且為人慷慨,沒有架子,誰要索畫,不管當地老農,還是文人雅士,立等可取。我在一旁幫他拉紙鈐印,暗中計算一下,他一個小時內畫了五張畫送人,可謂神筆。
  


         那天晚上我們在無錫過夜,住在黿頭渚公園的招待所裏,我和繼先一個房間。


         我自幼通讀《內經》,繼先則是個“易經通”。儒家的醫卜星相和六藝原本出自一家。那時他的齋號叫《大易齋》,因此兩人一見如故,從“太極生兩儀”談起,到“八八六十四卦……”;從“天一生水”,聊到五行的相侮相生,由此及彼,又聽他解釋石濤《畫語錄》中的“蒙養”,到一起背誦板橋的《道情》……個中歡樂,至今猶存。


         繼先是書香門第出身,十八歲拜國畫大師李苦禪為師,紅氍高燭,三跪三叩,是按傳統禮儀拜師的入室弟子,進入中央美院後,和範曾、鄧琳是同學,又師從葉淺予、李可染、蔣兆和、郭味蕖、田世光、俞致貞……等名家,他學養深厚,古文功底足,說是交談,實質我在向他學習,使我得益不少。


在無錫黿頭渚的相遇,使我和繼先成了惺惺相惜的好朋友。


 


二,安貧樂道“大易齋”


 


和繼先認識後,一來二去,他巨鹿路的家,成了我常去談天的好去處。那時我年輕,騎著一輛13型自行車,轉令一響,穿過巨鹿路小菜場熙攘的人群,轉進弄堂,然後進入一個空間晾滿衣服的雜亂大廳,爬上黑黝黝的樓梯,穿過一間間門口堆滿廚具器皿的房門,在門簾外,喊一聲:“龔兄!”


在應答聲中撩開門簾,進入了他——具有客廳、睡房、畫室、飯廳多功能的家,這是他一家三口——夫人張逸弘和愛女小磊磊的家。


進門左邊的牆上的一個鏡框裏,掛著他的的齋名“大易齋”。


“大易齋”狹長而又逼仄,因為是頂樓,靠窗的一邊是個斜坡,能見到裸露屋頂的椽子,他的畫案就臨窗而設。至今想來,真不可思議,當初他許多賞心悅目的丹青,就是在這個鬥室裏誕生的。
 


就是在那張畫案上,那次他當場揮毫,給我畫了一條肥碩的鱖魚,並題了“桃花流水鱖魚肥”幾字。為了那張畫,我還特地去舊貨店買了一隻紅木鏡框,掛在我“半空堂”的書齋裏,至今還保存著。想到這幅畫是在那個環境裏誕生的,每每念及,我都會情不自禁地對著牆上鱖魚歎息:“魚兒啊,英雄莫論出身低呀!”


一次我進入“大易齋”,沒等說話,他就告訴我,剛才受了一場虛驚,原來上午大風堂的糜耕耘來作客,帶來一幅張大千的自畫像,有謝稚柳畫的鬆樹補景,一起欣賞,賞畢,糜耕耘將畫巻好帶走。誰知他到家,打傳呼電話來,說那畫忘在“大易齋”沒帶走。急得繼先有口難辯,滿室尋找,幸虧不一會糜老又來電,告訴說畫找到了,是自己帶回家的,放忘記了。以後才知道,那時糜耕耘已經得了老年癡呆症。


一次他從敦煌回來,請我去“大易齋”小酌,酒酣時,從櫃子裏取出一件小東西,剝開層層紙片,最後露出一塊銀元大小的泥團,上麵塑著一尊菩薩,他小心翼翼地送給我說,這東西藏語叫“擦擦”,是去敦煌途中泥巴堆裏撿到的,為防止風化,他已經塗上了清漆,送給我當禮物。為此我當時寫過一篇小記,翻檢舊篋,附之如下:


 


得敦煌泥印佛像小記


 


