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來到法國的年代
在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的前一年，一個名叫米歇爾·博寧的普通法國大學生正在戀愛中。他對中國的老子、孔子非常感興趣，對於政治嘛，也非常感興趣，因為年輕人嘛。所以，當年他對毛澤東也很感興趣，對於剛剛發生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十分向往。他支持更加激進的主張暴力革命的左派造反派學生。不過，據博寧事後的回憶，他在五月風暴中並不是一個毛主義者。當時法國的大學生關於中國的文革主要是通過報紙和電視了解到的，當他們聽到中國的紅衛兵，聽到毛澤東說出“造反有理”時都很興奮。那時很多人對於蘇聯已經開始反感，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和蘇聯不一樣，中國的社會主義或許代表著一種先進的模式。但博寧否認自己是一個毛主義者，而且認為當年毛澤東的思想對於法國的學生運動的影響是有限的。據他自稱當時他已經看出毛搞個人崇拜，而這與馬克思主義是完全相反的。不過，心理學研究已經發現，人們對於事件的日後回憶並不可靠，有時甚至是非常的並不可靠。回憶往往是一種心理安慰。
1986年1月28日的早晨，美國發射挑戰者號航天飛機。當年，全美數以萬計的人們觀看了這次發射的即時轉播。7名宇航員中有一位美國第一位平民航天員克裏斯塔·麥考利夫。麥考利夫是一名女教師。本來準備在太空為全美國的孩子們授課，如果成功那將是人類自先知時代後最偉大的一堂課了。然而，航天飛機升空73秒突然解體爆炸。當年，現場有許多孩子坐在嚴寒的發射現場觀看發射。10年過去，心理學家對他們進行測試，讓他們回憶當年的現場。許多人的回憶栩栩如生，但是對照當年的記錄，心理學家驚奇的發現，很多人回憶的場景根本不曾發生過。
當年，克裏斯塔·麥考利夫是在汽車裏通過收音機獲悉即將在平民中挑選一名航天員的消息的。經過數月嚴格測試和篩選，最終從一萬一千名申請者中她被幸運的選中了。廣播報導結果的第二天，克裏斯塔·麥考利夫居住的康科德市在市府廣場舉行了熱烈的慶典儀式和遊行。克裏斯塔在丈夫和孩子的陪伴下來到廣場，人群圍攏她，和她握手、擁抱、要求簽名。市長還出其不意把一根指揮棒塞進她的手裏，讓她指揮樂隊演奏美國國歌“永遠不落的星條旗”。
事故原因的調查顯示，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組織文化與決策過程中的缺陷與錯誤是導致這次事件的關鍵因素。悲劇源於一個密封環在低溫凍裂，但這個設計缺陷早在數年前已被NASA的科學家報告過，就在發射的當天早晨，工程師還對低溫下進行發射的危險發出了警告，但警告沒有能充分地傳送到他們的上級那裏。
在事故發生後，任務控製中心持續了十幾秒的寧靜。電視屏幕上顯示著挑戰者號所在位置出現的煙霧，和向海洋墜落的大量碎片殘骸。大約在89秒時，飛行指揮傑伊•格林提醒沉默的飛行動力官員向他提供信息。得到的回複是“過濾雷達得到不連續的來源”，這表明挑戰者號已經破裂成了許多碎片。格林命令他的小組“仔細察看你的數據”並尋找軌道艙成功逃生的任何跡象。事後調查表明，在航天飛機解體爆炸後，至少有3名航天員並沒有馬上死亡。這3名航天員打開了航天飛機上的應急供氧設備。他們最終死於低溫、缺氧和掉入海洋時超過200個重力加速度的撞擊。航天飛機的發射逃生係統因為被認為“作用有限、技術複雜以及過多金錢的花費、重量與研發日程表的拖延”而被取消了。
事後負責調查的一位科學家評論：“想要在技術上成功，實情要淩駕於公關之上，因為大自然是不可欺騙的。”或許這對今天疫情中雄心勃勃創造奇跡的中國有一點微弱的意義。沒有批評的奇跡有時隻是時間的一種嘲弄。
在挑戰者號航天飛機起飛的那70秒鍾裏，它似乎非常強勁，它以挑戰者的形象快速的飛入高高的天空，似乎勢不可擋，但最終毀於一個小小的橡膠圈在低溫時失去彈性。
當然，當這個小小的橡皮圈在美國的航天飛機上失去彈性時一樣會引起災難。這是肯定的。
不過，雖然事後博寧稱自己在五月風暴時是一名托派，並已經意識到了毛澤東在搞個人崇拜，但1967年，博寧更為真實的煩惱是，他的女友懷孕了。在五月風暴前，法國仍然十分保守，天主教的影響仍然很大。當時在法國墮胎是不允許的。要墮胎就要私下裏去找黑醫生，不僅費用昂貴，而且還有風險。所以，這對於年輕的博寧和他的女友來說，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在五月風暴後，到1974年當時右派的政府把墮胎合法化了。博寧和許多當年參加革命的學生認為，這就是是68年學生革命的遺產。同樣，婦女解放運動也是在68年時開始的，68年後同性戀也合法化了。博寧說：“我們並沒有成功改變政權可是我認為我們成功改變了當時的社會。而這一點卻非常重要，很多人並不重視這一方麵。”如果針對當年學生的理想，這樣的論述並不苦澀，甚至可以稱為中年人的犬儒主義了。不過，今天我們對於這個博寧仍然感興趣的是68年五月風暴後，博寧去了中國，要看看中國學生的文化大革命。他甚至為自己起了一個中文名字：潘鳴嘯。
