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抗戰時期，如非特地查閱相關的專史，我們接觸到更多的是有關抗敵的曆史。在中學曆史知識普及階段，學習的“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模塊中，對於日本侵華的罪行著重了解的除了“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七七事變”等關鍵節點外，便是“南京大屠殺”及日本帝國主義對淪陷區政治上的“以華製華”和經濟上的“以戰養戰”。在高等教育的“中國現代史”教材中則更多是著墨於我們對日的抗爭與戰爭史，對日本帝國主義在淪陷區的統治，涉及不過兩三頁，概概而過。由是我們對於抗戰曆史中，對淪陷區乃至淪陷區城市市民生活是知之甚少的。尤其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也並不多見，這一點在此書中作者在導論及研究回顧中也有作詳細梳理。 《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透過大眾傳媒、檔案公文、商業出版城市手冊與導覽書籍、私人記錄、口述史料等豐富而又極具城市生活記紀實性的文獻史料，分析蘇州淪陷後政局變化，及茶館、菜館、旅館、煙館四大行業的發展變化，探討了淪陷後蘇州城市生活的狀況。 在此書的探討呈現中，我們看到的是有別於慣性思維中抗戰時期淪陷後的凋敝蕭條城市淒況，反而呈現出“畸形繁榮”的盛況。如此特殊的情形背後的社會和曆史緣由究竟是什麽？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隨後蘇州成為偽江蘇省會，汪偽政權在蘇州的政策執行是如何的，給蘇州城市生活帶來了怎樣的影響，由此我們如何看待汪偽政權在淪陷區扮演的角色及起到的作用的？蘇州淪陷後的兩重天社會狀況下，市民和行業者們的生存狀態又是什麽樣的？這些問題得以深入探討，也讓我們從城市史的角度更深入地了解到抗戰時期蘇州淪陷區的城市實境，從另一個角度豐富了對抗戰時期曆史的認識。
一、蘇州的淪陷 1937年淞滬會戰後蘇州淪陷到1940年汪偽政府建立，蘇州經曆了戰火燒焚，轟炸破壞、屍橫遍野、市民逃難，“蘇州原本人口有36萬餘人，至淪陷時大多數已逃往他處，城內居民僅剩2萬餘人。”蘇州淪陷區內人心惶惶，戰爭、死亡、恐懼、混亂、茫然籠罩著這座昔日的“人間天堂”城市。到地方名望人士在日軍的扶持下成立的“自治會”，後以此為基礎建立“維新政府”，社會失序局麵有所改善。1940年汪精衛南京偽國民政府成立，“……蘇州城市治理，逐步穩定了社會秩序，城市人口回升，工商業漸趨複蘇。” 二、四大行業的畸形繁榮 隨著蘇州行政級別的變化和社會局麵的控製，在一片“物價飛漲、居民生活艱難聲中”，茶館、菜館、旅館、煙館四大行業卻漸漸複蘇，甚至迅速繁榮，一度“盛極一時”。各大茶館成為蘇州人日常聽書、下棋、買賣商量和調解，甚至聚賭或體驗新型娛樂的場所。菜館分布擴大，還聚集了一批“娛樂、消閑與吃喝等活動的商店”區域。交通的恢複也帶動了蘇州旅遊業的興盛，旅館業也隨之繁榮，“客滿牌”高掛。煙館盛行，甚至城中所謂戒煙所實即是“掛牌”煙館，“外國人估計1938年的蘇州約有500家鴉片煙館”，“……蘇州在1939年真實的鴉片吸食者至少也應該有8000到10000人。”
抗戰時期以四大行業為代表的休閑娛樂經濟的繁榮，既有蘇州人處於國家淪陷，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性”而進行煩悶排解的趨動，也有淪陷區相對穩定後人口大量回遷及外來人員的湧入，如公務人員、商人、遊客等帶來的消費需求刺激，更有汪偽政權對社會秩序安定措施的一定成效和對“同業公會”設立的肯定扶持。這些都客觀上刺激了四大行業的發展與興盛。 但這並不意味著這是一種正常的繁榮盛況，在“歌舞升平”之下其實隱藏著城市社會的不安與騷動，以及極大的兩極分化與生活壓力。戰爭破壞造成的破壞，日本帝國主義對物資的大肆掠奪、封鎖與統製，導致各類物資緊缺，造成不斷攀升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再加上偽政府的重征捐稅，自然災害的頻發對種植物的打擊影響，四大行業看似經營繁盛，但實則盈利艱難。對於更多的普通居民而言，維生更是勉強。在動蕩的時局下，即使茶館、菜館、旅館、煙館四大行業處於偽政府的管控下，繁榮底下也不免成為“藏汙納垢”之所。茶館兼具的社會社交功能，“吃講茶評理”和聚賭不時引發暴力鬥毆。部分菜館經營中“把生意建築在女人身上”，旅館生意中也時有煙、賭、娼、搶劫和自殺社會案件。煙館的盛行不僅有其曆史遺留原因，更是源於日本的毒化政策和壟斷傾銷，同時煙館作為“偽政府”的重要稅收來源之一，更是戒斷不絕。
蘇州休閑業繁榮盛行的背後，我們發現的“社會貧富兩極化、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勞資糾紛的持續、女性的物化等現象”，我們看到的是淪陷區城市獨特的一麵。對我們研究抗戰時期淪陷區城市生活及城市史有重要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