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篇外之一：拉雪茲神父公墓和蒙馬特公墓

在十八世紀末，巴黎人發現他們麵臨著一個大問題：死無葬身之地。城裏的那些教區墓地已經屍滿為患，墓地周圍街道的衛生和空氣越來越不堪忍受。

於是，巴黎人將那些墓地大大地清理了一番，他們把挖出的總共六百多萬具骷髏儲存到了地下，即今天的綿延長達兩公裏的巴黎地下墓場（Catacombs of Paris）。同時，他們在市郊的東南西北分別開辟了四個新墓地，東麵的那個最大，叫拉雪茲神父公墓，北麵的叫蒙馬特公墓。

巴黎地下墓場。1789-1799十年法國大革命期間湧現的偉大領袖偉大統帥、迅即又次第被革命的絞肉機吞噬的丹東（Georges Danton）、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等人的屍骨也安置在這裏。

一拉雪茲神父公墓（Pere Lachaise Cemetery）

拉雪茲神父公墓建於1804年5月，現總麵積約為四十四萬平方米，其最初的那片土地本是耶穌會的產業，而拉雪茲是路易十四的禦用懺悔神父，他的晚年是在耶穌會小教堂旁的住宅裏（位於現在墓地的火化廳）度過的。

盡管拉雪茲神父公墓是即將登上皇位的拿破侖本人的“頂層設計”，拿破侖還曾莊嚴地宣布：“每一個公民，不論其種族和宗教信仰，都有被安葬的權利”，但剛開張時那裏還是因為路太遠、交通不便，加上羅馬天主教會的抵製而“門前冷落車馬稀”。

麵對業務的不景氣，公墓管理當局積極開展了促銷活動。他們采取的就是今人信手拈來的“名人效應”策略：他們把寓言詩人拉·封丹（La Fontaine）、劇作家莫裏哀（Moliere）等法國古典主義文學巨匠的遺體請去安居。果然，不管是出於崇仰偉人，還是附庸風雅，反正那墓地漸漸就成了熱門，人們無不以埋葬在那裏為榮。在十九世紀，墓地先後擴展了五次。

據官方統計，先後埋葬在墓地裏的人數超過百萬。

現在隻有巴黎居民才有資格埋葬在那裏，而且得排隊等候，因為難得有墓位空出。

近年來，公墓管理當局推出了三十年租約的規定，如果到期後家屬未能付款續約，屍骨就會被挖出，裝進盒子，貼上標簽，放到墓地的骨殖室裏去，而那個墓位就能上市了。

拉雪茲公墓每年有三百五十萬以上遊客來訪，是全世界最吸引人的公墓（沒有“之一”）。

拉·封丹（《拉·封丹寓言》的作者，墓位25-37）

莫裏哀（《偽君子》、《唐璜》等的作者，墓位25-44）

巴爾紮克（Honore de Balzac，其《人間喜劇》共包括九十一部小說，其中描寫了兩千四百多個人物，為人類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豐碑，被譽為法國社會的“百科全書”。巴爾紮克曾在書房裏放置了一尊拿破侖的雕像，並在雕像的劍鞘上刻下：“他用劍未能完成的事業，我要用筆完成！”墓位48-4）

王爾德（Oscar Wilde（1854-1900），墓位89-70）

在整個拉雪茲神父公墓裏，浪漫色彩最濃的絕對是王爾德墓上的紀念碑。就像人們麵對羅馬科斯梅丁聖母教堂（Basilica of St Mary in Cosmedin）前的“真理之口”時會忍不住把手伸進去探一下一樣，在好多年裏，無數年輕女子會紮紮實實地親吻王爾德紀念碑的石壁，把她們鮮紅的唇印和強烈的愛慕留在壁上。

這風俗據說起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

王爾德的後人們為之苦惱不已，因為清洗唇印非高壓水柱不行，而那石壁實在受不了高壓水柱的反複衝刷。

無論那些後人們如何呼籲懇求（紀念碑四麵都貼有告示），總有女人不管不顧，我行我素。

於是碑前在2011年豎起了一堵“防吻”玻璃圍牆。我在玻璃上還是看到了幾個唇印，不過非常模糊。

那一年的維修，巴黎市政府出了點錢，而買單的主要金主是愛爾蘭政府，因為王爾德是愛爾蘭人。

作為詩人、劇作家、唯美主義藝術運動的先鋒，王爾德的詼諧幽默、出口成章、妙語如珠、奇裝異服，他的華美辭藻和標新立異的觀點，使他一度成為倫敦和美國各地社交圈的貴賓。

我聽說過他的作品，如《道林·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莎樂美》（Salome）、《少奶奶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等，卻一本也沒有讀過，實在是非常慚愧。不過我記得他的一句話：“我們都在汙水溝裏，卻仍有人在仰望星空。”（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

