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清華百分之七八十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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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裏談就業；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則是把其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
大學生缺什麽？
缺少對時代的關切，對國家發展命運的思考，對改變這個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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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所有的精英都想幹金融
如今我們的GDP已經全球第二，但是看技術革新和基礎研究的創新能力，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排在20名開外。
有的人或許會懷疑，認為我說的不對，會說我們都上天攬月、下海捉鱉了，怎麽可能創新不夠，我們都高鐵遍布祖國大地了，怎麽可能科技實力排在20名開外。
我想說的是，你看到的指標和現象，這是經濟實力決定的，不是科技實力決定的。我們占的是什麽優勢，我們占的是經濟體量的優勢。
我在海外的時候，隻要有人說我的祖國的壞話，我會拚命去爭論，因為我覺得我很愛國。
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年會上領獎，晚宴時，與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談到中國的科技發展，他很不屑一顧，我覺得很委屈、很憤懣，但是我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不管怎麽說，我們國家登月已經實現了，你們在哪兒？但他回敬了一句，讓我說不出話。
他說：施教授，如果我們有你們中國的經濟體量，我們能把五百個人送到月球上並安全回來。
在國內，我覺得自己是個批判者，因為我很難容忍我們自己不居安思危。我們對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現狀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怎麽發展，怎麽辦也要有清醒的認識，並形成一定的共識，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爭論來爭論去的層麵。
首先我想講，大學是核心。我想講的第一個觀點就是，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裏談就業。就業隻是一個出口，大學辦好了自然會就業，怎麽能以就業為目的來辦大學。
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中國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提供多少就業，跟大學沒有直接關係。
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就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培養國家棟梁和國家領袖的地方。讓學生進去後就想就業，會造成什麽結果？就是大家拚命往掙錢多的領域去鑽。
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師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說金融不能創新，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出了大問題。
管理學在清華、在北大、在整個中國都很熱，這是違背教育規律的一件事情。專科學校辦學的理念，是培養專業人才，為行業輸送螺絲釘，但大學是培養大家之才，培養國家各個行業精英和領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學不以致用。你們沒聽錯，我們以前太強調學以致用。我上大學的時候都覺得，學某一門課沒什麽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實在大學學習，尤其是本科的學習，從來就不是為了用。
但這並不意味著用不上，因為你無法預測將來，無論是科學發展還是技術革新，你都是無法預測的，這個無法預測永遠先發生，你預測出來就不叫創新。
大學裏的導向出了大問題，那麽怎麽辦？其實很簡單，大學多樣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個學校都就業引導，每個學校都用就業這個指標考核，這對大學有嚴重幹擾。
我對基礎研究也有一個看法。我們國家非常強調成果轉化，現在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加強轉化”。但我想問一句，轉化從哪兒來？
我們的大學是因為有很多高新技術沒有轉化成生產力呢，還是我們根本就不存在這些高新技術？我認為是後者。我們的大學現在基礎研究能力太差，轉化不出來，不是缺乏轉化，是沒有可以轉化的東西。
當一個大學教授有了一個成果，無論是多麽基礎的發明，隻要有應用前景和產業轉化的可能，就會有跨國公司蜂擁而來，我就是個例子。
我十四五年前，有個簡單的、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發現，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動來找我。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樣不停在聞，在看，在聽，他們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個有意義的發現。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麽呢？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大家沒聽錯，今年在人大會議我聽到這個話後覺得心情很沉重。
術業有專攻，我隻懂我的基礎研究，懂一點教育，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辦公司、當總裁，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一邊還要管金融。
我們應該鼓勵科技人員把成果和專利轉讓給企業，他們可以以谘詢的方式、科學顧問的方式參與，但讓他們自己出來做企業就本末倒置了。
我可以舉個例子，Joseph Leonard
Goldstein因為發現了調控血液和細胞內膽固醇代謝的LDL受體，獲得1985年的諾貝爾獎。他是美國很多大企業的幕後控製者，包括輝瑞，現在非常富有，應該說是最強調轉化的一個人。
他兩年之前在《科學》周刊上寫了一篇文章，抨擊特別強調轉化。他說轉化是來自於基礎研究，當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的時候，如何能轉化。
他說，當他意識到基礎研究有多麽重要的時候，他就隻是去做基礎研究，轉化是水到渠成的，當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轉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長。
他列舉了他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學醫的學生做基礎研究從而改變了美國醫療製藥史的過程，很有意思。
我們一定要看看曆史，不僅僅是中國現代史，也要去看科學發展史，看看各個國家強大的地方是如何起來的，而不是想當然地拔苗助長。
創新人才的培養，也與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同樣有這個問題。什麽是創新，創新就是做少數，就是有爭議。
三年前，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後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期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重視教育。他笑眯眯地看著我說，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
他給我舉了原以色列總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說他小學的時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親隻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第二個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