我們對於西方有一種誤解，即歐美思想激進自由。這並不準確。因為，從總體上說，歐美的社會主流思想仍是保守的。激進的革命或與資本主義甚至基督教理念相衝突的思想或革命在歐美社會中幾乎從來沒有成功。所以，歐美即有極其自由的一麵，也有極其保守的一麵。而反觀中國百多年來，其思想的演變才真正是極端激進和自由的。從清末曆史數千年的中國傳統思想到今天，中國人近代思想的激變身人類曆史上罕見的。尤其在毛澤東發動的廣義的文化大革命後，中國今天除了共產黨的統治不可動搖，其它一切思想皆有可能。關鍵是什麽呢？看療效唄。
當然，今天中國除了共產黨的統治不可質疑外，還有一條就是：你必須為黨工作。轉化成積極的表達就是，今天的中國隻要勤快就餓不死。
可能我們難以置信的是，女性，我是說法國的女性，能真正自由合法的穿褲子也是在1968年法國的五月風暴之後。
過去法國勞動法有關於女性穿褲子的規定，售貨員、空姐等多種職業要求著裙裝工作。而在法國議會，女性議員直至1980年才獲得穿褲子開會的許可。早在1799年11月17日，“霧月政變”後第8天，巴黎警察局長簽署一項法令：所有想要穿男性衣服的女性必須在警察局取得合法許可。1892年和1909年，法國下發了兩個警長通知，允許女性在騎自行車和騎馬時穿褲子。時至2013年1月31日，在運行200多年之後，法國終於正式廢除女性穿褲子需要申報的這條已經形同虛設的法令。到那時，巴黎女性穿褲子才真正合法了。
而在五月風暴更早一些的時候，1966年36歲的法國著名新浪潮導演讓-呂克·戈達爾愛上了年僅19歲的高中女孩大眼睛的安妮·維亞澤姆斯基。不過，那一年安妮考上了位於巴黎近郊的南特大學。於是，戈達爾也隨著住到了南特的旁邊。
嬰兒潮
這個南特大學就是前麵說的那個引發五月風暴的地方。所以這裏有必要簡單介紹一下。南特大學位於巴黎近郊一個工薪階層聚集的社區，它是由法國最著名的高校五月風暴的中心索邦大學分出來的。原因是當時正值戰後嬰兒潮一代長大，法國的大學生激增，為了緩解高校壓力就在寸土寸金的巴黎中心區之外又建起了這座南特大學。從索邦遷來南特大學的教師和學生大部分都是左派，所以戈達爾在這裏接觸到許多左翼知識分子學生、知識分子其中有許多毛主義者，這讓戈達爾對毛主義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戰後嬰兒潮與60年代全球性的革命躁動的關係也有過很多論述。可以肯定革命絕不僅僅是由於性欲或年輕人數量的增加簡單的原因可以解釋，但人類曆史的所有革命又都離不開雄性激素。這裏並沒有對女性的輕視和對雌激素的不恭。人類的生殖人口增長需要雌激素和雄激素，二者缺一不可。同時，現代科學研究已經證實，女性體內也分泌雄激素，男性體內也分泌雌激素，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把雄激素改稱為雌激素，而把雌激素改稱為雄性激素。戰後嬰兒潮的到來使得地球靈長類人科的雄性激素含量逐漸增加，到了60年代引發了全球年輕靈長類人科動物的大動蕩。這時已經不是跳進遊泳池能敗得了的火啦。火比今天的加州山火都大，法國沒有那麽大的遊泳池。值得我們注意的是1968年是南特大學的女生首先攻破防線占領了男生宿舍，打破了不能自由出入異性宿舍的禁令。等到警察闖入大學進行幹預時，可能已經聞到法國香檳的氣味了。
戈爾達談戀愛
1967年戈爾達在與安妮談戀愛的期間，接觸到了當時南特大學生中的左翼思潮，也接觸到了毛主義，這促成了他電影生涯的最重要的轉轉折。1985年《電影手冊》雜誌推出了三本戈達爾文集，將戈達爾在1968至1974年的創作時期命名為“毛年代”。在戈達爾的左翼朋友中，最重要的是結識當時全法毛主義組織的核心人物、現代馬克思主義的教父路易·阿爾都塞。我們可以坦然的說我們不知道阿爾都塞，但我們不要說從來沒有聽說過阿爾都塞的學生們。那樣不好，那樣人們就會懷疑我們能識字隻是一種偶然。比如，福柯、德裏達、巴裏巴爾、米勒、朗西埃和巴迪歐都是阿爾都塞的學生們。可以說，阿爾都塞奠定了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研究，而在他死後還陸續出版大量他生前未發表的文稿，書稿，文論，備課筆記，讀書筆記，通訊，批注。美國哲學家路克•費雷特在談到我們為什麽要讀阿爾都塞時說：“為什麽讀阿爾都塞？”對於這個問題，最簡短的回答一定是，“因為資本主義。”隻要我們還生活在這個以資本主義經濟為基礎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商品生產是為了銷售以謀取利潤——我們就不能在沒有像阿爾都塞那樣的思想家的情況下，理解這個社會的文學與文化。當然，這也可能是中國的作者說的。不過，無論如何，讀不讀阿爾都塞在今天不一定重要，但隻是今天的那些幸福的人兒們又有幾個能意識到我們生活在以資本主義經濟為基礎的商品社會呢。
