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京照相館》說南京會戰：你能想象，一個貧弱農業國家為抗戰求存有多麽努力。原創：流浪的橡樹
近期，紀念抗戰勝利80年之際，電影《南京照相館》上映，成功卷起一波憤怒，尤其看到很多相關小視頻，有很多小孩子看完電影泣不成聲，認為南京大屠殺是我們的國恥。
無疑，南京大屠殺是中國曆史上侵略者強加我們的一場浩劫。
然而，在文明史上，南京大屠殺並非受難者的恥辱，而是日本軍國主義作為侵略者、施暴者的恥辱。
南京大屠殺已經過去88年，這段曆史過程複雜，《南京照相館》終究是電影，受片長時間、票房等影響，激情敘事之餘，對於理性考據及反思等等，還是頗多留白，這也就容易讓曆史小白“用力過猛”地仇恨和“怒其不爭”……
其實，1937年12月的南京，不僅有悲慘的南京大屠殺，更有悲壯的南京會戰，這是一個農業國家在絕境中為求生存的悲壯抗爭，也是中國真正走向覺醒，爭取抗戰勝利的起點。
不過，與很多從書本了解抗戰的朋友稍微不同，我與我的較多朋友、故交的曾祖、祖父及父輩等，都是親曆抗戰的反抗者；我也就能夠在曆史書之外，經由他們口述或留下抗戰文章、照片、漫話等等更多路徑，得以更多地延伸了解和靠近那段人們熟悉而陌生的曆史……
如此日有所思，於是，那些金戈鐵馬，崢嶸殺伐，屍橫遍野，血腥冷酷的抗戰景象，也就總會經常地潛入夢境。
因此，我寫過較多關於南京會戰及南京大屠殺的文章，在20年間也陸續收到不少朋友提出諸多關聯問題，主要歸納有三。
其一、說說“那時國人心智混沌、性格懦弱，怯於反抗”問題。
最早，大約12歲的我，看多了電影與教科書，也就習慣站在“上帝視角”，認為南京會戰及南京大屠殺的悲劇主因有二。
二是“怒其不爭”地認為那時國人心智混沌、性格懦弱，以至數個持單發步槍的日本兵，居然耀武揚威押送數以千萬計得中國軍民前往屠場受難……
再到後來，看了更多相關南京會戰及大屠殺資料，我人漸不惑，思想成熟，也就能夠以身置地用常人視角回望曆史災難，對南京會戰及南京大屠殺的悲劇，也就有了新的理解。
無疑，我們回望曆史，必須要離開“上帝視角”，否則，本來平庸懦弱的常人也就會轉入民粹與情緒的軌道，越是“上帝視角”、也就越自信，越無畏，越無畏，越強大；繼而無視了從人性起碼的知而生畏而衍生的順從、軟弱、退讓、緘默。
如是我們穿越回到1937年12月，置身極端血腥與嚴酷戰場，與當時南京軍民一樣，經曆日軍陸海空強大軍隊的13天圍城血戰，倍受極端寒冷、疲勞、創傷、饑餓、恐懼等等煎熬，最終血戰慘敗，被全副武裝的強大敵人分隔分區監控及冷酷壓製，誰有足夠體力和意誌進行反抗？
那時候敢於反抗，遠比和平時期的街上見義勇為，難上千百倍。
可見，南京會戰及南京大屠殺的悲劇與國人心智混沌、性格懦弱等網絡腐儒傳聞，毫無關係，純粹就是日本軍國主義強權推動侵略戰爭而衍生的曆史悲劇。
強大的無底線的暴力機器碾壓所向，殘兵平民有如羔羊，無辜死難，何其無辜。
如今，曆史已然曆史，南京大屠殺罹難者是我們的同胞、先輩，沒有任何國人有資格自居“上帝視角”對曆史指手畫腳。我們學習曆史並非為了仇恨、懊惱、埋怨和哀歎，而是為了反思曆史及走向未來。
其二，再說網絡軍迷熱議唐生智的指揮、質疑南京會戰戰略價值、認為國民政府當年完全可以放棄南京會戰，避免不必要的傷亡及大屠殺慘劇。