我聽了以後歎了口氣，說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但我想說我並不是悲觀，其實我很樂觀，我每天都在鼓勵自己，我們的國家很有前途，尤其是過去兩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
現在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教育領域深層次的思考和變革，這個大潮真正的開始了。
在這樣的大潮中，我們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就夠了，實事求是的講出自己的觀點，在自己的領域內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們的貢獻。
這樣，我們的國家就會大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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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缺什麽？
我出生在河南鄭州，但成長在河南省駐馬店。為什麽我要特別提駐馬店呢？因為這個地方特別具有代表性。
駐馬店相對於河南，就像河南相當於中國，就像中國相對於世界。從地理，從經濟，從科技，從文化，都是這樣。我恰好是在開始有記憶、對社會有感觸的時候成長在駐馬店。
我在駐馬店小學升初中的時候，當時的小學常識老師對我說了一句話：施一公啊，你長大了一定得給咱駐馬店人爭光！
大家可能想不到，這句很簡單的話我刻骨銘心記憶至今。從那以後，每次得到任何榮譽，我都會在心裏覺得是在為駐馬店人爭光。
今天，我同樣想說：老師您好！我還在為咱駐馬店爭光。我中學去了鄭州，大學到了清華大學。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駐馬店的父老鄉親，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鄉親在過什麽樣的生活？過什麽樣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對我衝擊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觀幾乎全部打亂了。在此之前，雖然我受到了傳統教育，雖然我的父親告訴我要做一個科學家、工程師，其實我心裏並不知道自己將來想幹什麽、能幹什麽。
1987年9月21日，我的父親被疲勞駕駛的出租車在自行車道上撞倒，當司機把我父親送到河南省人民醫院的時候，他還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鍾62次，血壓130/80
。
但是他在醫院的急救室裏躺了整整四個半小時，沒有得到任何施救，因為醫院說，需要先交錢，再救人。
待肇事司機籌了500塊錢回來的時候，我父親已經沒有血壓，也沒有心跳了，沒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醫院的急救室。這件事對我影響極大，直到現在，夜深人靜時我還是抑製不住對父親的思念。
這件事讓我對社會的看法產生了根本的變化，我曾經怨恨過，曾經想報複這家醫院和見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當值醫生：為什麽不救我父親？
但是後來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國這麽大的國家，這麽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經曆著像我父親一樣的悲劇。如果我真有抱負、真有擔當，那就應該去改變社會、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讓更多的人過上好日子。
2012年的清明節，我回駐馬店參加小學同學聚會，很感慨。同班同學中兩個已經不在了，一個患心血管疾病，另一個是癌症。當時還有一位同學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療，現在也不在了。
我常常想：同樣是人，我真幸運，不愁吃、不愁穿，受過高等教育、出過國、留過學，擁有一份鍾愛的工作；可是我們中國有很多人沒有我這麽幸運。
我的父老鄉親和他們的孩子也沒有我這麽幸運。盡管他們不像我這麽幸運，他們卻一直很為我自豪，他們為我鼓勁。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執著的科學家們不一樣。哪點不一樣？他們因為興趣驅使在做科學研究。我有興趣，但最初並沒有那麽強烈的興趣做研究，我的興趣是很晚才培養起來的，驅使我的更多的是責任和義務。
我成長於駐馬店，是地地道道的駐馬店人，那裏的鄰裏鄉親也從沒有把我當外人，這種親情常常讓我感動；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創造回報我的父老鄉親，哪怕是取得成績讓他們為我驕傲呢。這是我從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感恩、想回報。
不知不覺間，我的觀念似乎很落伍了。我想不明白當今的社會為什麽會變得這樣物欲橫流，為什麽這麽多人會一致向錢看。
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氣。當大學畢業生以收入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價、選擇出價稍微多一點的公司就業的時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邊的世界變得陌生。
我有時候想，是不是世界變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趟兒了。我怎麽就不理解，連我身邊的人，連我一些同事、同學、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這個社會怎麽了，我們關注點太不可思議的狹窄了！
中國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們一樣幸運，他們很需要我們的幫助，需要每一個幸運的人關注他們的生存環境，需要我們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自己的學生做形式化的社會實踐，但很支持他們選擇中國欠發達的地區去看看、去體驗，比如去支教。
在這兒我舉一個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職在清華工作，我的一個本科生從陝西農村的一所希望小學支教回來。
在我的辦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說：施老師，您知道嗎，盡管是希望小學，那裏的孩子，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很瘦，一天隻有兩頓飯，早上十點一頓，下午四點一頓。
為啥？沒錢！
他們沒有肉吃，隻能吃飽兩頓飯；他們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盡量早點睡，因為要節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之間上課的時間。
但他們都很滿足、很開心……
我不曉得，我們做基礎研究的，我們能做什麽，我們能改變什麽。我受中國傳統教育很深，作為一個敢擔當的讀書人，不僅應該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也需要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隻可惜自己的時間精力實在太有限，總想找一些誌同道合的朋友做點事情，總想有機會回家鄉給父老鄉親做點什麽。我挺慚愧的，其實我既沒有照顧好我的母親，也沒有照顧好妻子和孩子。
我們缺什麽？我們缺這份對社會的責任感，我們缺這份回報父老鄉親的行動。
在清華大學，我每次給生命科學學院的新生做入學教育的時候，我都告訴他們：你千萬不要忘了，你來到清華，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個人，你也同時代表一個村，一個縣，一個地區，一群人，一個民族。你千萬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擔了這份責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學生，還是我的同道，我們每個人真的要承擔一點社會責任，為那些不像我們一樣幸運的人們和鄉親盡一點義務。
這是我除了對科學本身興趣之外的所有動力，也是我今後往前走最重要的一點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