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24年自述:被轉手多次 醒來時已被賣到福建山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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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玉龍與親生父母的合影

失蹤的孩子

“玉龍不見了。”

1993年4月的一天下午,四川省古藺縣石硪鄉黃英村(後更名為皇華鎮大壩村),農民吳世祿正彎著腰,在田裏插秧。田埂上一聲吆喝傳來,“老吳,家裏來客人咯。”他放下鋤具,趕到家中一看,是兒子養父陳加強的五弟。

“你兒子不見了,走丟了,可能是被人販子拐走了。”說這話時,陳家五弟翹著二郎腿,手裏杵著一根長長的打狗棍。

“啥時候丟的?”

“昨天,不對,前天,哦,也不對,好像一個禮拜了吧。”

吳世祿的妻子站在旁邊,當場就急了:“人都丟了,你還楞著幹嘛?快去找人啊!”但陳家五弟兩眼望著天花板,“已經出省了,別找了,沒用的。”

吳家與陳家“結緣”,要從一段送養的往事說起。

1989年,隨著“哇”的一聲,吳玉龍降生了,對於已經有八個孩子的吳家來說,新生意味著災難。在那個“超生”被嚴厲打擊的年代,吳家的“老八”出生時被罰款了1700元。

看著兒子水嫩水嫩的皮膚,吳世祿覺得可愛極了,但家裏隻種了三畝地,穿衣吃飯都成問題,幾個孩子的上學錢都是親戚幫襯的。拿不出錢來交罰款,他隻能做出一個艱難的決定:通過中間人把吳玉龍送養給陳加強一家。

陳加強一家住在石硪街上,妻子是鎮上僅有的兩名醫生之一,長女兩歲時病逝,二女兒剛五個月大,體弱多病,需要個兒子來衝喜。除了這些,吳世祿夫婦對陳家的了解並不多。送養時,兩個家庭甚至沒有立下字據。靠種地為生的吳世祿夫婦隻有一個簡單而樸素的心願:“希望這家人把兒子撫養成人就行。”

吳玉龍是在出生第40天送養到陳家的。不久,養父母給他改了姓,叫陳玉龍。雖然無法見證兒子的成長,但吳世祿有時上街趕集經過陳家,他會看到兒子在屋前玩泥巴,吳世祿也不打擾,隔著馬路,偷偷看兩眼就走。田裏的稻穀熟了,他也背上三四百斤送到陳家,這些大米基本能夠滿足陳家五口一年的口糧。

1990年,陳家生了個兒子,從那以後,養父陳加強的脾氣大增,經常將氣撒在吳玉龍身上。“有一次,他打了玉龍一棍子,還當著外人的麵說玉龍不是他兒子。”養母李義芳在給吳玉龍的四姐吳麗萍的短信中寫道。

後來,李義芳也將吳玉龍的失蹤“歸罪”到了丈夫陳加強身上,她回憶稱,事前就有人販子聯係過陳加強,勸說他將吳玉龍交給他賣到廣東,並承諾事成後給予2000元。

對此,養母李義芳強烈反對過,“你把人賣了,怎麽向吳家交代?”但反對也無濟於事,換來的是丈夫的一陣毒打。

吳玉龍被拐的半年前,陳加強專程去吳家踩點。“大姐嫁在哪裏?二姐在啥單位上班?三姐多久回一趟家······”當年,吳世祿的四女兒吳麗萍才15歲,她清晰記得,從不來登門的陳加強那一次將她們的家務事打聽了個遍。

“當時我就覺得這個人有貓膩,我們好吃好喝伺候著他,我爸媽把家裏的情況一五一十地說了。”吳麗萍回憶說。

這場拐賣終究還是發生了。

在吳玉龍的記憶裏,1993年,養父說要帶他去一個叔叔家玩,但出門後,養父卻背著他走了幾天的山路,然後將他交給兩個中年男子,自那以後,吳玉龍再沒有見過陳家養父。

在四川古藺縣公安局做筆錄時,吳玉龍說:“交給這兩個中年男子後,我還坐了幾天綠皮火車,因車廂擁擠,我躲在座椅下麵。下火車後,不知被轉手了多少次,才來到一個院子裏。在那裏,聚集著許多和我一般大小的孩子,有的光著頭,有的紮著鞭子,有的嚎啕大哭,後來又被幾個男子鎖在院子裏,不讓出去,吃飯由一位老奶奶端進去。”


