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沈峰從清華畢業，赴美國芝加哥讀博士。一路做到博士後、與同學合夥創業，公司從芝加哥搬到洛杉磯再打入矽穀，如今完成C輪融資，他選擇退出管理層，回到中國。作為第13批“千人計劃”青年項目入選者，他於2017年加入上海交通大學(分數線,專業設置)，任特聘研究員。
沈峰在實驗室
像沈峰這樣通過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項目回國的青年學者，近年來每批都有600名左右。更廣泛意義上的留學回國人員，2017年有逾40萬人。此前據《中國留學發展報告（2017）》數據顯示，1978-2016年間，已完成學業的出國留學人員中，有八成以上已經回國。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因此在2017年“兩會”期間提出“回國潮”的概念。
從高校的角度，以“雙一流”為代表的新一輪高等教育改革大背景下，人才成為最重要的資源之一。“一流的師資，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引進。”時代學者網創始人張宏雷說。在2017年創立這個學術招聘平台之前，他有五年高校人事工作的經曆。
而對於優秀的青年學者而言，歸國是環境、機遇和情感方麵的綜合考量。
“第一感覺是踏實”
為了回國，沈峰家一度氣氛緊張。
“很焦慮啊心裏，睡不著覺。”妻子回憶說。她與沈峰在國外讀書時相識，攜手走過八九年的時光，從女友成為妻子。
最初在一起的時候，她時常想家。沒有親人朋友在身邊，孤獨感分外強烈，國外雖然好山好水，也好寂寞。簽證不方便時回國不易，偶爾飛機從頭頂飛過，她怔怔看，心想，這是不是回中國的飛機啊，要是我在飛機上就好了。
畢業後工作幾經變動，沈峰的公司也搬了兩三次，其間種種辛苦，不足為外人道。她始終有漂泊感。直到結婚，拿了綠卡，買了房子，入職一個同事都很友好的公司，一切似乎才安定下來。房子很大，陽光也好，朋友多起來，安逸和幸福觸手可及。
這時，沈峰說想申請“千人計劃”青年項目。
幾番討論，夫妻倆達成一致：申上了就回國，申不上就不回。“我當時心想，青千那麽難申，那八成申不下來。……你不讓他申，萬一以後成為吵架的禍根，是吧？”提起當時的想法，她調皮地笑。
後來這事兒板上釘釘了，她心裏的猶豫一下變成特別失落：“想想都覺得前麵的路布滿荊棘。好像突然又要回到大學剛畢業那種狀態，居無定所，還要冒那麽大的風險，各種挑戰，各種不適應，各種苦要吃……”擔憂的小火苗時刻閃爍，一不注意就會引發爭吵。
看她這麽焦慮，沈峰說，要不把這機會推了吧。她又不忍心了。采訪時忙著為沈峰說話：“一輩子能奮鬥的就那麽十年二十年，年紀也不小了……他還是想回國做一番事業。”眉梢眼角都是真愛。雖然自己沒那麽有事業心，感情上也需要適應，但理性上，丈夫的選擇她都能理解。
“（回國）第一感覺真的是踏實。”沈峰說。2018年元旦，他和妻子一起回嶽父嶽母家，從上海出發，坐高鐵3個多小時。妻子說，突然就感覺離家近了。盡管從矽穀飛回來也就十來個小時，但時差在，隔著海，心理上的距離感遠非僅時間可以衡量。
嶽父嶽母做了滿滿一桌菜，開了紅酒，看小夫妻倆吃得開心，臉上的笑意沒停過。以前，他們從沒說過讓夫妻倆回來的話，一直覺得他們在國外發展挺好。現在回來了呢？“回來也好。”飯後收拾完，嶽母靠在門邊，略帶靦腆地笑。下意識地又念叨一遍：“還是回來好。”
夫妻倆都是80後獨生子女。沈峰說，隨著父母年齡越來越大，他也很希望多跟父母有高質量的相處時間。朋友也一樣，在國內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感，那種紐帶，他覺得是在國外體會不到的。妻子的朋友聚會上，總免不了談論起來來往往的其他人，曾有人打趣：“有人情味兒的都回國了。”
