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40年了,高考政審居然又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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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4日,鄧小平主持召開的“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討論了恢複高考問題。鄧小平針對高考政審連說三個:“繁瑣!”,嚴苛的高考政審得以改變。時隔40年,高考政審卻又回來了!

11月6日,中共重慶機關報《重慶日報》在提到2019年高考報名時,稱政審不合格者不能參加高考。報道稱,政審材料是參加高考的必備材料,主要考核高考生的政治思想品德及現實表現,工作由考生所在學校或單位進行。

政審的結論分合格與不合格兩類,政審不合格者不能參加普通高校的錄取。《重慶日報》還列出政審不合格事項,如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道德品質惡劣;有違法犯高考罪行為。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學生會因此受到影響。

有關高考政審,最嚴苛時候是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之後。從1958年起,高考前對學生嚴格政審,依照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把學生分為四類:1、可錄取機密專業;2、可錄取一般專業;3、降格錄取;4、不宜錄取(有的地方用不予錄取)。

當時,出身地主富農資本家家庭的,家長被劃為右派的,有海外關係的、社會關係複雜的學生基本上都是不宜錄取和降格錄取者。

隻要是高考政審表上被蓋上“不宜錄取”或“不予錄取”印章的考生,盡管品學兼優,高考成績優秀、優異,甚至是當年省文科、理科“狀元”,其結果必然是“名落孫山”。

文革期間,中國的高考製度中斷。1966年全國高考取消,大學停止招生。1970年大學開始按推薦製招生,後來這些學生被稱為“工農兵大學生”或“工農兵學員”。中共現任領導人中,很多人都是工農兵大學生。有人還險些因為政審而上不了大學。

1971年至1976年這六年,實行推薦工農兵學員上大學,實際上“不宜錄取”仍在延續並擴大化。文革中,出身不好的青年範圍擴大了,不僅對原來的出身更加看重,文革中挨整的人,其子女也得受歧視,當然不能被推薦上大學。

“文革”結束後的第二年,即1977年恢複高考,鄧小平主導之下嚴苛的高考政審得以改變——鄧在審閱招生標準時要求政審“摒棄繁瑣,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現”。很多人的命運因此而改變。

由於當時“兩個凡是”盛行,在1977、1978年的高考中依然有諸多考生因為“不宜錄取”政策仍在延續而落榜,盡管他們的成績超過了錄取分數線。

比如,劉少奇之子劉源在1977年高考時就因劉少奇冤案當時尚未平反而受阻,在鄧小平的直接幹預下準予參加高考,被錄取到北京師範學院曆史係。

著名記者陸鏗回憶錄中記述,其子在恢複高考後在四川省報考醫學類研究生受阻,當時在香港工作的陸鏗不顧一些朋友的勸阻,大膽地上書給鄧小平,經小平同誌批示後該問題才順利解決。

此後40年,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後,高考政審就開始淡出公眾視線,除了一些特別情形,諸如軍校和國防生之類需要單獨進行政審外,中國上過大學的大多數人都沒有經曆過政審,更不知道政審表為何物。可以說,高考政審已經進入了曆史的故紙堆。

哪成想,在2018年,中國恢複高考40年的這個初冬,因為重慶的一紙公文,時隔40年高考政審又回來了。

其實,早在2017年,政審就已有死灰複燃跡象。是次政審由“事前審查”改成了“事後審查”,即不是在大學錄取時政審而是畢業時政審。

當時,一則清華大學學術委員會的通知,要求在學生畢業審查中,增加對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問題的審核。清華大學的在讀學生,要想畢業,得先過政治審查這一關。



這份題為《關於在畢業生茶中怎講對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問題審核要求的通知》,明確要求“加強教學環節中意識形態把關”,在畢業審查(含對學位論文、畢業設計和創作的審查)中增加對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問題審查。

《通知》要求指導教師對畢業論文、畢業設計或創作中存在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問題的,及時發現,及時糾偏。《通知》還明確:對學士學位論文及本科畢業作品的審查,參照上述要求進行。

現在,“事前審查”與“事後審查”,都出現了。40年並不太久,曆史教訓還曆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