吾友龔繼先兄,大易齋主,為當代畫師苦禪之高足也。君年前赴敦煌臨摹,得千佛洞泥印佛像一枚,贈予。佛像大似銀元,形似瓦當,上有趺座佛一尊,惜麵目漫漶。以予見,此物乃木刻印範所鑄,蓋當年信徒所為也。佛像以泥沙為質,因攜之南方易潮風化,大易齋主以膠漆塗之,可見其用心良苦也。予得此瑰寶,欣喜不已,聊以記之。乙醜十月初十。


    (陰曆的乙醜,是公曆的一九八五年,距今已是十八年前的舊事了——筆者一歎) 這是一次記憶最深刻的對酌,那天他請我去“大易齋”,一壺黃酒,一碟油氽花生、兩個皮蛋加紅腸,這是那時代窮知識分子餐桌上常見的下箸之物。他認真地告訴我,局領導有意要讓他當人美的總編,是受還是不受,正在彷徨之中。我問其究竟,他說,他從小就立誌做個畫家,當處士,無意仕途,而且有了官職會議多,要影響創作,想聽聽我的意見。我們又聊起明朝的高啟和徐渭,又從徐渭聊到鄭板橋,最後作出一個既不拂逆上意,又不拗違己誌的決定——“學得板橋走馬任,濰坊縣衙滾一滾,”權當一任,隨即辭職。


這就是龔繼先為什麽幾年後,堅辭不繼續當總編的幕後故事。


說完“大易齋”的故事,提醒後人不要忘記上海巨鹿路260弄13號,在上海人美的職工宿舍,在文化大革命前後的艱難日子裏,這裏曾經蝸居過許多著名畫家,孕育和誕生過許多傳世精品。他們的名字是:龔繼先、胡海超、陳家聲、還有馬寅初的女兒馬仰峰……聽說改革開放後,畫家們紛紛遷入新居,人去樓在,另換新主。


可惜當今社會重畫輕文,沒有人去記載這幢樓的曆史。


 


 


 


 


三,濁世還存上古風


         常言,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一定有一個成功的女人,此話不虛,說到龔繼先,不能漏說他的夫人張逸弘。


         因為和龔繼先兄弟相稱,所以第一次去他家,就喊張逸弘“嫂嫂”。


         “嫂嫂”是江南人叫哥哥夫人的稱呼。張逸弘是無錫人,雖然在上海長大,但口音中還有濃重的無錫味。我也是無錫人,無錫話是我第一母語,所以兩人對話,總習慣用鄉音交談。我們三個人說話時,繼先是一口地道的京片子,我和他夫人說無錫話,有時又說上海話,十分有趣。但不足的是,繼先的語言天才和他的藝術天才成絕然反比,不敢恭維地說,他老哥居住在上海幾十年,還說不成一句道地的上海話。
 


         外人也許不知道,滿口京片子的龔繼先竟是一個愛妻柔情的好丈夫,一次我在“大易齋”聊天,張逸弘蹲在桌子旁的一隻大木盆前,用搓板洗衣服。那時上海人家還沒有洗衣機,衣服都是用手工洗的,繼先見了,柔情道:“逸弘,你放著,等亞法走了,我來洗。”
繼先逸弘,夫妻鶼鰈,可見一斑,這個小細節,至今我還清楚記得。


我出國前,辦手續忙碌,好一段時間沒去“大易齋”聊天。那天登門,繼先不在,逸弘嫂見麵,劈頭就問:“亞法你出國的事辦得怎樣了?”我說:“去澳洲本來不需要經濟擔保,現在突然要經濟擔保了,所以還缺些錢,在奔忙呢。”逸弘嫂不假思索地說;“繼先剛賣給香港人一張畫,我這裏有一百美金,你拿去。”一百美金哪,在當時是幾個月的工資。我雖然立即辭謝,沒要她的一百元,但她這句話,暖人心腸,叫人沒齒不忘。以後我曾經寫過一首詩,抄在我的《張大千演義·大陸篇》樣書的扉頁上贈送他:
 


 


贈繼先、逸弘兄嫂七律:


兄才識高古,畫藝精湛,不與時人爭,乃性情中人也。家藏兄贈舊作《鱖魚圖》、《梅花蜜蜂圖》,如若拱璧。尤感予去國前令嫂之誠言,其誠也,猶如親兄嫂也。光陰荏冉,弟與兄嫂,均垂垂老矣,人生奈何,奈何人生。


