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邪不壓正》裏，北平市公安局副局長朱潛龍在日本人的扶植下，肆意妄為，殺人不眨眼。一次飯局上，屬下突然來報，有個人被害，需要朱潛龍到現場查看，朱潛龍滿不在乎地說：“死個人算什麽？哪有藍先生親手包的餃子重要？”但屬下說死的是美國人，朱潛龍隻好立刻放下筷子。出門時，朱潛龍向協和醫院的亨德勒醫生打了個招呼，亨德勒也是美國人。
一次，亨德勒騎著毛驢行走在郊外，後麵趕來一支日軍演習隊伍。坦克上的日軍軍官用軍刀指著他，叫他讓路，他拒絕，還掏出了美國護照。日本人拿他沒辦法，但仍然叫囂：“我們的坦克要開進華盛頓！”
這就是《邪不壓正》的故事背景——“七七”事變前的北平城，一個風起雲湧、各方角力的舞台。
《邪不壓正》海報
日本駐屯軍，開著坦克在街頭演習
1937年，日軍為什麽會在北平周圍演習？
“這還要從《辛醜條約》說起。”北京市社科院曆史所副主任王建偉告訴《環球人物》記者，1901年，清政府與列強簽訂的這個條約，允許列強軍隊駐紮在北京（1928年改稱北平）到山海關沿線的12個據點。日軍駐紮人數越來越多，曾多達數千人，司令部設在天津，稱“華北駐屯軍”。
“日本在侵占中國東北後，對於下一步該怎麽走，其國內出現了分歧。內閣一些人認為，有中國東北就可以了，不必再爭取更多地盤。但青年軍官們急於征服中國，在1936年2月26日發動了‘二二六’兵變，軍部的對華強硬派勢力上台。此事件加快了日本全麵侵華的步伐。”王建偉說。1936年4月17日，日本內閣決定向華北增兵。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由少將級晉升為中將級，裕仁天皇親自任命田代皖一郎中將為華北駐屯軍司令。
“日軍本無權在北平豐台駐兵，但是他們一直在尋找機會。”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臧運祜告訴《環球人物》記者，1936年9月18日，二十九軍一支部隊在豐台火車站附近演習，碰到一股日軍，日本騎兵衝進二十九軍隊列，二十九軍士兵出於防衛用槍托擊中了日軍的馬。“明明是日軍的馬騷擾了我們，可他們偏偏說是我們驚了他們的馬。他們還以此做文章，與二十九軍爭執，後發生槍戰。二十九軍退讓，日軍由此強行進駐豐台。”
日軍的非法活動越來越多。“據當時的《申報》報道，日軍當時囂張到開著坦克在北平街頭演習，士兵直接進入中山公園吃飯，就像開著私家車逛街一樣。”王建偉說。當時的日本特務活動也十分猖獗。北平特務機關長鬆室孝良曾在天津楊村放置炸彈，想炸死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所幸宋哲元經過時，炸彈沒有爆炸。
日軍恰恰利用宋哲元與他們討價還價的時機，一方麵向關內運兵，一方麵吃掉分散在豐台、廊坊的駐軍。
盡管各方暗中角力，但表麵上還維持著一團友好氣氛，這與《邪不壓正》中日本特務根本一郎與朱潛龍、亨德勒經常圍在飯桌旁插科打諢如出一轍。1937年6月6日，宋哲元與鬆室孝良各自帶隊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聯歡宴會。雙方說著說著，開始比試唱歌，後來又比試拳法和刀劍術，最後幾個日本人把宋哲元舉了起來，向上甩出，再接住，中方軍官也用同樣手法對付鬆室孝良。眼看氣氛越來越緊張，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怕出岔子，叫中方軍官把人放下來，宋哲元和鬆室孝良分別講了幾句中日親善的話，宴會匆匆結束。
“1937年7月7日，日軍在宛平縣城外演習也是非法的。”臧運祜說，“那天晚上，演習日軍借口士兵走失想進宛平城搜查，結果走失士兵很快就歸隊了，他們又說聽到了一聲槍響，繼續向中國守軍挑釁，非要進城，中國守軍不許，日軍就開炮了。其實那聲槍響是哪裏傳來的、是否真的存在，至今沒有定論。日方完全是無理取鬧。”
“二十九軍當時約有10萬人，而日軍起初隻有幾千人。因為兵力不足，日軍采取了拖延戰術。7月7日之後的大約3個星期，日本一方麵與中國談判，一方麵秘密向平津增兵。7月28日，日軍隻用1天就攻陷了北平。”王建偉說。此後，日本將華北駐屯軍改編為華北方麵軍，實力大增。