其實，回望我在2019年以前的文章，也有類似觀點。
近些年放開了更多的抗戰史料，如是參考新資料分析淞滬會戰之後的抗戰全局，也就看清了蔣介石、唐生智等當時的無奈，以及理解了一個貧弱農業國家，麵臨強敵入侵，為抗戰求存有多麽努力。
這裏，綜合地緣、戰況等，論述淞滬會戰之後，國軍已經退無可退，必須要在南京迎戰日軍的戰略理由。
一、從軍事戰略上看，淞滬會戰失敗之後，日軍侵略鋒芒直逼國軍戰略要點，南京會戰勢在必行。
1937年11月18日，淞滬會戰剛剛結束，日本天皇及軍政高層在“不宣戰”的情況下，以第1號命令公布了《大本營令》，成立了旨在“解決中國問題”的指揮對華全麵作戰的大本營。
此刻，日本迫切希望將戰爭控製在國際政治窗口之外，以一場一對一的“特別軍事行動”，速戰逼降中國。
12月1日，日本大本營正式下達“大陸第8號”命令，以鬆井石根大將為方麵軍司令官，以朝香宮鳩彥王中將為上海派遣軍司令官及進攻南京前敵總指揮，將上海派遣軍、第10軍等淞滬集群日軍編成華中方麵軍；明確命令“華中方麵軍司令官與海軍協同，攻占敵國首都南京”。
然而，參考文前戰況簡圖，就戰局簡況而言，可以歸納如下三點：
一是日軍急於“速戰決勝”，也就急於控製津浦線、平漢線，在津浦線實現華北集群及華東集群會師，在平漢線截斷國軍東集群退路和東西部集群的聯係，一戰迫降中國。
無疑，中國需要更剛烈的反抗，打破日軍這個戰略企圖。
二是當時國軍因為淞滬會戰、南口會戰、太原會戰、保定會戰等作戰失利（參考文前示意圖），被迫後退和轉進武漢戰略集結區、徐州集結區、蘇浙集結區、鄭州集結區、魯南蘇北遊擊區、晉西南集結區等，搶在日軍第二輪戰略攻勢之前，完成集結和構建第二戰略防線。
大勢險惡，為阻止日軍戰略追擊，中國需要在南京戰略阻擊日軍。
三是南京為水運、鐵路、公路樞紐，可以輻射武漢戰略集結區、徐州集結區、蘇浙集結區、鄭州集結區、魯南蘇北遊擊區。
鑒於日本急於“速戰決勝”發起攻勢，時間已為中日對抗的絕對“戰略要點”。這樣，國軍必須設防南京，為中國第二階段抗戰戰略布防和各戰區關聯，爭取至為寶貴的戰略時間。
綜上可見，抗戰突發，日軍速勝和快速推進，已使中國在政治、外交、軍事、戰爭等多個方麵難以從南京轉身，因而不得不咬牙選擇在南京與日本決戰。
戰爭就是國家與族群的對撞，關鍵時刻，都是沒有絲毫騰挪的餘地。
二、在政治上，南京為當時中國首都，得失直接關係國際形象、高層及各大政治集團的抗戰意誌、民眾的抗戰信心。
按照當時中國與蘇聯簽署友好條約條款、蘇聯頂層人物對中國的“如果日本（侵華）將要取勝，那麽我們將參戰”等等約定，南京高層認為首都南京保衛戰已經為事實上的日本侵華戰爭“將要取勝”的標誌，這樣，隻要國軍堅守南京，可能會換得蘇聯出兵幹涉。
此外，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之後，南京針對日本可能發起侵華戰爭，在南京-上海沿線預備國防工事、準備南京會戰方案、進行相應演習等等。
然而，從淞滬會戰結束到日本大本營正式下達“大陸第8號”命令，日軍尋蹤追擊，相繼突破江陰防線及吳福線、錫澄線，使得國軍之南京-上海全麵潰敗。
這樣，在南京-無錫-上海之間，既有從淞滬會戰撤退下來的70萬敗軍，軍政機關及工廠、學校、物資等等；又有已經陸續抵達戰區和正在行軍途中的來自川湘後方的30萬地方軍隊。