早在出國留學時，沈峰就打算好要回來。自小在北京長大，也一直在北京讀書，他出國的初心是想拓展視野，去看看外麵的世界是什麽樣，別人又是用怎樣的角度去思考問題的。
他給自己規定，五年內讀完博士。博士期間跳了很多“坑”，經曆過累積的階段，臨畢業那年豁然開朗，幾乎每個月都有可期的項目成果產出。“哇塞這個……感覺太棒了！真是待在實驗室都不願意走，覺得哎呀時間不夠用。”沈峰回憶起當年，依舊笑意盈盈。
2010年他如期畢業，決定留下來再做一年博士後。科研成果轉化同步開啟，創業的激情燃起，再也停不下來。2011年5月，他和同學一起創立了科技公司，出任技術總監，初創期每周撲在工作上的時間達100小時（法定正常工作時間是每周40小時）。
他沒日沒夜打拚之時，母校另一位年輕的畢業生剛剛收拾好行囊，和曾經的他一樣，飛抵了大洋彼岸。他叫顧實，17歲考入清華數理基礎科學班，2011年以全係前五名的成績畢業，拿到了賓夕法尼亞大學應用數學與計算科學項目博士錄取通知書，研究人腦認知控製機製的建模問題。
“根上還是個中國人”
棉襯衫，牛仔褲，潮牌運動鞋，黑色風衣，搭配一個時尚的雙肩包，行走在校園裏的顧實看起來更像一名學生。隻有寬邊半框眼鏡下偶爾閃過的略帶狡黠的光，和站在白板前隨手指著晦澀英文術語的姿態，會在不經意間暴露他更專業的一麵。
顧實生於1990年，與沈峰同批次經“千人計劃”青年項目歸國，加入電子科技大學(分數線,專業設置)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院，任教授、博導。這個自稱“中學數理化基本靠自學”的男生，在本科階段被優秀的老師激發了對學術的興趣，又在清華濃厚的出國氛圍中，確定了畢業後的道路。
他直言不諱：“國內本科生教育，好的學校還可以（和美國）比；但研究生教育即使是頂尖學校，還是有差距的。”在他看來，自二戰算起，優秀的科學家大批集中於美國，整體一兩代積澱導致的師資水平差異，深刻影響著學生能否做真正最前沿的研究。
這也正是他選擇回國的原因之一。在美國學習、工作六年，他希望把自己接觸到的好的方法論帶給學生，比如如何做科研，如何找問題。這些都是做學術真正的奧義所在。說這些的時候，顧實的臉色就嚴肅起來。
待話題轉到興趣愛好，一瞬間他就變回了90後。喜歡的動畫片是《聖鬥士星矢》，少年時的讀物是《兒童文學》，學習累了就打遊戲。從小到大，他隨父母一起看完了不少優秀國產電視劇，比如《康熙王朝》《大宅門》《前門樓子九丈九》。
讀博士期間總不免孤獨，他做好了心理準備，倒也安之若素。閑下來會看美劇《權力的遊戲》，國產劇《走向共和》，困頓時就去翻《資治通鑒》。時間待久了，曆史看多了，心裏的圖景漸漸清晰起來。
“（中國和美國）兩邊其實都還是挺有感情的，但是怎麽說呢，這個世界太殘酷了。”顧實沉吟著，試圖將抽象的情感解釋得不那麽複雜：“我是希望說世界人民大團結，努力創造燦爛文化，追求先進知識。但現實就是國際社會間以國家為基本單位，國家和國家之間沒有任何感情存在，就是赤裸裸的利益。”
他說，看多了近代史，真的會覺得自己的國家是從深重的苦難中一步步走到現在，很不容易。美國社會的一些價值他認同，但對整體社會的歸屬感，還是在中國。而如果有更深的認同和歸屬，就會油然而生一種責任感，不僅想讓自己發展得更好，也會想關注一些更宏觀的東西，把個人價值的實現和自己所認同的這個群體的發展結合起來。
“過去（一百多年）那麽糟，這個國家都能一步步越來越好。可能現在社會是存在很多問題，但如果誰都不去解決，那它怎麽會變得更好呢？”這個27歲的年輕人反問。