國民政府，從半自治到傀儡
1937年，日軍又為何選在宛平城西門外的盧溝橋挑起事端？根據1933年中日雙方簽訂的《塘沽停戰協定》，長城以南100公裏為“非武裝地帶”，中國軍隊不能駐紮，隻留中國警察維持治安。1935年5月，“非武裝地帶”出現一股自發的抗日義勇軍，日本認為這違反了《塘沽停戰協定》。加上不久前兩名漢奸報社社長被殺，日本開始向北平軍分會施壓。北平軍分會是當時國民政府在華北的最高權力機構，委員長是何應欽。他妥協了，與時任華北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簽訂《何梅協定》，國民政府將中央軍、中央勢力統統撤出華北地區，平津一帶頓時淪為軍力真空地帶。
“ 七七”事變中盧溝橋上的中國軍隊機槍陣地。
趁著中央軍南撤之機，非中央軍體係、駐紮在察哈爾省的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借機向蔣介石建言：“北平治安防務空虛，不能無兵駐守，否則豈不斷送？”蔣介石於是將華北的大局交由宋哲元掌控，並於1935年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管轄河北、察哈爾兩省和平津兩個特別市。宋哲元被任命為委員長，他又任命秦德純、張自忠分別為北京市長和天津市長。“冀察政務委員會”名義上隸屬南京國民政府，實由宋哲元等控製，又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日本“華北自治”的要求，是一個半獨立的政治組織。
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與宋哲元接洽，商討華北“高度自治”，脫離中央。但宋哲元不肯，土肥原賢二另覓交易人選。1935年12月25日，掌握“非武裝地帶”大權的督查專員、漢奸殷汝耕在日本扶植下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以通州為政府所在地，管轄通州、懷柔、昌平、順義、密雲、香河、寶坻、遷安等20多個縣和唐山、秦皇島港等地。該“政府”更進一步，直接宣布“脫離中央”，成為日本傀儡政權。同一天，宋哲元也發表談話，稱希望“中日親善”。
“北邊由日本控製，東邊是偽政權，南邊的豐台也被日軍占領，北平被包圍了，交通要道上隻剩下西南邊平漢鐵路線上的宛平還在中國人手中，日本必然要攻破這道防線。”臧運祜說，“‘七七’事變後，蔣介石多次致電宋哲元，讓他全力抗戰，固守北平，但宋哲元一直在猶豫，想通過和日本談判取得和解，最後計劃落空。”1937年7月28日，日軍進攻北平城，宋哲元遁走保定。8月，日本人扶植的漢奸機構“北平地方維持會”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壽終正寢。
中共地下黨，
組織學生發起“萬條麻袋運動”
雖然電影中沒有直接出現與中共地下黨相關的內容，但在上世紀30年代的北平城，這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1935年8月1日，長征途中的中國共產黨發表《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中共地下黨當時在北平不掌握軍事力量，主要精力放在發展進步學生、領導學生運動上麵。”王建偉說。1935年12月，在國民政府和宋哲元準備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之際，中共北平市委決定組織學生向國民黨政府請願。
1935年12月9日，當時的東北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校學生舉著旗幟和標語，高喊“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自治”口號，朝新華門進發。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學生們被軍警用皮鞭、木棍抽打。7天後，學生遊行隊伍再次走上街頭。1933年任中共青島市委宣傳部長、1935年到北京大學讀書的黃敬，站在有軌電車上，一手扶車，另一隻手臂在空中揮舞，發表激情演講。為避免遭到軍警襲擊，他剛講完，就有五六個學生衝上來，把他護送到遊行的隊伍裏。
