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校園（圖片來自哈佛大學官網）
哈佛申請季剛剛落幕，不久前告一段落的哈佛針對亞裔學生的招生歧視案愈加受關注。訴訟由學生公平錄取促進會（SFFA）在2014年提起，控告哈佛大學錄取本科生時歧視亞裔美國人，導致本應被錄取的學生無緣哈佛。今年10月，訴訟正式開庭，舉證辯論長達15天，直至11月初。波士頓聯邦法院最早將於明年春季給出判決。
1961年，時任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簽署11246號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各部門及與政府有商業關係的雇主，實施“平權法案”，即采用矯正歧視的積極措施，在錄用人才時考慮申請人的種族，以糾正曆史不公。哈佛支持“平權法案”，也從不避諱自己在錄取過程中將種族因素納入考量的事實。
案件本身雖不直接涉及“平權法案”，原告方卻已在開庭前多次強調，唯有將種族考量從錄取中完全剝離，才能維護錄取公平。庭審現場外，一些有中國麵孔的人們聚集在波士頓的科普利廣場，手舉寫有“我的種族不該對我的大學申請不利”的紙板，為原告方打氣。
10 月14
日，美國波士頓，反對哈佛大學錄取政策的示威者舉行抗議活動（圖 | 視覺中國）
而在查爾斯河的另一岸，200餘聚集在哈佛廣場的哈佛學生則支持被告。他們認為此次訴訟是對“平權法案”的攻擊。他們支持哈佛在錄取過程中考慮種族，並支持哈佛錄取更多元的學生群體。他們相信種族公正不隻關乎亞裔，並批評反對“平權法案”的人是一時頭昏，被白人至上主義者所利用。
麵對這種庭審雙方觀點的微妙差異，我和三個亞裔美國人對話——申請哈佛失敗的人、成功的人、麵試官——想知道對他們來說，族裔與公正意味著什麽。
失利者：性格分被壓低？
坐在科普利廣場中央、戴牛仔帽和墨鏡的吳曉樊，有一個讓他自豪的兒子。
移民美國20年後，他仍是一個通信設備技術人員，而妻子則開了家小中餐館。算不上殷實，卻也能滿足普通人對美國中產家庭的想象，在奧蘭多買了帶花園的房子。武漢大學畢業的他，認為今天能逃離唐人街，就是因為自己受過的教育和擁有的技術。他希望能把孩子送到世界最好的學校。“哈佛聽起來像是個不錯的選擇。”他笑道。
哈佛大學校園（圖片來自哈佛大學官網）
全科一等、SAT幾乎滿分、學校遊泳隊隊長、科學奧林匹克社團主席、高中辯論隊主席、在當地醫院做誌願者、獲得過美國優秀學生獎學金……他細數了一係列他認為哈佛青睞的特征，每多數出一項，都像是在說，哈佛又少了一個不錄取我兒子的理由。但哈佛還是拒絕了他的兒子。除了哈佛，吳曉樊的兒子休伯特·吳還被其他三所常春藤大學拒絕錄取，最終去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最初，休伯特很疑惑，但說不上憤怒。他覺得伯克利挺好，但還是在父親的勸告下，向教育部民權辦公室投訴了哈佛和其他兩所常春藤大學，稱自己不被錄取是因為遭到了種族歧視。“我們班上有一個成績和課外活動不如我的同學去了康奈爾大學。”休伯特說。但他很謹慎地評論哈佛這個案子。“錄取過程中究竟有沒有歧視亞裔的現象很難說。雙方都呈現了很多數據，證據庫非常繁雜，用不同的分析方式分析錄取數據也可能得到不同的結果。”
休伯特說他現在對這件事沒有太強烈的情緒，卻很開心現在自己在伯克利，一個三分之一學生都是亞裔的校園。在原來那個私立高中，他覺得自己總是在刻意地融入白人學生的世界。他想擺脫那些在親戚身上觀察到的、和中國有關的一切態度、習慣和信仰。
他記得高中時，每次和父母走在街上，聽到父母用帶口音的英語和售貨員講話時，他就感到尷尬。休伯特的高中朋友常說，他們從來沒有把他當作中國人，而是把他當作美國人。“我知道他們是出於讚賞的態度在說這些話，而我那時也出於對自己種族的不安全感和自我厭惡，欣然接受。”休伯特說，“這讓我感覺不那麽孤獨。”