這是中國能夠繼續抗戰的最後力量，亟待分別向魯、豫、皖、贛戰場及武漢-九江等長江中遊沿線戰場、重慶進行戰略轉移。
然而，當時京滬杭地區每日遭到日軍戰機轟炸，交通及市政體係崩潰，再加上國軍經曆淞滬會戰未得補充、休整，軍隊殘破，軍政山頭林立，軍令政令出自多門，指揮係統疊床架屋，軍事行動和作戰效率極低。
如此數百萬軍民淤積在京滬杭戰區，遲遲不得疏散、實為中國抗戰爆發以來最危險時刻。
這樣，11月20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宣布遷都重慶。
11月24日，蔣介石簽署命令，正式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任命羅卓英、劉興為副司令長官，周斕為參謀長，編組衛戍部隊共14個師約11萬餘人，進行南京保衛戰。
其中，從淞滬戰場九死一生撤退下來的國軍精銳第36師、第87師、第88師和教導總隊等部為南京保衛戰主力，防守南京市區及幕府山、紫金山、獅子山、雨花台等近郊陣地；以第2軍、第74軍、第66軍、第83軍各2個師防守南京外圍烏龍山、棲霞山、淳化鎮、牛首山、龍潭等陣地。
在南京會戰掩護之下，抗戰中國之軍隊、機關、學校、工廠、物資等等則開始了空前規模的戰略大撤退、大分散、大轉移。
綜上所述，南京會戰勢在難免，中日國力軍力差距懸殊，故而，南京會戰失敗不能簡單歸咎國民政府決策和唐生智指揮等失誤。
反之，中國抗戰在1937年12月到了絕境和低穀，卻又從南京會戰奪得了近3個月戰略時間，為八年抗戰及持久戰略爭取了寶貴的戰略先機……
其三、關於南京會戰之戰略價值、是否可以放棄會戰問題。
可以先說答案，綜上所述，日本雖然奪得南京，奪得南京會戰勝利，但是，日軍從南京會戰深陷長江戰場，從八年抗戰視角，確屬戰略性重大失利。
回望曆史，無視中日國力、軍力差距，無視當時國情、戰況，僅是從“書本”戰役、戰術等方麵去分析南京會戰。以“上帝視角”指手畫腳，無論電影文章，腐儒奢談，毫無意義。
誠如前文分析，當時中日軍力對比懸殊，中國堅守南京求勝渺茫。
之所以執意發起南京保衛戰，實屬迫於戰略、國際政治和外交等等不得已的權衡考量。
戰爭大勢所迫，南京唯有挺身而出擋住和滯阻日軍戰略攻勢，盡量保障國軍在武漢、徐州、蘇浙、鄭州、魯南蘇北、晉西南等地完成集結、預備第二道戰略防線及著名的“第二棱線防線”，繼續“持久戰略”及長期抗戰。
同時，南京會戰以犧牲精英軍隊為代價，掩護中國之抗戰軍政機關、學校、工廠、物資等等完成了戰略大撤退、大分散、大轉移。
87年過去，順延曆史餘脈遠望，南京會戰犧牲慘烈，卻又確實悲壯完成戰略任務。
當年，日本之所以不顧一切速戰攻擊南京，核心戰略目標，就是兵臨城下、逼迫中國政府“現地談判”，簽約投降，實現“三月解決侵華問題”的速戰決勝的戰略目標。
為此，日本華中方麵軍調集7個主力師團、2個旅團、日本海軍第3艦隊一部、以及其他炮兵、通信、舟橋、航空兵、輜重及兵站等，總約20萬軍隊，陸海空立體圍攻南京。
無疑，以當時中國積貧積弱的農業國家之國力，以步兵為主的幾乎介於現、近代化之間的軍隊，在極端敵強我弱情況下去抵抗、決勝當時有著陸海空絕對優勢的現代化日軍，從軍事常識來看，進行南京會戰，沒有一絲勝望。
