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從北京最近出台的一則政策說起。6月15日，北京市交通委、環保局和交通管理局三部門發布通告，對掛外地車牌的載客汽車的限行範圍擴大至六環內，同時每輛車每年最多辦理進京通行證12次，每次辦理的進京通行證有效期最長為7天。此規定從2019年11月1日起實施。
所以說是“擴大”，是因為對外地牌照汽車的限行以前就有。外地車進入北京，不僅要辦理“進京證”，而且限行範圍一再擴大。在此次規定前，外地車在早晚高峰時段禁止進入五環內行駛。
北京這次對外地車的限行在範圍和時間上采取了更加嚴厲的措施，用《北京日報》的話說，針對的是那些“本地化”了的外地車。三部門通告也不諱言此點，開宗明義，目的是要“精準管控以異地上牌長期在京使用方式規避本市小客車數量調控政策的車輛，確保機動車總量調控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眾所周知，北京對機動車總量調控實行的是搖號政策，但這個搖號難度，堪比買彩票中獎的概率，我們就常看到或聽到身旁的同事朋友親戚幾年時間都沒有搖到購車指標的。在這種情況下，不少人不得已上外地牌照，主要是北京周邊的河北和天津。
據統計，截止4月，辦理了“進京證”的外地牌照汽車，已超70萬輛，達到香港的汽車保有量，占北京牌照汽車總量的1/9多。我所居住的回龍觀地區，在五環和六環間，號稱北京最大的社區。每個小區都停放著很多外地牌照汽車，以北京周邊的省份為多。
北京的交通和空氣汙染確實是一大問題，早前，政府將此的責任算在汽車上，於是限行和搖號政策先後出台。但於環境特別是交通狀況的改善並沒有明顯效果。即使北京在近10多年裏修了很多條地鐵，形成了一個縱橫交錯的地鐵網，機動車道路也比以前拓的更寬，可在上下班高峰時段以及雨雪天裏，城市多數主幹道還是堵得一塌糊塗。
如今，這個責任要掛外地車牌的汽車來承擔了。
但不要望文生義，以為外地車的車主都是不具有北京戶口的外地人。北京戶籍的也有，而且人數應該不少。在限行新政前，這70多萬車主雖然早晚高峰時段不能進入五環以內以及全天不能進入長安街及沿線，但所受影響不是太大。因為雖沒統計，但在70萬外地車中，平日行駛的大部分位於五環至六環區域內，基本不受限行影響，而在五環內上班的，不是很多，他們可以改乘地鐵或公交；如果不著急，還可避開高峰上班。然在兩年後，這70萬輛外地車一個月內隻能在六環內行駛7天，其餘23天則隻能停放在小區的停車場，否則，將會被施以嚴厲處罰。
70萬車主及其家人的工作和生活就這樣受到限行新政的極大影響。很多人屆時很可能將車處理賣掉。
我充分理解管理一個2000多萬人口的大都市的難處，有時采取某些過激的侵害公民權益的措施和政策可能亦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這或許是人們對北京市一再實施的尾號限行、搖號、限購政策等雖頗有微詞，卻再三忍耐的原因。然而，此次對外地車的如此嚴厲的限行，基本是要將它們逐出北京地盤，它傷害的是二、三百萬包括北京市民在內的中產家庭的利益。
問題還在於，這70萬“本地化”的外地汽車，本是北京小客車搖號政策扭曲的產物。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之所以掛外地牌照，不是出自其本意，而是政策逼得他們這樣做的，已經對他們的行駛權利是一種傷害，現在板子再次打在他們身上，要他們承受北京治理交通擁堵和環境汙染的代價，此可謂是對他們利益的二次傷害。
去冬今春，北京發起過一波清理“低端人口”的運動，引起輿論大麵積的反彈和批評，迫使政府不得不停止這一行為。然而，對三部門這次嚴限外地車的新政，雖也有表達不滿的意見，卻未見有人出來抗議。是因為這要在兩年後才實施，現在尚未出後果，還是因為它並不像清理“低端人口”那樣帶有暴力色彩？但從政策出台的粗暴以及對中產階級利益的損害來看，同樣是不講理啊。