吳玉龍在四川的故鄉

“拐賣江湖”

在吳玉龍被拐賣的1993年,失蹤人口的信息通報機製還未見雛形,警方的天眼監控不像今天這樣遍布大街小巷,DNA親緣鑒定技術的權限也沒有下放到區縣級。尋親,更像是吳家單獨的旅程,漫長,不知終點。

兒子被拐後,生父吳世祿在石硪鄉治安室報了案,值班民警在登記簿上記錄了吳玉龍的基本信息,並讓吳世祿回家等消息,“有情況我們會通知你。”

四月的四川盆地,油菜花開得漫山遍野,古藺縣位於盆地南緣,時值農忙,人們正忙著收油菜、割小麥,失去兒子的吳世祿卻跟丟了魂似的,一天也待不住。

一周後,治安室還是沒有消息,吳世祿又找到石寶鎮派出所,經過一番軟磨硬泡後,對方才答應給他開一張證明信。他沒出過遠門,尋子心切,證明信更像是他的通行證。“帶上它,不管到了哪裏,沿線的派出所都會配合你。”派出所的工作人員說。

踏上尋親之旅,吳世祿兜裏揣了三四百塊錢,李義芳給他指了幾個拐賣人口集中的地點。出發後,他時常守在通往貴陽的公路上,客運大巴的鳴笛聲響起,他遠遠地揮手,示意要上車找兒子,逢人就掏出吳玉龍的照片問:“看到這個小孩了嗎?他穿著·······”

那段時間,為了省錢,吳世祿每天要步行50多公裏,中午吃幾個包子,當地人看他不容易,晚上便留他過夜。兩個多月下來,手上的錢花完了,依然沒有兒子的蹤影。

四個月後,吳世祿年僅15歲的女兒吳麗萍決定退學。此後的20多年時間裏,她接過了尋找弟弟的重任。

貴陽是西南五省市的交通樞紐,許多古藺縣人出省都要從貴陽中轉,吳麗萍選擇到貴陽火車站附近的一家餐館打工,每月50塊錢工資,這份工作讓她有機會深入“拐賣江湖”。

在招呼客人、收拾碗筷時,她默默觀察客人,偶爾也與客人搭話。時間長了,她發現,人販子多為一男一女,為了交手方便,他們常常假扮成夫妻,對外的口徑也很統一:“這是我們的親生孩子,但計劃生育太嚴,不敢帶回家,是在外麵偷生的,想找個人家送,給點路費就行。”

與這些人混熟之後,他們也吐露出一些“道”上的事,吳麗萍一連打聽了30多個線人,但大多數一聽她要找丟失的弟弟,大都含糊其辭或冷眼相待。

吳麗萍還專程跑到潮汕地區的人口拐賣窩點實地暗訪,路遇一些操著古藺口音的老鄉,她就掏出弟弟的照片,讓對方識別辨認和提供線索,並請求當地派出所幫助。

從1994年到2011年間,吳麗萍將搜尋範圍從貴陽擴展到浙江、福建、江蘇、上海、安徽、河南、山西、陝西等省市,十幾個春節都在異鄉度過。通常的情況是,在一個地方幹幾個月後,攢下幾千塊錢就辭職,一大部分工資都花在了尋找弟弟的路費上。在餐廳端過盤子,也在流水線上做過裁縫,還開過出租車。“出租車司機這活兒比較自由,有了錢就去找弟弟,回來再繼續上班”,吳麗萍說。

2010年,公安部的“打拐”數據庫建立起來,吳世祿堅信,“找到兒子有希望。”他像上了發條,每隔十天半月,就拿著資料跑到古藺縣公安局,詢問辦案進展,但始終沒能有更大的進展。

吳麗萍也緊緊盯著案子,手上一有對破案有幫助的線索和證據,就向警方提供。很長一段時間,在古藺縣公安局每日進出登記名單上,她的名字占了一頁多紙。

吳世祿的老伴兒年齡大了,沒有力氣再折騰下去,但每次看到電視裏的打拐新聞,就偷偷躲在角落裏抹眼淚,“我的兒在哪裏啊?”