吳曉樊認為，此次訴訟案裏，爭議最大，也最能顯示亞裔被區別對待的數據，是亞裔較低的“個性分”。哈佛大學在錄取時會考慮超過200個關於申請人的因素，除了成績，還包括“父母是否是哈佛校友”“父母是否雙亡”“就讀的高中有多少學生在貧困線以下”這樣的信息。但總的來說，申請人有掌控力的部分，無非是學術、課外活動和性格。亞裔在學術和課外活動上得分很高，卻在性格上得分墊底。
圖 | 視覺中國
“哈佛為了招收更多的黑人和拉美人，當然，還有白人，故意壓低亞裔的性格分。”吳曉樊推測。他認為，哈佛取消“平權法案”，才能做到唯才錄取，而他本應去哈佛的孩子則成了哈佛種族政治的犧牲品。我問他，即使知道哈佛在做這樣不公義的事，他也願意把孩子送去一個不公義的機構接受教育嗎？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道：“當然，畢竟是哈佛。（去哈佛）會對他以後的人生非常有益。”
很難說申請哈佛失利的是休伯特，還是休伯特的爸爸。
成功者：打破刻板印象
在洛杉磯出生的喬少華，哈佛畢業後成了一名高中老師。開庭的前一天，他站在了與吳曉樊不同的廣場上。
圖 | 視覺中國
“在美國，歧視不是說別人在大街上罵髒字兒，而是一係列針對少數族裔的態度。”喬少華說這種態度即使在哈佛大學依然處處存在，比如許多藝術活動團，幾乎隻有白人能申請加入，因為這些藝術團裏多數是白人，而他們又負責決定誰能加入——這種態度不一定來源於白人的歧視，卻至少顯示出他們對亞裔和其他文化的不理解。
學校的醫療係統存在同樣的不理解。對於心理疾病，患者需要和心理醫生交流多次，然而許多少數族裔學生都會在第一次後悻悻而歸，再不光顧。“他們發現心理醫生根本不聽自己在說什麽。心理醫生看到亞裔，就不停地問是不是家長給了他們太大的壓力；看到非裔學生，就問他們是不是覺得學業太難。”喬少華說。在美國，亞裔常被刻板地認為努力卻無趣，聰明但無領導力，他們的父母則是“虎媽狼爸”。
哈佛的錄取程序中，“校友麵試”（Alumni Interview）是重要的一部分，麵試官是哈佛畢業生，將通過推薦信描述申請者的學術、課外活動和性格，並分別打分。推薦信將成為招生官了解學生的重要依據之一。由於訴訟案的開庭，許多不為人所知的材料開始進入公眾視野，包括一份教育部民權辦公室於上世紀90年代針對哈佛招生係統給出的調查報告。報告總結道，雖然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哈佛在錄取過程中區別對待亞裔，但麵試官的一些評論包含刻板印象，需要注意。
哈佛大學招生主管威廉·菲茨西蒙斯（圖 | 視覺中國）
比如“他很安靜，而且，如我所料，想當個醫生”，以及“他很努力，但並不像是個能成為傑出學者的人”。招生主管威廉·菲茨西蒙斯（William Fitzsimmons）在法庭上作證說這些評論並不具代表性，並且“招生團隊對推薦信裏的此類描述極為反感”。
喬少華高中時也聽過哈佛在錄取時歧視亞裔的傳聞。但他不相信，因為他查找資料後認為，自“平權法案”頒布以來，亞裔受益良多，如果錄取考慮種族，那也是往積極的方向。“當時我參加了好幾個麵試，隻有一個是亞裔麵試官，然後他在的那個學校把我拒絕了。”喬少華笑著說。
在他看來，哈佛錄取時，對非裔和拉丁裔族群的照顧是必要的，也不會嚴重傷害亞裔：“我們假設每年有4萬人申請，錄取2000人（錄取率5%）。假設哈佛真的對非裔和拉丁裔有配額，比如600人，其中隻有一半的人足夠優秀，另一半是送的。一個亞裔學生的錄取率隻會因為這個配額從5%降到4.25%，而且，這裏我們假設了亞裔沒有受‘平權法案’的照顧。”
哈佛大學校園（圖片來自哈佛大學官網）
喬少華相信，真正的歧視不在哈佛和申請者之間，而是在個人與個人之間，比如之前提到的那些來自麵試官的評論，或者白人心理醫生對其他族裔的不理解。他認為，歧視當然存在，但這種歧視是無法通過取消“平權法案”而改變的，甚至需要“平權法案”。