   


                巨鹿“大易”舊簾攏,小樓談藝蹇時窮,


桃花鱖魚起漣漪,梅蕾蜜蜂細嚶嗡,


不與時人爭高下,欲在身後比雌雄。


難忘最是令嫂話,濁世還存上古風。


 


註:《桃花鱖魚》和《梅花蜜蜂圖》是繼先兄贈我的墨寶。


 


繼先和鄧琳、範曾、周思聰乃中央美院同學,但他從不吹噓自己的學曆。他卦在嘴邊


的一句話是,畫的好壞是眾人評述的,不用自己吹噓。一九八二年嚴冬,我去葉淺予先生北京甘雨胡同二十四號的居寓所采訪時,接連兩個下午,聽他談畫《王先生》的故事,聽他談關押在秦城監獄裏的苦楚;聽他談和老一輩畫家張大千,謝稚柳和黃苗子的交往,當談到小一輩的範曾到龔繼先時,他從鄙夷不屑的口氣中轉過來,誇獎龔繼先:“這青年誠懇,不浮躁,肯下苦功,愛讀書,畫路也廣……”


事後,當我把這段細節告訴繼先時,他寵辱不驚地說:“這是葉老對我的偏愛,人家範曾比我用功,他一早起就在走廊裏,踱方步背唐詩……”


 


 


四,《藝苑綴英》流澤後世


中年以上的人在一起聊天,總不免對上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當政時期的懷念,懷念那時候的學術氣氛活躍,思想相對自由,人們對金錢的追求也沒有今天這麽強烈。書畫愛好者聚在一
起,會不約而同地追念起那本曾經放在案頭翻閱的《藝苑掇英》。


文革撥亂反正後,百物複蘇,《藝苑掇英》也應運而生。該刊創刊時,是一本介紹古代書畫、瓷器、石刻、壁畫等內容的綜合月刊,出版後讀者反映內容比較雜亂,出版到到第七期時,決定改版,專一介紹中國古代書畫,並由繼先擔任總編。


當時《藝苑掇英》的稿源主要來自全國各地的博物館和抄家歸還後的藏家,為了尋找作品,繼先和編輯們上窮碧落下黃泉,幾乎走遍了全國博物館。


每當繼先談到,編輯《藝苑掇英》的往事時,會不無感激地提到謝稚柳先生對他的幫助和指導。謝老是他來上海工作後,第一位結識的老一輩藝術大師,在以後十餘年的日子裏,交往從未間斷,可以說繼先是謝老未拜門的入室弟子。我曾有次在“壯暮堂”的畫案上,看見謝老麵前放著一卷“懷素苦筍帖”的複製品,在和繼先談論個中的妙處。


那時我因幫《新民晚報》副刊,寫關於張大千的連載小說“彩筆風流”,常去謝稚柳先生的“壯暮堂”閑聊,久而久之,成了那裏的常客,謝老和我除了閉口不談政治之外,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忘年交,一次談到《藝苑掇英》時,話題轉到繼先身上。謝老說,現在既能作畫又懂得鑒定古畫的人不多,今後要看繼先的了。至今我還記得,謝老說這話時臉上露出“後有來者”的欣然。


我和繼先在一起,也經常閑聊張大千的軼事,繼先也說了一段有趣的事:有一次他為《藝苑掇英》去某博物館采稿,看到一張清初四高僧漸江的山水長卷,空靈瀟灑,筆墨精到,但稍有疑點,經過同仁們反複的否定和肯定後,決定采用。一俟出版,大家又出現感覺上的別扭,總覺不妥,後來在一次國際研討會中,專家們反複論證,斷定此畫是張大千的臨摹之作。通過此事,編輯們接受教訓,以寧缺毋濫為原則,嚴格挑選作品,以致今天的新一代收藏家以《藝苑掇英》作為對照某些古畫的藍本,成了一本甄別古畫的字典,可謂流澤後世,功德無量。