吳家多年尋子攢下的火車票

被改變的人生

那場拐賣,也改變了吳玉龍的人生。

1993年,吳玉龍被一對男女帶到了福建一戶人家,因為走了幾天山路,進屋後吃了些東西,他就睡去了。這一住,就是25年。他後來才知道,這戶人家因為一直沒有兒子,所以托人把他買了來。

吳玉龍記得,到福建的頭兩年,晚上不止一次夢到以前的家庭。夢境中,養母一襲短發,圓臉,白大褂,愛磕瓜子,但畫麵轉向養父,卻是一副凶神惡熬的模樣:飯桌上,摔完筷子就打人,動不動就發脾氣,整得屋子不得安寧。

來到福建後,他5歲以前的記憶被不斷割裂。福建的養父母為他改了名,“吳玉龍”、“陳玉龍”成為無法追蹤的符號。在這個隻有10戶人家、50口人的閩西村莊,沒人提及他的過往,就連養父母也不知道他從哪兒來的。隻是當他調皮、到處亂躥時,有一些上了年紀的老奶奶們會開一句玩笑:“你這個野孩子。”

養父母把他像親生孩子一樣對待,即便後來妹妹出生,他們花在吳玉龍身上的愛也一點沒少。

一到農忙時節,挨家挨戶的小孩都會被父母叫到田間幫忙幹活,但吳玉龍從來沒有下過地。他的玩具也比同齡小孩多,電動火車、手槍玩壞了,他就甩在一邊,見狀後的養父也不生氣,而是騎著摩托車,帶他到鎮上再買一個新的回來。

9歲以後,吳玉龍去離家5公裏外的寄宿學校念書,養父隔幾天就會給他做一次肉食,然後送到學校,等著他下課過來吃。在他童年的記憶裏,養父母沒對他沒提出過苛刻要求,但對教育問題從不含糊,老師當天布置的作業不寫完,說什麽也不讓吃飯。

幾年的勤奮與努力下來,他考上了福州大學的化工專業。作為福建省僅有的兩所211大學之一,福州大學是許多村裏娃遙不可及的夢想,他所在的村莊,每年能考上高中的孩子才兩個左右,更多人在鎮上念完初中就輟學了。

大學畢業後,他留在福州,在一家大型化工企業做助理工程師,在這家公司幹了五年,他的月薪漲到七千多元。他說:“今後還會有上升空間,現在最大的目標是拿到注冊安全工程師執業資格證書。”

今年年初,吳玉龍結婚了。婚禮那天,養父母為他們前後張羅著,擺了10餘桌酒席。一片鞭炮鑼鼓聲中,他覺得,這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刻。

24年回家路

2011年,吳麗萍在電視上看到許多被拐兒童通過寶貝回家平台找到了自己的親身父母,她心動,想試試。

沒有智能手機,她找了間網吧,搜索寶貝回家網站,登記並上傳了弟弟吳玉龍的個人資料。誌願者通宵三天,幫吳麗萍把手上零碎的資料一點點拚接起來,還教他如何到戶籍所在地采集父母的DNA樣本。

2012年1月31日,四川古藺縣公安局采集了吳玉龍親身父母吳世祿夫婦的DNA樣本,然後將數據錄入全國聯網的打拐DNA數據庫。有了這個數據庫,隻要將所有丟失孩子的父母血樣以及找回來的失蹤兒童的血樣采集到,就可以在全國範圍內準確查找。

2017年,福建泉州警方接到貴州一位夫婦舉報,對方稱1992年在泉州打工時,自己的孩子被偷,可能被拐賣到福建龍岩的一個村落。接到線索後,警方出動將轄區內的村莊搜了個遍,發現三個可疑目標,於是將三個人的DNA數據與這對貴州夫婦進行比對,但無一吻合。最終,泉州警方將這三例DNA數據錄入打拐DNA數據庫。

打拐辦工作人員發現,有一例數據與此前吳世祿夫婦的DNA匹配度達到60%,他們聯係了四川古藺縣公安局,隨後,吳世祿夫婦再次做了DNA親緣對比采樣。這一次,三個人的基因匹配度高達99.9%。可以證實,吳玉龍就是吳世祿夫婦的親生兒子。

拿到DNA檢驗報告那天,吳世祿和老伴兒接到女兒吳麗萍從2000公裏外的北京打來電話,握著聽筒,二老哭紅了眼圈。

幾個月後,吳麗萍和吳玉龍參加一檔電視節目的錄製,這是姐弟倆時隔24年之後再次相見。吳麗萍說,她隻是在弟弟出生後抱過他幾次,想弟弟時,就掏出照片看兩眼,“不管走到哪裏,親情永遠都在,我是他姐,我有責任守護他,這也是我堅持這麽多年的唯一動力。”