王爾德死時窮困潦倒。他的朋友們隻能讓他享受在巴黎城外的巴涅（Bagneux）公墓裏專為“低端人口”中的“低端人口”提供的第六等葬禮。直到1909年，他的朋友在設法賣掉了他的幾部遺著以後，才得以把他的墓地遷移到了拉雪茲神父公墓。

為籌建紀念碑匿名捐款的是一位王爾德年輕時的仰慕者，當然，是位女士。

王爾德有妻有子，然而他還是同性戀，他有幾個長期的同性情人，同時又經常找男妓作樂。為此他曾因雞奸罪而坐牢兩年。我猜想也許正是由於這點，才讓全世界的女性王粉們肆無忌憚。她們大概覺得陰陽兩界跟“斷臂山”調情，算不得出軌，反而更加甜蜜。

與王爾德紀念碑有關的幾件趣事：

雕塑家Jacob Epstein在英國選好石料，刻斫成型，運到法國時，被海關攔住要按石料的價格征收進口稅。海關人員不接受那塊大石頭屬於可以免稅的藝術品。

1914年紀念碑揭幕時，為了不冒犯到場的部分貴賓，有人特意用一塊蝴蝶狀的銅牌遮住了飛翼信使下部的生殖器，把雕塑家氣得半死。

那生殖器在1961年的某個深夜被人割走。有人聲稱它被墓地管理員用作了鎮紙。反正後來不知所終。現在的那玩意兒是2000年裝上的替代品。

鄧肯（Isadora Duncan，龕位87-24-6796）

我是在文革那些黑暗的歲月裏的某一天在一個同學的家裏看到鄧肯的照片的，在雙眼為之一亮的同時，我就永遠記住了鄧肯，或許是因為那名字好記。我隻讀過一本這位芭蕾大師的傳記，還不曾看過她的傳記片“伊莎多拉”（Isadora）。

鄧肯跟俄國十月革命時期的天才詩人葉塞寧（Sergei Yesenin）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她比葉塞寧大十八歲。

1927年9月的尼斯，在乘坐朋友的敞篷車回旅館時，圍在鄧肯脖子上的長絲綢圍巾的一端飄出車外，纏進後輪，把她活活勒死。

火化以後，鄧肯與她在十多年前因車禍遇難的子女在拉雪茲神父公墓的骨灰甕安置室裏團聚。那裏無疑是窮人的安息之處。我不知道鄧肯為什麽在那裏。不過那裏有更多的花朵，更熱鬧。

鄧肯的骨灰龕在整個安置室裏肯定非同尋常。我剛走近，還在東張西望尋找，一位先生就主動靠近我，邊手指上方，邊說：“6796”。

鄧肯的龕碑底下的那行文字意為“巴黎歌劇院芭蕾學校”。鄧肯獨創的強調自由表達的舞蹈風格影響深遠。

骨灰甕安置室

羅西尼（Gioacchino Rossini，墓位4-60）。1868年去世後，羅西尼安葬於此。後應意大利政府的要求，他的遺體在1887年移葬於佛羅倫薩的聖十字教堂（Basilica of the Holy Cross，見下圖），因此此處隻剩下個空殼。

佛羅倫薩聖十字教堂裏的羅西尼靈柩

肖邦（Frederic Chopin，墓區11）

肖邦在1831年二十一歲時抵達巴黎，直到1849年病逝，他一次也沒有回過波蘭。他在1835年加入法國籍，此後旅行時一直使用法國護照。然而在內心深處，肖邦始終自認為是波蘭人，盡管他父親的祖上是法國人。為此，肖邦在死前特意關照，要把他的心髒送回華沙，於是造成了他的身心兩處。

華沙聖十字架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Cross）裏存放肖邦心髒的立柱。

文革十年中，鄧小平頭上先後戴過若幹頂大帽，如“中國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四五天安門事件黑手”等等，而其中最洋氣的帽子莫過於“中國的納吉”。