至於繼先離開《藝苑掇英》後,讀者對以後出版的《藝苑掇英》的非議,當然是另當別論了。


欣聞在二〇〇五年的一場拍賣中,一套七十冊的《藝苑掇英》,竟然拍出十六萬五千的天價,這在現代書刊拍賣中是罕見的,也是對繼先和他的同仁們辛勞工作的肯定,為之欣然。


繼先在編輯《藝苑掇英》期間,每期都寄我樣書,一直到我出國為止。


和他道別的那天,他將托過的五幅畫送給我,說在外可以和朋友結結緣。記得其中有一張是《梅花蜜蜂圖》,九隻蜜蜂,圍繞幾朵梅花,振翅盤旋,靜心細觀,仿佛能聽到細微的嗡嗡聲,令人神往。我剛到澳洲的日子裏,曾經把它掛在臥室的牆上,陪伴過我思鄉的歲月。
我知道,這是他從苦禪老師處學來的絕活。可惜那畫被一位學畫的老華僑借去臨摹,我幾次催討,回說弄丟了,一直沒有歸還。


因寫本文需要,剛才翻檢集影薄,找出一九八八年我出國前,我和繼先在上海揚州飯店告別宴上的合影,那時他年輕,我比他小七歲,更年輕,一晃間,我倆都步入老年了,對歲月真有說不出的無奈。


 


 


五,別後重逢話滄桑


 


         一九九五年,我在澳洲辦妥居留,第一次回國。


那時繼先已經遷入長寧區華陽路的新居,這時他的居所裏掛著陸儼少先生題的匾額“枕流堂”。


老友重逢,有說不出的喜悅,那天繼先和逸弘嫂做了一桌好菜,還把逸弘嫂的母親,和已經長成大姑娘的小磊磊,以及未進門的毛腳高婿都請回家,一同歡聚。我們像一家人一樣,其樂融融,樂不可支。


老友久別,談這些年各自的經曆,世事的滄桑變幻,歲月的無情流逝,不勝感慨。那時他已經從總編位子上辭了下來,我看他談及辭退總編時的一臉談然,對名利世俗的輕視,心中不由念叨,眼前的繼先還是那個繼先,在當今世俗的紅塵裏,能保持那份出汙泥而不染的繼先。


那次閑聊中,我們談到了施大畏。我和施大畏不熟,但是我們是同代人,文革後期我和施大畏、朱金晨、韓碩幾乎同時調進出版係統。我和朱金晨是多年的老朋友,與韓碩是少兒出版社的同事,所以有時候朋友們談起,總會有一份間接的關顧。


繼先當總編時,施大畏來找他,說上海中國畫院想調他去當專業畫師,希望我能成全他。當時單位有個別領導不同意,認為單位剛出資送他去培訓回來,沒為單位做貢獻就走,有點說不過。繼先從全局觀念和施大畏的個人發展考慮,覺得他進中國畫院工作,會有更好的前途,於是充當說客,說服了持不同意見的領導,讓施大畏順利調走。嗣後,施大畏創作了許多作品,並一度擔任上海中國畫院院長,說明繼先當時的伯樂做對了。此事聯想起當年徐悲鴻送畫給當江西省長的熊式輝,向他推薦傅抱石,為中國畫壇發掘一顆新星的舊事。也使我想起自己的遭遇,我一九七六年初調入少兒出版社,不久恢複高考,我也曾向總編提出過自己的誌向,可是我的總編隻從本單位的利益出發,認為我去大學讀中文係,畢業後分配得最好,也是回新聞出版係統工作,弄不好還會分配去中學語文老師。以致我失去了那次高考的機會,如果那時候我碰上繼先這樣開明的編輯,也許會改變我的人生軌跡。


繼先善飲紹興酒,煙癮也大,他是“555”香煙的老相好,那天我不知他喝了多少酒,抽了多少煙。


那天說定,我寫了兩首新詩,他給我畫兩幅四尺整張的大畫,以資紀念,我寫的詩是:


當年傖楚出鄉關,搏擊天涯雷十萬,


試問倦鳥幾時歸,結巢故裏好清談。


他畫了一隻大蒼鷹,伸出利爪,衝天而下,向莽莽大山撲去,大有搏擊天涯之勢。在畫的下款題道:上錄亞法兄新詩一首並畫,繼先寫。


另一幅畫的是三條肥碩的大鯰魚,那一陣繼先迷戀畫鯰魚,牆上掛滿鯰魚的畫稿。


鯰魚,諧音“年餘”,九十年代末,他的鯰魚在社會上頗為流行。我的詩句是:


正是新荷初開時,大易齋裏魚滿紙,


乞得三尾補寒壁,半空堂裏作淺池。


那兩張畫
,我視若拱璧,前幾年兒子在澳洲買了新房,要討我這兩張畫,說掛在新房裏,好向外國朋友炫耀。當時就被我直言回絕:“不行,等老頭子玩幾年再傳給你!”


我告訴他一件軼事:九十年代初,我在悉尼華文報上看到一條“畫家龔繼先畫展”的新聞,我以為他來悉尼開畫展了。那天我約了幾位朋友一早趕到展廳,發現收藏者是一位姓蔡的女士,她不認識繼先,但欣賞繼先的畫有氣勢,認為時下在中國畫家中,能達到這樣高水平的畫家不多。從交談中得知,她離異獨身,並不富有,是靠多年來節衣縮食的錢,從各個渠道收藏了八十多幅繼先的作品。我認出其中有幾幅,是繼先在無錫開畫展時,送給一位叫姚琦的朋友的。


繼先並沒有為有這樣的粉絲而感到意外,聽罷,隻是噴了口煙,淡然地說:“我不認識


你說的那位女士,但我曾送給姚琦許多畫。”


我再次回國拜訪繼先,他已經搬到華東師範大學附近的大渡河路的新居了,進門的牆上依然掛著陸儼少先生題的“枕流堂”匾額,畫室也比以前大了許多,沿牆一溜書櫥,整齊地排滿名家的和他自己的畫冊,特別顯目的,是他參與編篡的那套《中國美術全集》,藍布精裝,非常氣派,全卷六十冊。我在悉尼美術館工作的朋友柳楊的辦公室裏曾經翻閱過,在版權頁上看到繼先的名字,排在老一輩書畫家啟功、謝稚柳的後麵。我在海外看到繼先參與這麽大的編篡工程,為之高興,那天我還和柳楊聊了我和繼先交往的舊事。


繼先輕鬆地告訴我,現在他足夠的空間作大畫了。我看了他許多近作,越發精湛,


大渡河路的“枕流堂”,在六樓,樓下住著另外兩名畫家——胡振郎和黃阿忠。


記得那天繼先請我在小區門口的小飯館裏小酌,他隻陪我喝了少量的黃酒,煙癮也退了不少。


望著繼先臉上新增加的老人斑,我心裏暗暗思忖,世界上最難攀的,也許就是藝術高峰,艱險,曲折,崎嶇,陡峭,當你到達這個境界時,你也已經進入了老境。


 


 


  六,紙上搔出乾坤來


         高人必有絕活,天津泥人張的的創始人張明山的絕活是,隻要見過一眼,他就能在袖筒內捏出那人的容貌來;吳昌碩的絕活,是在袖筒裏操刀,瞬間治出一方完美的印章;張大千的絕活是從兩個點先後起筆,中間會合,看起來天衣無縫,了無痕跡,他畫大幅荷花的莖杆就是這樣運筆的。


         龔繼先也有絕活——他的絕活是“指畫”。


         “指畫”者,顧名思義,是用手指作畫。關於此畫種的由來,傳說眾多,最可信者是,康雍年間,鐵嶺畫家高其佩,晚上做夢,來到一個山水旖旎的風景之地。他掏出墨盒,鋪開紙張,正想作畫,忽然發現,出門匆忙,忘記帶筆。正躊躇間,身後出現一個手拄拐杖的仙翁,指著他的手說:“汝可以指當筆乎?”一語驚點化夢中人,於是世間誕生了第一張指畫,高其佩也成了中國手指畫開宗派的創始人。嗣後,指畫曾經一度盛行,揚州八怪中的李鱷、黃慎、羅聘等都曾經以掌濡墨,以指作畫,但作此畫難度極高,因此逐漸式微,到了近代,隻有潘天壽敢嚐試指畫外,幾乎乏人問津。
 