年長七載的沈峰不再說那麽抽象的概念。對他而言，在一個由世界各地移民組成的國家生活多年，本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已經融入了具體的生活細節，因平淡而愈加強烈。
回國前正值《戰狼2》在北美上映，場場爆滿，大部分觀眾都是中國人，沈峰和妻子排了兩個星期的隊才買到尾票。電影結尾，中國護照上出現“請記住，在你身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時，全場鼓掌歡呼，一片沸騰。
“一直在國內的人可能體會不那麽深，在國外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沈峰說。獨在異鄉為異客，盡管多年的經曆使他習慣了說英文、喝咖啡、看橄欖球，但吃飯他還是喜歡中國菜，看奧運會等體育賽事時還是會給中國隊加油，平時上網還是會分外關注國內衛星發射、大飛機上天的新聞。
每逢春節、中秋，他都會和妻子一起守在電視電腦前。“真是老了，年紀越大越愛看歌舞表演。”妻子自嘲。他哈哈笑。人山人海的熱鬧感隔著屏幕透過來，像蜿蜒的枝蔓悄然攀上心頭，纏繞著絲絲縷縷的思念。
“你就知道，從根上自己還是個中國人。”沈峰笑言。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東西”
秋高氣爽的時節，如果天氣好，沈峰就會騎共享單車回家。學校安排的人才公寓距離校園騎行大約一刻鍾。從美國飛回來當晚，主管科研的副院長親自去機場接他們，直接將夫妻倆帶到這裏。
安頓下來三個月，沈峰已迅速擁抱了高鐵、共享單車、網絡支付……這些在他看來“比美國先進多了”的事物。享受便捷的同時，他敏感地覺察到背後的潛力：“國內大家對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強。這是整個的大環境，對吧？整個趨勢是非常好的。”
順勢而為，是沈峰在國外多年學到最重要的經驗之一。他總覺得自己能力一般，但運氣挺好，在正確的時間做了正確的事。回國前常在小圈子內交流，當年的同校同級博士中有9個中國人，其中4個已陸續通過“千人計劃”青年項目回國，對彼此境況的了解，部分奠定了沈峰對國內大勢的信心。
他所從事的分子診斷領域，國內尚處於起步階段。而他在創業的過程中學到了完整的一套方法，把各方麵的資源組合起來，用技術解決問題，將科研成果轉化成為真正能夠應用的產品，這是非常寶貴的經驗。“在國外是錦上添花，回來就可以雪中送炭，個人價值實現的成就感完全不在一個層麵。”他說。
說到激動處，他幾乎要從椅子上彈起來，一貫富有邏輯的語句打起了磕巴，整個人卻像在發光：“如果我的儀器能幫更多的人，比如擺脫一些疾病，或者早一點確診能正確地使用藥物……甭管救了多少人，這個事兒本身，你知道吧？作為一個工科生看到自己做出來的東西真的有用！那個感覺，多少錢也沒法衡量。”
擁有五年人才引進經驗的張宏雷透露，國家對青年千人入選者提供一次性補助50萬元，很多省、市另有額外補助；高校和科研院發放薪酬大多采用年薪製，30 - 80萬元不等；住房以貨幣形式發放補貼，上海地區150萬元為正常水平，也有高校以低於市場價格售賣“人才房”；此外，國家提供100-300萬元科研經費，高校多按1:1進行配套，三年預算分批用完。
到底能拿多少錢，沈峰沒有說，笑眯眯地打太極：“和國外（作為公司創始人享受的待遇）相比的話，至少對半砍吧。”相比於薪酬福利，他更看重平台。最終選擇上海交通大學也是因為談得投機，認定學院發展方向與自己想做的事十分契合，未來的成果也有機會在附屬醫院實際應用。