納吉曾兩次擔任匈牙利部長會議主席。在第一次任期（1953-55）內，他因提倡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得罪了蘇共政治局而被削職下台。

1956年赫魯曉夫秘密報告麵世以後，深孚眾望的納吉再次被推舉為部長會議主席。他依舊堅持馬克思主義，隻是更加堅決地反對斯大林主義的獨裁專製。

而原教旨主義者們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離經叛道。他們毫不留情，以坦克和鐵蹄粉碎了匈牙利革命。

納吉等人無奈中逃入南斯拉夫使館避難。盡管有新政府首腦卡達爾親筆簽署的允許安全離境的保證書，納吉等人一出使館就被蘇軍逮捕，並被押送到了羅馬尼亞。

1958年6月，納吉被控叛國，經過秘密審訊、秘密判決，被秘密絞刑處死。

納吉先被草草埋在行刑處。多年以後，他的屍體被遷到布達佩斯的“公共墓地”。下葬時，他的臉朝下，手腳都被帶鉤鐵絲捆綁著。

1989年，納吉被恢複榮譽。他的遺體在原地重新落葬。不言而喻，這次他的身軀終於得到了舒展。

在此前的三十年裏，當局嚴禁人民到納吉墓前致哀悼念。

於是巴黎人在寸地寸金的拉雪茲神父公墓裏為他立了個衣冠塚。

納吉衣冠塚（Cenotaph of Imre Nagy，塚位44-49）

對中國史爛熟於心、對世界史卻不甚了了的毛，不知為何對存世僅七十二天（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情有獨鍾，他在文革初期突然屢屢提起巴黎公社，以致“一月風暴”後成立了“上海公社”。雖然“上海公社”很快被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全國各地的“公社”依然層出不窮，如“新北大公社”、“二七公社”等。

現在我們提起巴黎，聯想起來的多半會是濃濃的小資情調，其實巴黎曾經是法國工人階級的大本營，因而也是法國激進分子的大本營，因而也是動輒揭竿而起的火藥桶。那裏是1789-1799年法國大革命、1830年7月革命和1848年6月革命的中心。人家的光榮革命傳統如假包換。

1870年7月-1871年1月的普法戰爭（人人都讀過的都德的《最後一課》表達的就是法國人在那次戰爭失利以後割地賠款的屈辱和悲憤），尤其是1870年9月-1871年1月的圍困，給巴黎人帶來了無窮的苦難。那年12月，巴黎氣溫低至零下十五度，塞納河水冰凍了三個星期，而老百姓缺糧、缺柴、缺煤、缺藥。在幾乎吃盡了動物園裏的動物以後，一些人甚至靠捕捉老鼠、野貓為生。

巴黎在普軍的日夜炮擊下被迫投降，圍困解除以後，先前逃至波爾多的法國第三共和國政府不回到城裏跟老百姓共患難，卻去了凡爾賽，這讓巴黎居民更加怨聲載道。

1871年3月18日，當政府軍奉命進城準備搬走大約四百來門老式大炮時，圍困時守城的主力、準軍事組織國民自衛軍堅決不答應。在爭執中，國民自衛軍扣押了政府軍兩個帶隊的將軍，一頓拳打腳踢，接著就幹脆把他們私刑槍殺了。

政府軍寡不敵眾，隻得暫時退出巴黎，返回凡爾賽。

巴黎人一不做，二不休，就在當天另起爐灶，成立了巴黎公社。隨即他們按國民自衛軍的編製選舉了公社執行委員會的委員（3月26日的第二次選舉則是按人口比例推選委員），那些委員若非社會主義者，就是無政府主義者，或者是並無真正的信仰、隻是為革命而革命的革命分子（我們都能想象那是些什麽樣的英雄豪傑）。

婦女在巴黎公社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盡管幹各種雜務時她們頂半邊天，甚至大半邊天，因為男人們往往忙於開會研究大辯論（在最後那些天的抵抗中，也有不少女戰士浴血奮戰）。

國民自衛軍迅速占領了拉丁區和警察總部、司法部、財政部、內務部、戰爭部等等政府機構，還控製了存放在先賢祠裏的大量軍火，但是他們卻絲毫沒有觸動法蘭西銀行裏的巨大財富。