1935年，中共黨員黃敬在“一二·九”運動中發表演說。
這就是“一二·九”運動。各地學生、教職員等紛紛集會、遊行，聲援北平。西安的張學良還派人到北平慰問參加“一二·九”運動的東北大學學生。北平市委也派共產黨員、東北大學學生宋黎到西安向國軍將領介紹“一二·九”運動。
1936年2月，中共北平地下黨領導創立了青年愛國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總部在北平。這個組織放棄了遊行、罷課等鬥爭形式，經常以露營、爬山、組織報告會和座談會等方式開展活動。“七七”事變發生後，民先隊和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赴宛平慰問二十九軍，了解到防禦攻勢急需麻袋，於是發起“萬條麻袋運動”，保證了部隊需要。
北平失陷後，民先隊停止活動，隊員走向敵後戰場，一部分到北平西郊組織起遊擊隊。
法國醫生，開辟自行車“駝峰航線”
“一二·九”運動前夕，組織者黃敬、姚依林、黃華等人，來到英國《每日先驅報》駐華記者埃德加·斯諾位於北平的家中，策劃運動事宜，還將遊行路線等信息告知斯諾，斯諾把信息送給北平的其他外國記者，請他們屆時前往采訪。
“七七”事變爆發後，斯諾在日軍召開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大聲質問：“為什麽要在中國領土上進行軍事演習？為什麽借口士兵失蹤動用大兵？為什麽侵略者不撤兵回營，反叫中國守軍撤出宛平？”這一連串的問題，問得日軍狼狽不堪，隻好倉促結束記者會。
埃德加·斯諾
1933年至1935年，斯諾還曾應邀擔任北平燕京大學講師，開設“特寫的寫作”課程，蕭乾就是他的學生。後來，蕭乾成為二戰時期歐洲戰場上著名的中國戰地記者。
邀請斯諾來燕京大學講學的，是時任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本是一名美國傳教士，1919年擔任燕京大學校長。1934年，北平學生到南京請願示威，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對於燕京大學的學生是否應該參與南下，學生和教授之間起了爭執，學生們熱情高漲，教授則主張以學業為主。而司徒雷登說：“如果燕大學生沒有請願，那說明我辦教育幾十年完全失敗了。”
抗戰期間，燕京大學一位教授為躲避日本兵，駕駛校長司徒雷登的汽車逃離校園，投奔西山的法國醫生貝熙葉。車上裝著的大功率電台零件，後來通過貝熙葉轉移到了延安。“貝熙葉堪稱當時北平最著名的西醫，袁世凱的尿毒症就是他確診的。”王建偉說，孫中山、黎元洪、段祺瑞、蔡元培等許多北平上流人物都找他看過病。
法國醫生貝熙葉在北平生活了數十年，為許多名人看病，還幫助中國抗戰。
《邪不壓正》中，位於東交民巷的法國使館多次出鏡，還為“張將軍”提供庇護。貝熙葉的法國醫院也開在東交民巷。“七七”事變後，抗日將領郝夢齡的家眷被貝熙葉收留在這裏。
貝熙葉在西山的宅院貝家花園與平西抗日根據地相鄰。這位60多歲的老西醫，經常騎自行車把根據地緊缺的藥品從醫院秘密送到西山，還為戰士們做手術。抗戰期間，他買了輛雪鐵龍小汽車，用於運藥。再後來，汽油成為戰略物資，汽車開不了了，他又騎自行車。2014年3月，習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紀念大會上，特意提到“冒著生命危險開辟一條自行車‘駝峰航線’、把寶貴的藥品運往中國抗日根據地的法國醫生貝熙葉”。
《邪不壓正》首映式上，有位嘉賓說，將首映式選在長城腳下舉行，讓他感到“正”，因為長城象征著正氣，而電影中也有這種元素。在當年風雲際會的北平，“正”也是一個時代主題。從長城抗戰開始，無論北平城的敵人多麽強大，正氣永遠不滅。
作者：田亮 許一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