本質上，他仍然是一個富有熱情的研究者，而非商人。資本逐利，公司做產品是集中化方向，完善後投入生產獲得利潤；而他還有很多改變世界的想法，和更多新的東西要做。危機感如影隨形：“這個時候不回來，以後可能就沒有這麽好的機會了。”沈峰說，一代一代人就像產品的更新換代，速度特別快：“00後已經馬上要進入大學了！就這種感覺。”
00後想換代大概還早，但90後確實已經迎頭趕上。
顧實回國是個意外。盡管長期計劃是要回國，但博士畢業時，他本打算再做兩三年博士後，或者在美國找個教職拿到 tenured position （終身職位）再回來。結果回國更新簽證時被延期，平白多出一個多月隻能在國內待著，正好電子科技大學邀請他去交流，幫著他遞交了“千人計劃”青年項目的申請材料。
交完材料他就回了美國。三個月後被通知材料通過，準備答辯。顧實很開心，也迷茫，從學術追求的角度，他總覺得自己應該再積累一點，多學點東西再走。問老板，老板樂了：做博士後不就是為了找教職嗎，有教職還做什麽博士後？
思來想去，他腦子終於繞過彎來：從學術角度，博士後階段的意義本就是從“被人帶著做研究”到“獨立做研究”。如果待在美國，短期內不可能組建自己的團隊，項目課題也還要依賴於導師。對他來說，博士畢業後幾年是做科研的黃金時間，作為一個從小自主學習意識和能力都足夠強的人，有這麽好的機會，為什麽不回國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東西？
更重要的是，要走科研這條路，要回國，這個轉型遲早要做。在國外學術圈混了幾年，顧實看到一些華裔科學家前輩雖已拿到終身教職，但還是會遭遇傳說中的“透明天花板”，囿於某個層次無法再進一步發展。
這未必是源於歧視，可能涉及文化、信任、社交習慣等等因素。“人和人之間產生認同感是個很微妙的東西。”顧實說。特別是在工科領域，研究小型課題沒有關係，但如果想做大的項目，需要相關資源支持時，“和這個領域內特別有影響力的人能玩到一塊去”就至關重要。而這往往比較困難。
張宏雷也提及這一點：“很多因素也不是他們（在國外的中國學者）能夠控製的。在國內的話可能就不會有這樣一個限製。”做過很多例教職申請和谘詢之後，他總結歸國學者的選擇：發展是前提，所以第一看平台；城市也是平台的一部分，國際化程度較高的環境有助於盡快融入，減輕轉變生活和工作方式的不適感；薪酬方麵，本身相對影響力較小的一些學校可能給出更高；住房支持則是各高校差別很大，一線城市相對缺乏競爭力。
在所有的條件之上，是國家人才計劃的大背景。顧實和沈峰都坦言，如果不是入選了“千人計劃”青年項目，他們還是總有一天會回來，但肯定不會這麽早。不難推測，對後來者而言，國家意誌也將是最重要的潛在考量。
就張宏雷的觀察，理科申請回國的人很多，因為在國外相對較難找到教職；工科找工作容易些，真正走上學術道路的，大部分還是對科研有很強興趣的人；近兩年，有一些學校也開始注意文社科人才的引進。張宏雷說，人才計劃中各學科的比例調整，對申請者最終能否入選也會是重要影響因素。
“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咚咚咚”，工作日下午，顧實的辦公室響起敲門聲。一位技術人員走進來，把大包往地下一放，挺客氣：“顧實老師，我幫你看一下網。” 折騰一個多小時，走的時候很抱歉：“現在應該可以了，你先用。再快的話沒辦法直接搞，要改整個係統架構，我再去問問。”
送走人，顧實聳聳肩，吐槽一句：“網真是太落後了。”對比是忍不住的，因為在美國，基礎層麵的支持實在要好太多。回國後，花在科研上的時間沒有他設想中那麽多，大把時間消耗在日常瑣事上，比如處理戶口、建實驗室、設備采購……“真正著手去做事情，還有很長一段距離。”他眉頭微皺。