這就是毛大力提倡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馬克思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典範，而其濫觴就伴隨著血祭。

巴黎公社是絕對的民主，它不設總統、市長、司令等等官職（不過有個名譽總統），更沒有“核心”。他們不搞個人崇拜，執行委員會裏人人都是不分高下的委員，其中曾經有過較大影響的如庫爾貝（Gustave Courbet），不為其他，就是因為他本來就是著名的畫家。

巴黎公社隻頒布過有限的幾條法令，如：取消征兵製，改為全民服役，所有健康的成年男子都是國民自衛軍的成員；政教分離，沒收教會資產，禁止在學校裏搞宗教活動；免去圍困期間的所有房租；取消麵包房的夜班；當鋪必須無償退回在圍困時期人家典當的價值超過二十法郎的工具和家庭用品；允許雇工接管並經營業主放棄的生意，但業主有權要求賠償；允許延遲償還債務，取消債款的利息；禁止雇主對雇工罰款；為犧牲的國民自衛軍成員的子女提供津貼等等。

巴黎公社曾決議派代表去各地大串聯，散播革命火種，幫助各地建立公社。

巴黎公社用紅旗取代了法國三色旗。

巴黎公社還禁止過死刑，不過局勢一緊張後非但不再禁止，反而大開殺戒了。他們先後殺了五百多手無寸鐵的人，其中包括好幾個神父。

巴黎公社在“破四舊”方麵挺小兒科的。除了關閉教堂或將教堂另辟他用以外，他們隻搗毀了總統梯也爾（Adolphe Thiers）的私邸和拉倒了旺多姆（Vendome）廣場上的旺多姆圓柱，把圓柱頂上的拿破侖銅像融化了鑄成硬幣。

1874年重建的旺多姆圓柱

巴黎公社兩次進攻凡爾賽都無功而返。

繼政府軍實行對俘虜格殺不論的政策以後，公社宣布對政府軍的暴行施以三倍的報複，即你殺我一個，我殺你三個。公社沒有多少俘虜，他們殺的主要是專門抓來的有反革命嫌疑的“人質”。而隨著形勢越來越嚴峻，有這樣嫌疑的人就越來越多。

在集聚了足夠的兵力以後，政府軍從4月底開始進攻巴黎。史稱的“血腥一周”（1871.5.21-28）標誌著巴黎公社最後的失敗。政府軍的主力是剛被普魯士釋放的戰俘，雖然不是“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統率的普軍的對手，那些軍人對付業餘性質、紀律鬆弛的國民自衛軍綽綽有餘，何況他們在數量上占有五比一的優勢（國民自衛軍的大多數早已作鳥獸散了）。

在那“血腥一周”的垂死掙紮中，國民自衛軍的戰士們徹底或部分燒毀了杜勒麗宮、市政廳、司法宮、警察總部、羅浮宮的圖書館以及其他許多建築，包括《卡門》作者梅裏美（Prosper Merimee）的住宅。

他們同時處決了被他們作為人質而關押著的巴黎大主教。

奧賽博物館裏陳列的呂斯(Maximilien Luce)的“1871年5月的巴黎街景”（A street in Paris in May 1871）

在曆次戰鬥以及戰後的清洗中，公社成員中至少有七千多人被殺，二萬多人被捕，許多囚徒隨即被流放到了太平洋上的新喀裏多尼亞島，還有無數人流亡異國他鄉。

在1880年代，政府大赦了所有參與巴黎公社活動的人。

馬克思在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以後宣布：“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受人敬仰，它的英烈將永遠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坎裏。那些殺害它的劊子手們已經被曆史永遠釘在了恥辱柱上，不論他們的教士們怎樣禱告也不能讓他們解脫。”

巴黎公社紀念牆（Communard’s Wall）

1871年3月28日，身負鎮壓重任的凡爾賽禁軍在這堵圍牆前槍殺了在墓地裏抵抗至淩晨然後才投降的147個巴黎公社戰士，隨即把他們埋葬在牆下的溝渠裏。

從此以後，這堵牆成了法國左翼分子為自由和理想而奮鬥的象征。法共的許多領袖，特別是那些參與二戰地下抵抗運動的領袖，都埋葬在這附近。

在墓地裏，我還在無意中看到了被巴黎公社私刑處死的兩位將軍Claude Lecomte和Jacques Leon Clement-Thomas的合葬墓。這兩位將軍的死催生了巴黎公社。

