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在今天的政治環境下，檢討與反思中國改開的進步與退步，似乎非常有必要。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最近開了一個討論會，主題為「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使命」，頗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原因有幾個：第一，出席者身份不同，他們均來自政學企界有影響力和話語權的高層人士，均深度參與中國經濟決策，某些學者身份的官員，以前或現在還是政策製定者。

第二，討論口徑較為大膽。前財長現為政協外事委主任的樓繼偉，直言批評當局采取給「去產能」下指標的手段，是行政手段，形同計劃經濟時代的「關停並轉升」措施。原中財辦副主任、現在的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批評當局現在的改革是小改革、虛改革、啃假骨頭；說現在效率不高甚至下滑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大量的資源配置還是由政府決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批評國進民退，稱歧視民企現象仍然存在。

第三，習近平的最高經濟智囊，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與會，雖然他早早離開。劉鶴是經濟50人論壇的創始者，他的與會被廣泛認為是對改革的支持。鑒於以上幾個原因，有觀察者認為，這次會議釋放了中國改革要重新啟動的信號。

但筆者認為，這次會議與其說是重啟改革信號，不如說是發牢騷吐怨氣，而絕大多數與會者在避重就輕。不過，這個會議討論仍然顯示了幾個值得注意的動向：1）很多學者和官員對改革現狀相當不滿甚至悲觀；2）紀念「改開」40周年官熱民冷。官方宣稱要隆重紀念，老百姓反應則很冷淡；3）「改革已死」幾乎成了社會共識。鄧聿文在《金融時報》著文「如何理解改革五十人論壇傳遞的訊息」稱，10多年前，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喊出「改革已死」口號時，社會還不以為然，可是現在這基本成了全社會的共識。

「改革已死」這個說法，是不是站得住腳呢？老實說，十多年前，當我聽到「改革已死」時，覺得很過分，覺得缺少佐證。可是近五、六年來的發展與變化似乎正在證實這個說法。現在我們就從以下幾個方麵來看看，它到底是不是站得住腳。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鑒於文革的慘痛教訓和毛澤東的一言堂，鄧小平主張改革國家領導體製，廢除領袖終身製，防止個人獨裁和個人崇拜，但今天，中國的國家領導體製已徹底走了回頭路。1980年8月，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講話中說，「黨和國家的領導製度、幹部製度方麵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製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今天，當年鄧小平列舉的共產黨高度集權的種種製度弊端，統統回潮了。習近平大搞個人攬權、個人崇拜和終身製，與當年的改革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在這方麵說，改革已死，並不誇張。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國改革派在保守派的各種阻撓下，勉勵推動政治改革，包括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但今天已蕩然無存。毛澤東主張和踐行的「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麵，黨是領導一切的」已經演變成習近平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為了防止黨天下，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認真解決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1982年9月召開的「十二大」政治報告和黨章中不再提「黨領導一切」。而現在，「黨領導一切」重新滲透到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當年曾實施的校長負責製，廠長負責製，如今統統被黨委負責製所取代，黨的控製已經全麵深入到學校、機關、媒體、互聯網、國企、私企甚至外企。因此在這個方麵說，改革已死，是站得住腳的。

我們從三個角度看「改革已死」是否成為社會共識：建立現代企業製度，外貿體製改革和思想解放。

上世紀八十年代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麵是建立現代企業製度，鼓勵私營企業成長，但是最近五、六年出現了明顯的國進民退，民營企業目前麵臨史無前例的困境，很多民營企業家感歎日子難過。改革在這方麵會不會也瀕臨死亡？值得關注。

進入2018年元月以來，輿論環境對民企很不利。人民大學教授周新城在中共理論陣地《求是》網上刊登鼓吹「消滅私有製」的文章，吳小平發表宏論，稱私營經濟到了退場的時候，邱小平進而言之，「黨要領導工人共同管理民企、共享民企發展利潤」。一位前中國國企高管、後來成為某民企掌門人說了一句真話，十九大以後，政府一直在收權，這是因為「執政黨相信公有製」。

這種「相信公有製」的政策對民營企業很不利，導致他們難以進入隻有國企才能進入的很多行業，難以取得隻有國企才能拿到的低息貸款。今年甚至出現國企接盤民企的現像，據中國財新傳媒的不完全統計，2018年以來已經有近20家上市公司引入了國有資本。在已經完成的9個案例中，國有資本共出資超過62億元，成為上市公司實際控製人，一些國企開始往民企派領導。雖然中國政策上強調不得對民企歧視，但事實上是歧視的。所以很多企業過不下去了，尋找國企做庇護傘。這種國進民退是經濟體製改革和企業製度改革的大倒退。

上世紀八十年代經濟改革的另一個重要方麵是外貿體製改革。這個改革從1979年開始，經過簡政放權，縮小指令性計劃，下放外貿經營權，建立外貿承包經營責任製，實行自負盈虧，改革進出口商品經營體製，改革外匯體製，調整出口退稅政策鼓勵出口，大幅降低關稅稅率和非關稅壁壘等等。這些改革為中國在2001年進入WTO而創造了條件，也為中國對外貿易從巨額赤字轉為巨額盈餘創造了條件。

但是中國的外貿體製經過近四十年的改革，依然留有一條保護主義的尾巴。為了進入WTO，中國承諾健全市場體係，但十五年之後，一些重要承諾並沒有兌現，特別是在金融、通訊、汽車等產業方麵，至今仍然被中國政府以數量巨大、範圍廣泛的補貼和低息貸款等進行保護。在服務貿易、互聯網和影視業中對外資企業依然實施限製政策。鑒於此，美國、日本和歐盟都認為中國沒有履行入世時的承諾，而且認為中國政府在2025年發展計劃中對高科技產業的支持與補貼，對美歐企業很不公平。這是引發美中貿易戰的根源。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思想理論界空前活躍，一場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在中共內部和整個社會引發巨大反響。這場討論對毛澤東的封建家長式統治、「兩個凡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進行反思，掀起一場現代啟蒙運動。在這場現代啟蒙運動中，胡平的「論言論自由」、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及任畹町的《中國人權宣言》等，雖然後來被中共打壓，卻成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標誌性符號。

而現在特別是最近五、六年以來，中國思想界和理論界受到空前打壓，執政當局意識形態全麵左轉，在這方麵，可以說改革已死。習近平剛上台時，中國社會還處於一個大抵寬鬆的輿論環境。但2013年出台的「七不講」和「8.19」講話，嚴厲處置了那些當局收買不了、與黨離心離德的知識分子，給他們扣上「反動知識分子」的帽子，指責他們對黨的領導、社會主義製度、國家政權造謠、攻擊、汙蔑。當局的這些舉動使思想界、理論界和知識界，及黨內一些主張碎步前進的開明派非常失望。杜導正說，如此公開地鉗製言論，是江澤民時代以來，二十年都沒有的；這麽搞下去，國家要出大事。

這些檢討與反思顯示，中國改革開放在習近平治下進少退多。在政治領域，改革早已死亡，甚至退回到改革以前。在經濟領域，國進民退正在吞噬改革的成果。在思想領域，意識形態全麵左轉已嚴重窒息了整個社會。

未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