阿爾都塞1948年加入法國共產黨，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初是他的理論研究的巔峰時期。1956年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極其沉重的打擊了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尤其在歐美國家。當時歐美國一方麵大批黨員退黨，另一方麵左翼思想界出現了“人道馬克思主義”的補救思潮。而阿爾都塞堅持認為這種妥協是對馬克思主義有目的的誤讀，他認為這是反科學的，是非曆史非階級的分析方法。1965年阿爾都塞出版了名著《保衛馬克思》，他把自己的理論稱為“理論上的反人道主義”，堅信馬克思主義的絕大部分還沒有被創造出來，需要我們創造。這樣，當年在中蘇論戰中阿爾都塞認同中國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批判，《保衛馬克思》出版後他還特地將自己的這部著作寄贈給中共中央。對中國文革阿爾都塞也予以同情，並曾專門撰文分析，認為中國的文革是對以往共產主義運動出現的問題的一種因應之道。在阿爾都塞的影響下，當時的許多左翼知識分子成為了毛主義者。當然毛澤東60年代對於西方世界的左翼思潮和學生運動的影響不能僅僅看成催生出的毛主義者的數量。而法國是最早同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戴高樂政府一直對中國采取較為友好的態度，所以1964年中法建交後大量的中國的著作，《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和《北京周報》可以在法國出版。有意思的是，在五月風暴中，工人罷工，學生罷課，但人們更多的閱讀。當時，圖書的銷售增加了40%。
就這樣，1967年戈達爾在南特的校園裏已經敏銳的嗅到了時代危險的躁動。他在這一年迅速拍下了他的充滿中國元素的著名電影《中國姑娘》。維亞澤姆斯基出演片中的“中國姑娘” 維羅妮卡。這部影片通過淩亂生硬的剪接拚接產生出強烈的視覺衝擊。1967年，巴黎流行著中國符號，這一年後來被稱為“中國年”。1977年，克裏斯·馬凱在這場由1967年開始，延伸到70年代初的青年運動落幕之際，使用當年的舊影像剪輯拚接出一部史詩影片《紅在革命蔓延時》，對20世紀後半期全球性的戰爭、左翼政治運動、社會思想的起落進行一番個人化的回溯。15年後，馬克又重修了這部影片，再次發行。全片曆時長達3個小時。而商業或許更直接也更隱秘的運作著影像文字，所潮起潮落風雲變幻。1990年代法國大型書店FNAC推出廣告：“我們推出綠色價格，紅色價簽已成過去”，賦予價格以綠色的生命。而喬布斯的蘋果電腦在1980年推出的蘋果的經典廣告利用的是《1984》，而使用蘋果電腦或微軟和《1984》是求關係也沒有的。
拍攝完《中國姑娘》，安妮·維亞澤姆斯基與戈達爾結婚了。然後，他們共同經曆了五月風暴。後來，他們又分手。直到40年後，安妮才寫下她最暢銷的書，《勤學的一年》和《一年後》，詳細記錄了68年從巴黎街頭的五月風暴到她和戈爾達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家庭瑣事和情感起伏變化的細微隱秘。安妮·維亞澤姆斯基出身於一個顯赫的家庭：父親是俄羅斯留裏克王朝締造者留裏克家族的後裔，與俄羅斯詩人彼耶特爾·維亞傑姆斯基係出同宗；母親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弗朗索瓦·莫裏亞克的女兒。安妮19歲時，已經在著名導演布列鬆的《驢子巴特薩》初登銀幕。不過，安妮·維亞澤姆斯基一直不能算是法國一流的演員，直到在步入晚年，維亞澤姆斯基開始寫小說才顯露出她的才華。1993年她的《犬》贏得法國小說界的最高獎龔古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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