在美國，族裔間的鴻溝非常大：和另一個民族的人說話，就像在和另一個世界的人說話。喬少華相信，改變這種歧視，需要刻意的交流訓練和文化訓練；同時，要用數據和實證研究讓人們了解美國的真實狀況。
他並不知道，很少有人有空閑或者意向去了解另一個族群的生活和苦難。他也不知道，很少有人願意閱讀晦澀的研究，調查繁複的數據，辨別真假難分的新聞。而願意花時間做這些事的人，常常不是種族主義者。
評判者：抽象化的麵試
校友麵試官柯時認為哈佛區別對待亞裔很重要的一個證據是：無論是學校老師給的推薦信，還是校友麵試出具的推薦信裏，亞裔的平均性格分與其他族裔沒有區別，但最後負責做決定的招生官卻給了亞裔最低的分數。哈佛在法庭中針對該質疑的回應是：最後的決定由40人構成的招生團通過幾周的討論和複查得出，任何量化的分數都不起決定作用。
無論一個選拔機製如何盡力，也無法真正做到全麵地了解和考察申請人。大學申請的過程，就是把具體生動的個人不斷抽象化的過程，唯有那些在抽象化後依然耀眼的個性和才華，才能留下。哈佛也不例外，招生官最終能看到的，無非是一係列的二手報告。
麵試時間有限，推薦信的篇幅也有限。柯時會在麵試時盡量去談申請人感興趣的事，讓他們能夠把自己的才華展現出來。很多時候，他隻能重複地用“有幽默感”“很自律”來描述一個申請者。他時常被孩子們的經曆和答案所打動，卻隻能概括性地寫下一句話：他/她曾經麵臨過某某困難，並用某某方式解決。
“最後我知道我每次都會寫這句話，但這句話其實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幾乎所有被麵試的人都克服過某個困難，這種評價無法體現他們經曆的獨特之處。”柯時說。他最後用“殘酷”來形容這個抽象化的過程。“我不相信招生官能從這幾個詞裏看出一個人的性格特點。”
但也有讓他印象深刻，不知道該如何概念化的人。那是一個家境殷實的女孩子，她在芝加哥最好的學生樂團做小提琴手。柯時問她喜不喜歡小提琴，她想了一下，沒有回答，卻跟柯時講起了管弦樂團裏的政治：負責樂團麵試的事實上是各樂手的私人家教，因此哪個學生能當上第一小提琴手、第二小提琴手全看自己的家教在樂團裏的權力。他們又談到遊泳，她又和柯時講遊泳隊裏的政治鬥爭。柯時一時失語，不知道怎麽概括，直接把她說過的話寫進了推薦信裏。
柯時對非裔和拉丁裔孩子記憶更深。非裔和拉丁裔學生的學校常常位於最貧窮、最混亂的社區。這些學校為了管理學生，會非常嚴格，甚至采取“關小黑屋”這樣的極端措施。柯時發現，這些孩子的身上常常透露著一種堅韌。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墨西哥裔姑娘。她不斷地跟柯時說自己的學校如何嚴格，柯時不勝其煩，問她：你的人生追求是什麽？她回答說：“讓父母安心。”
柯時相信，這些少數群體是應該得到“照顧”的，他們的社會環境和曆史背景讓他們和其他人的競爭不公平。事實上，與其說是照顧，毋寧說是哈佛希望找到那些“被社會環境限製，尚未發揮潛力的人”。麵試時，家庭困難會被專門報告。同時，麵試官被告知不要太重視一個申請人的思辨能力，因為思辨能力的好壞和是否經過訓練的關係非常大，而哈佛重視的更多是申請者的天賦。
柯時通過這些麵試，強烈地意識到出身對人的巨大影響，也因此認為“平權法案”是一個死板且容易造成衝突的社會工程。當學校按照既定配額錄取，包括亞裔在內的各族裔都會種族意識高漲，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族裔和自己能從學校取得的資源配額掛鉤。這相當於把整個社會分成多個對立的小群體，引發群體衝突。“要實現社會平等，不能等到18歲，而是越早越好。美國的教育資源極度不公平，甚至超過中國。我們應該努力讓這些孩子在早期就獲得更平等的資源。”柯時說。
（本文原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49期，文章有刪改，文中吳曉樊、休伯特·吳、柯時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