那天,吳玉龍披了件黑色夾克,下身是牛仔褲,踩著運動鞋走上舞台,在聚光燈下,姐弟倆緊緊地擁在一起。10幾分鍾裏,除了驚喜,吳玉龍更多的是緊張,他用力握緊拳頭,手心捏出了汗。

2018年元旦,吳玉龍回到了親生父母身邊。吳世祿夫婦早早在車站等他,父親拉著他的手,一個勁兒說,“回來了好,回來好啊。”母親站在一旁,嘴一張,眼淚就往下簌簌地落。他們一口一句四川話,吳玉龍聽不懂,大姐在旁邊當翻譯。

相處的3天,吳世祿夫婦用一桌桌四川菜彌補著對兒子的愛,怕味道辣兒子吃不慣,他們盡量做出清淡的味道。吃完飯,他們帶兒子回了老屋,稀稀落落的幾戶人家散落在山腳下,一堆堆雜草在屋簷下野蠻生長。

吳玉龍陶出手機,拍著照片。他說,“20幾年了,終於回了家。”


吳玉龍姐姐講述多年尋親經曆

抹不去的痛

而今,吳玉龍找到了家,而更多被拐孩子的尋找,以及人販子的抓捕工作,或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上世紀90年代前後,對於吳玉龍的家鄉,四川省古藺縣金星鄉(作者注:後更名為皇華鎮)來說,是一個販賣人口猖獗的年份。金星鄉與貴州接壤,苗、漢兩族人雜居於此,在過去,如果去趟縣城,每次要花20多小時往返,這個邊陲小村乃至整個古藺縣都是全國拐賣婦女兒童的重災區。據媒體報道,僅2000年1月至4月,古藺全縣就有98名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嫌疑人被抓。

2018年5月,武漢大學王真課題組發表在Nature Sustainability的論文(譯為《中國非法收養的兒童拐賣網絡》)揭開了兒童販賣的複雜路徑。課題組的研究表明,四川是全國最大的兒童淨販出地,福建等8個省份買入的兒童人數占全國的52.9%。另外,研究表明:許多人販子都會從北京、上海、廣州、泉州、重慶、成都經過。

曾經沿著人販子常熟路線尋找弟弟的吳麗萍,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得到了一份拐賣兒童案件的材料,其中幾張孩子的“價格單”讓她觸目驚心,這些孩子就像商品一樣,寫上性別、價格,然後被送往不同的地方。有的小孩甚至可以賣到八萬到十萬塊。

“被拐孩子在最終到達收養家庭前,會經過層層轉手。通常來說,長得越好看的越貴;年紀越小的越好賣,最好幾個月大,一歲多點,剛剛斷奶的”。吳麗萍在實地尋找中總結出門道。

這些年,為了尋找弟弟,吳麗萍還成為了“寶貝回家”的誌願者,朋友圈和微博上轉發著大量的打拐新聞和尋親故事。她接觸了很多已經長大成人的被拐兒童,有一次她問:“你們想家嗎?”

他們都睜大眼睛,點點頭,望著吳麗萍說,“想。”

“那你們為什麽不去找呢?”吳麗萍接著問。

“我們沒有渠道,要是被養父母發現了,會影響家庭和睦的。”說完,他們就一溜煙兒跑開了。

吳玉龍是其中的“幸運兒”,被拐後,不僅得到養父母的嗬護,還最終找到了親生父母。但拐賣一詞仍會跟隨他一輩子,現年29歲的他還不敢將實情告訴妻子,每次電視上播放類似“我省又破獲一起人口拐賣案”的新聞時,他就會立馬調台。

這是他內心深處抹不去的痛。

2018年3月,吳麗萍回到老家,可當年石硪街上收養弟弟的養父陳加強已經改名換姓,並且不知去向了。吳麗萍說,警方告訴她,會加緊破案,追究人販子的責任。

“這些都是我一路上打聽到的線索和證明,我會把它都裝裱起來,直到結案。”吳麗萍小心翼翼地托著厚厚的一摞材料,她一張張翻開,然後又按順序疊起、裝進檔案袋。

她的手微抖,讓人感覺那摞材料很重。
無閑散人 發表評論於
那個陳加強真是畜生,最後買下他的養父母真是好人,培養他上大學,自己的親生父母也未必辦到
lu樂樂 發表評論於
姐姐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