這樣，麵對中日軍隊裝備差距、戰力懸殊態勢，非要以“上帝視角”誇誇其談爭論南京會戰之得失，已經毫無意義。
確實，國軍在南京會戰浴血奮戰，確遭慘敗，傷亡慘重。
然而，從抗戰八年的宏觀戰略視角去看，中國軍隊在南京會戰確實遭到慘敗，付出軍民重大犧牲等極為慘重代價，同時，中國軍民以弱敵強，浴血奮戰，卻又在中日戰爭全麵展開的關鍵階段，為掩護了中國軍隊、機關、學校、工廠、物資等等完成了戰略大撤退、大分散、大轉移及第二階段抗戰布防，爭取了超過2月的寶貴時間。
（南京會戰14天，日軍大戰之後必須補充和休整，延至1938年2月，日軍這才策劃華北方麵軍與華中派遣軍會師，發起徐州會戰等。）
在抗戰防禦階段，在“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略體係，時間價值難以估量。
回望日本侵華史，從“九一八事件”、長城抗戰直至盧溝橋事變、淞滬會戰，乃至日軍西犯南京，日本都是企圖以“兵臨城下”，迫使中國地方政府及國民政府“現地談判”，繼而謀求實現“速戰決勝”。
然而，到了南京會戰之後，中國國民政府已經遠走重慶，中日戰爭全麵展開，就此，日本徹底失去了以現地談判實現“速戰決勝”中國的可能。
此後，日本執念戰爭，為迫使中國和談，就不得不繼續拉長戰線逆長江西進，勞師遠征，冒險仰攻武漢、重慶。
可見，從戰略上看，淞滬會戰為日本陷入八年持久戰的序曲，南京會戰為正式翻開了日本陷入八年持久戰的篇章。
綜上分析，日軍發起南京大屠殺，固然有其“就地征收”、“不留戰俘”等殘暴命令，以及日軍野蠻，紀律散漫等原因。同時，南京會戰之戰略失敗極度刺激日軍高層，或為泄憤，開動“野獸機器”對南京實施殘酷報複。
當時，作為推動跨越“製令線”，擴大戰爭，進犯南京，急於“建功立業”的日本皇室朝香宮鳩彥王等日軍高級指揮官們，他們都對迫降南京，謀取“速戰決勝”充滿想象。
然而，他們在慘勝奪得南京之後，眼見戰略失敗，心中必然失落、沮喪。
就此，這些日軍高級將領戾氣升騰，為了泄憤及壓製中國人民反抗意誌，也就或者暗示授意、或者悍然下令，縱兵屠城……
1937年12月-1938年2月，日軍華中方麵軍占領京滬杭地區，看似取得極大軍事收益。
然而，日軍華中方麵軍作為侵華日軍頭號主力集群，經過南京會戰，人員傷亡、物資消耗，急於補充、休整，也就失去快速和連續攻勢的能力。
同時，日軍華中方麵軍受周邊魯、蘇、皖、豫等國軍側翼的戰略牽製，不得不放棄華北戰區主要攻勢，轉而繼續向日軍華中方麵軍投以重兵，漸成沿長江仰攻重慶的戰略局麵。
這樣，中國軍民在南京會戰的血泊中，次序抵抗、堅韌抗戰，終於在武漢會戰之後，將完全被動的抗戰推向了對峙、持久的戰爭態勢，爭取了一抹苦撐求勝的微光。
八年持久戰的曆史，於無聲處詮釋了一個積貧積弱的農業中國，為抵抗日本、苦耗日本、戰勝日本的難以言述的慘烈犧牲、艱辛努力、堅韌抗爭……
最終，1945年9月3日，中國贏得了這場持續八年的持久戰的勝利。
戰後審判，關聯南京會戰及大屠殺的日本戰犯大將鬆井石根、中將穀壽夫等被判死刑，都已伏法。
如今遠眺曆史，在中國危難關頭挺身而出的南京及犧牲軍民，已然隱落史河，然而，他們無需後人如何評價，至於那些失落的光榮、壯烈的抗戰功績，總是不朽，總是應該讓我等後人為之仰望，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