我為敵對雙方能在同一片土地上和平共處而欣慰。

不過據說在同一公墓裏的梯也爾的墓時而會被人糟蹋。

Claude Lecomte將軍和Jacques Leon Clement-Thomas將軍的合葬墓

說到巴黎公社時，也許該隨便提一下位於蒙馬特高地至高點的聖心大教堂（Basilica of the Sacred Heart of Paris）。人們多半不知道，於1875年動工興建的這座教堂，在那些天主教徒的心目中，除了為了祭奠在普法戰爭中陣亡的五萬三千名士兵，主要是為了救贖巴黎公社作下的罪孽。

引發巴黎公社的“大炮事件”發生在蒙馬特高地，巴黎大主教也被殺害在蒙馬特高地。

聖心大教堂

拉雪茲神父公墓的77和97兩塊墓區裏有十三座被送往各地的納粹集中營的受難者的紀念碑。這些受難者的主體是猶太人，另外還有不少吉普賽人。

被送往伯根-貝爾森集中營的受難者紀念碑（Memorial to the Deportees to the Bergen-Belsen Camp）

被送往納茲魏勒-斯特盧特霍夫集中營的受難者紀念碑（Memorial to the Deportees to the Natzweiler-Struthof Camp）

被送往奧斯威辛第三集中營的受難者紀念碑（Memorial to the Deportees to the Auschwitz III Camp）

被送往布痕瓦爾德-多拉集中營的受難者紀念碑（Memorial to the Deportees to the Buchenwald-Dora Camp）

戰前法國本土上約有三十四萬猶太人，其中十五萬為法國公民，其餘多半來自中歐各國，許多是德國大規模反猶以後逃來的難民。

從1941年5月起，德軍占領當局借法國警察和公務員之手，開始圍捕猶太人，把他們關進了拘留營。然後，從1942年3月起到1944年8月止，總共有七萬六千個猶太人被從法國遣送到了納粹設在德國和波蘭各地的滅絕營。這些人中隻有二千五百個幸存到戰後。

法國維希傀儡政府也積極參與了圍捕和遣送猶太人。

1995年7月16日，法國總統希拉克在臭名昭著的“春風行動”五十三周年紀念集會上代表法國政府向猶太社團正式道歉。希拉克說：

“那幾個黑暗的小時將永遠沾汙我們的曆史，那將是永遠留在我們的過去和傳統上的傷疤。是的，那些占領者的罪大惡極的瘋狂，在五十三年以前，在1942年7月16日，得到了法國人和法國當局的協助。四千五百個警察、憲兵，全是法國人，在他們頭頭的指揮下，服從了納粹的要求。在那一天，首都和巴黎地區有近一萬的猶太男人、女人、孩子，在淩晨被從家裏抓走，關進了警察局 …… 法國，這個啟蒙主義和《人權宣言》的發源地，這片好客的勇於庇護弱者的土地，在那一天犯了無可辯解的罪行。法國失信了。法國把受它保護的人奉獻給了那些人的劊子手。”

另一方麵，僅次於波蘭和荷蘭，法國是世界上被以色列授予“義士”(Righteous) 尊稱最多的國家。那“義士”具有特定的含義：“出於人道主義最高尚的原則，在納粹種族滅絕時期冒著生命危險拯救猶太人的非猶太人。”

法國有3,995位“義士”。

中華民國有兩位“義士”。

一位是如今大名鼎鼎的“中國辛特勒”- 1938年中國駐維也納的總領事何鳳山。他不顧頂頭上司—中國駐柏林大使陳介—的反對，僅在任上的最初半年裏就給二千餘猶太人簽發了去上海的簽證。雖然當時進入上海並不需要簽證，但那些猶太人沒有簽證就不能離開奧地利。

另一位至今默默無聞，他叫潘均順，在1916年去俄國打工，後來成家立業。可惜妻子病逝，兩個兒子二戰時被征兵入伍，一去不返。鰥居在哈爾科夫的潘均順收留窩藏了一個從法西斯魔掌下逃出來的烏克蘭猶太姑娘。

拉雪茲神父公墓裏最大的建築之一是“死者紀念堂”。那建築的底下是個小型的地下骨殖場，存放公墓裏挖出的有主或無主的屍骨，不過通常不對外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