繼先自小就著迷指畫,空餘時常閉門自習,遊戲指墨,聊於自娛。


不料這愛好,在關鍵時刻還真派上了大用處。


一九八九年,繼先應邀赴新加坡舉辦畫展,因為行李多,托運時把部分展品和常用的毛筆放在同一個箱子裏,偏偏那件行李在機場出了差錯,不能按時運抵。而離展出時間隻有兩天時間了,更急人的是報紙廣告和請柬已經發出,時不待人。情急之下,繼先使出了平時聊以自娛的看家本領,在華僑朋友送來的一刀宣紙上,手蘸墨汁,指爪齊使,五指跳躍,連塗帶抹,在眾人的叫好聲中,一幅幅精美的圖畫脫穎而出。


沒想到絕處逢生的無奈之舉,竟然別出成果,臨時急就的指畫,竟然受到觀眾的額外好評,畫展結束,凡是指畫均被搶購一空。去年冬天,筆者去新加坡參觀藝博會時,順便拜訪一位在烏節路東陵坊開畫廊的佘先生,他是當年目睹繼先作指畫的觀眾之一,與我談起此事,還不忘當初情景,連連稱讚:“真是紙上搔出乾坤來,絕技!”


梅花香從苦寒出,繼先的指畫絕技並非憑空而來,他八歲入迷丹青,到一九八零年,在藝術殿堂裏已經苦鑽三十二年,憑他的天份和勤奮,應該說已經到了得心應手的藝術化境了。
 


         自古至今,關於藝術化境的故事很多,唐伯虎當年走在街上,見一婦女責打頑兒,問其究竟,婦女告說,頑兒食畢楊梅,亂扔核子,將白色蚊帳汙成斑點,唐伯虎聽罷,取出畫筆,在蚊帳上三二塗劃,頃刻出現了一幅斑斕奪目的“紅梅圖”;齊白石畫蟲草,了然於心,信筆拈來,自成天趣,張大千六十年代旅美時,眼疾嚴重,以心代目,作畫如常;餘叔岩晚年目瞽,但上了舞台,胸有方寸,瀟灑自如,舉步不亂,觀眾說是假瞽,孟小冬則解釋說,老師雙目雖瞽,但舞台方寸,爛熟於胸,此乃化境使然。


化境是熟能生巧之技,化境是手揮五弦,目送紅鵠之功。繼先指畫,信手塗抹,即是一例。
 


 


 


 


七,後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整理張大千資料時,謝稚柳先生告誡我:“你不光要要寫老一代的畫家,要多介紹中青年一代的畫家,繼先是很有前途的。他不光會畫,這幾年編輯《藝苑掇英》有機會看到不少古畫,鍛煉了眼力。”


那時我就留意繼先的為人和作品,蓄意籌集資料,準備日後為他寫傳。可惜造化弄人,一九八八年,一陣出國潮的巨浪,把我巻出了藝術圈朋友的海灘,漂浮多年,再度回來,時過境遷,當年海灘的砂器,已不複舊觀。


二零零零年,繼先又喬遷往長壽路達安花園新居,取齋號“半閑草堂”,過著你若上午找他可去居所,你若下午找他可去畫室的,半日瀟灑作畫,半日會客清談的悠閑生活。


繼先的藝術成就,就像他從“大易齋”的陋室,走向“半閑草堂”高層那樣,日臻進步,走向輝煌。我為他這些年的藝術成就而高興。


然而我們都已經步入老境,生命的光陰已經不允許我們像年輕時那樣盡情抽煙,盡情喝酒,盡情搶著說話了。


祈禱老天多假我們一些時日,讓繼先多畫一些傳世之作,讓我多瀏覽幾處世界風光。


最後感謝文友陸其國兄代我實現了當年的夙願,他寫的《龔繼先畫傳》,使我讀之欣喜!


時間過得真快,綜前所述,我和繼先兄已有三十五年的友誼了,翰墨之交,我們必須留些文字,可惜餘文已晚,隻能聊作狗尾,附之陸其國兄《龔繼先畫傳》的驥後,贅之而又贅之了。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於半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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