“融入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國內和國外的學術文化、社交文化不一樣。”張宏雷說，他接觸過很多和顧實一樣的青年學者，連續讀博士、博士後，沒有接觸過具體工作，對很多問題的理解有點理想化。落地之後申請項目、與一些行政部門交流，有很多不可抗力，就會影響情緒和狀態。張宏雷常勸他們：“要做好心理準備，可能一半的時間都要用在跟這些東西打交道上。”
顧實的心態倒是始終很平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既得利益者”：被國家人才計劃引進，專業水平受認可，同行信任度高，很多資源也願意開放合作……這都是擺在明麵上的好處。隻是具體操作起來涉及人、事、錢，總有製約因素，也免不了繁瑣。
真正讓顧實犯愁的是招學生。博士名額有教育部的限製，學院可以爭取兩個名額，但也是統一規劃招錄，算入係裏的名額總數，而非加在某個具體的博導頭上。他剛剛回國，資曆淺，學生對他也幾乎沒有了解，有規避風險的考慮是人之常情。但做項目需要團隊，招不到好的學生，他的科研計劃就很難順利推進。
按張宏雷的話說，這叫“學術人力資源”，是科研經費之外最重要的科研支持。正是由於國家對留學歸國人才的重視，優秀的學生往往優先考慮出國讀博士後，因此在國內，博士成為搶手的科研主力。而新老師招生，總是相對更難一些。
沈峰倒不擔心這一點。承蒙學院照顧，兩個月就幫他搭建起了實驗室，現在有一個碩士和一個博士後在開展考研工作，下半年還會有一個博士和一個碩士研究生加入課題組。他很希望有更多誌同道合的人加入。對未來他充滿希望，並稱之為“有過創業經曆的人一種盲目的樂觀”。沈峰說，有時候偏執是一件好事，如果太多顧慮就做不成事情了，因為任何事情都是要有風險的。
他的壓力更多來自於要出有競爭力的科研成果：“學院教授都蠻年輕的很優秀，peer pressure（同儕壓力）還是很大。”據張宏雷介紹，好的高校和研究所會支持tenure-track 體係，即需在一定階段內晉升到學校的固定職位，而後保持終身教職，可定義為“非升即走”，競爭壓力很大。不過國外回來的人才，對此大多認同。
顧實也支持。但他同時對國內的晉升模式懷有疑慮，因為主要參考標準是看文章數量。“這種體製不鼓勵你去做一些原創性的工作，因為風險比較大，你又有論文壓力，應付不過來。”在他研究的腦網絡建模和類腦人工智能領域領域，國內學者發文章很多，但能發在頂尖期刊上的原創性內容很少。顧實擔心，年輕教師最富創造性的幾年會被浪費。
他認為真正能評價一個學者工作質量的其實是同行評價。“但這個前提是說大家要比較客觀，不那麽看人情。可能這個在國內比較難做到，所以我也不建議在現行體製下直接改成同行評價。”顧實說。和行政效率、財務管理等問題一樣，他覺得解決大概還是要靠耐心。
對他而言，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顧實的計劃是，用五六年時間帶起實驗室的研究梯隊，再爭取每年固定的經費養活這個團隊，克服一些相對困難的研究課題，推動這個領域的發展。“混吃等死的話，又何必回來呢？回來還是想折騰一下吧。”他揚揚眉，泛起一絲笑意。
至於再往後，他笑言：“更大的項目就要看國家的需求，要靠緣分了。”非要暢想的話，一個隱憂是，大項目很容易形成有等級的組織。而他偏向於更平等的交流，這是在國外和導師相處養成的習慣，也是回國後對學生不習慣的地方——他們對老師有天然的敬畏感。
“科研不是說你積累得多就是對的，這是大家一起探求真理的過程。”顧實極認真地說。他身上有著同齡人少見的沉穩，卻也隨時滿溢出蓬勃的少年感。收回因思索未來而定格在某處的目光，他想了想，又說，不希望有一天變成自己討厭的那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