這種不講理的、粗暴踐踏公民權利政策許多人都遇到過。接下來說說我日前親曆的關於小孩入學的事情。
我的小孩今年9月上小學一年級。他是港籍，按北京市政策，父母一方如是北京戶籍的，視同京籍，我本來以為他在北京上小學是沒有問題的。我和他媽也不想要他上什麽名校，也沒有這個能力，可是前不久小學入學采集信息時，我居住的回龍觀地區的信息采集部門竟以我是“空掛戶”（就是戶主名下沒房，戶口掛在別人下，我是因為前年賣了房，戶口還未遷走）為由，不給孩子登記入學。
孩子上學是大事，不得已，打昌平區教委小教科電話求助，這個電話非常難打，最後總算打通。對方聽了我的說明，說房子和戶口隻要有一樣就行，但具體情況由當地招生辦決定。我們兩人又分別跑了幾趟信息采集部門，甚至當著工作人員的麵我還把領導人不要為難群眾辦事的講話都搬出來了。不知是看我們辛苦還是領導人的講話起了作用，采集部門的領導總算開了恩，說我這種情況要去區教委反映協調，最後給我信息。幾天後，同意登記。
事情到此以為解決了，也就沒有放在心上。6月16、17日是昌平區統一報名的日子，領著小孩去戶籍學校報名，學校又要審核材料，招辦主任看了，說我這種情況不能報名。我急了，說信息采集都已經通過了，為什麽不能報名。他說，采集隻是登記，學校要核查，按政策沒有房不行，然後要我第二天去昌平教委協調。如果協調結果是分在學校，再來報名。
盡管義務教育法規定，凡適齡兒童、少年，不分性別、民族、種族、家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都必須依法享有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並履行接受義務教育的義務，但非京籍子女入學，我知道向來是很困難的，為此幾乎年年都有非京籍家長上訪，形成不大不小的群體事件。我曾一度還慶幸自己有個北京戶口（雖然它沒有為我帶來多少實利）。也許鑒於此，北京最近幾年放寬了非京籍小孩的入學條件，隻要有房（租房也行）和“五證”，準許進入公立學校。然而，我萬沒料到，有北京戶口沒有房，孩子卻也麵臨著上不了學的風險。
我不知道在兒童上學問題上，北京什麽時候從戶口歧視變成房子歧視，這明顯是違背了義務教育法。義務教育法並沒有“空掛戶”的規定，相反，它還規定地方政府要保障適齡兒童、少年在戶籍所在地學校就近入學。而且，從實際情況來看，“空掛戶”的現象雖然存在，但並不嚴重，也不像學區房一樣會引起市民效仿，為什麽北京市就不能按戶口對待，而故意刁難自己的市民呢？
我用自己的事例不單是要表達不滿，更想說明，教育之於國家是大事，之於個人和家庭更是大事。如果戶口歧視是一個遺傳下來的不公平，應該廢除，那麽，政府為什麽要在舊的歧視的旁邊，製造新的歧視和不公平？
這兩件事讓我想起一個國家一個政府應該以什麽樣的心胸來對待自己的公民，以及北京作為首都，到底應該為誰服務。一個清理“低端人口”，給人感覺是要將底層民眾趕出北京，而現在，嚴厲限製外地車和以房控學，則明顯將中產階級作為調控的對象。但另一麵，我們又看到，特權在北京的盛行。
事實上，北京是一個建立在特權基礎上的城市，作為城市，首都就是北京的特權。這是人們趨之若鶩來北京的原因。在這裏，不僅個人有相對其他地方更好的發展空間，也能夠讓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此乃北京大城市病及由此衍生的交通、環境和教育問題的根源。
然而，目前這種治理方式，是本末倒置。它非但不能解決問題，本身就是問題，隻會傷害到更多的人，先是“低端人口”，接著是中產階級，再後或許是“高端人口”。不改變權力為本、權力分配資源的社會結構，雖然還會有源源不斷的人奔著特權和資源來北京尋夢，但總有一天，受損者的怒火會爆發出來。
（注：作者是獨立學者。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