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陳經、毛克疾
不管怎麽打，貿易戰的喧囂總會過去，中美還是得回到生產力的競爭上。中國科技產業量變到質變，以中國製造2025的成功為標誌，會進入科技拉動經濟發展的美好時代。或許，到時美國人連戰意都會消退——這樣的中國會是碾壓一切的存在。
01
副總理的新分工
兩會後新一屆國務院四位副總理分別是韓正、孫春蘭、胡春華、劉鶴。從幾位副總理參與的事務來看，常務副總理韓正分管發展改革與財政，孫春蘭分管文化、教育、衛生、體育，胡春華分管三農與扶貧，劉鶴分管商務、金融和科技。
其中引人關注的變化是，科技與教育這次分了家，由兩位副總理分管。之前一直有“教科文衛”的說法，科技與教育似乎天然就關係密切。上屆副總理劉延東就是分管“教科文衛”，經常對科技相關事務做出批示，如2017年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揭牌。
但是這次的分工，卻將科技獨立出來，交由經濟思想深刻的劉鶴主管，背後的意義絕不可小視。一些線索在劉鶴10年前論述1930年代大蕭條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就已經隱約顯現，該文中提出了十個重要觀察可謂“草蛇灰線”：
1．兩次危機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後。
2．在危機爆發之前，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危機發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極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
3．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危機的前兆。
4．在公共政策空間被擠壓得很小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義政策通常是危機的推手。
5．大眾的心理都處於極端的投機狀態，不斷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6．兩次危機都與貨幣政策相關聯。在兩次危機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為寬鬆的貨幣信貸政策。
7．危機爆發後，決策者總是麵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市場力量不斷挑戰令人難以信服的政府政策，這使得危機形勢更為糟糕。
8．危機的發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邏輯之前，不可輕言經濟複蘇。
9．危機隻有發展到最困難的階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一解決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論創新。
10．危機具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它將導致大國實力的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
在中美競爭顯性化、白熱化，全球多國民粹主義日益興起，貨幣政策支持的金融泡沫頻頻襲來的今天，這些有前瞻性的觀察說明，全球危機可能並沒有過去。1930年，美國總統胡佛簽署了後來被稱為“史上最蠢”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將美國數千種進口商品關稅提高50%以上，而特朗普正在重複這種愚蠢行為。中國應抓住時機，沉著應對，進行理論創新，努力實現“大國實力的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
從原理上說，現代與古代經濟最大區別就在於引入了“科技”和“金融”這兩個關鍵變量。現代社會之所以能以超出古人想象的速度高速發展，並且邁向全球化，核心驅動力正是科技與金融，其中科技的作用更大，可以說是長時段內唯一的決定性因素。科技探索自然規律，將物質世界蘊含的偉力向人類社會釋放出來，而金融發掘人性本能，讓人類特有的“信用”概念推動社會經濟高速增長。科技與金融，是現代社會經濟發展最耀眼的兩個主題。
美國的世界霸權，核心要素也無非是科技與金融。美國在軍事領域的超群優勢可以看成科技的延伸，但是在當前武裝衝突成本高昂、大國之間存在核恐怖平衡的背景下，這種優勢受到掣肘，可以直接使用的場合有限。雖然貿易戰很吸引眼球，但在中美的競爭已經擺上了台麵無法掩蓋的條件下，兩國競爭的主線仍被科技與金融牢牢占據，而科技又是其中最為核心的角逐領域。
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實踐表明，許多領域的數量型擴張已經基本到了盡頭。金融領域亂象叢生、“妖孽”橫行，說明金融需要厘清本質，回歸經濟本原，正麵發揮金融的巨大作用。可以把過去10年看成經濟增長新舊動能轉換的探索期，各種狀況層出不窮，吃了一些苦頭，也做了不少壓力測試，更積累了一些實踐經驗，有說法是“各種經濟調控方法都試過一遍了”。從種種跡象來看，中國似乎已經具備條件以科技為經濟發展主線，而且已經開始了大動作。
科技與金融是發展經濟的“大殺器”世人皆知，但是能做好的國家不多。科技實踐很難，容易變成空喊口號。金融模仿成熟辦法看似操練起來不難，時不時還有人出奇招創新，但實際上很容易因為社會與管理者人性的弱點走歪。中國在科技與金融實踐上，已經遠遠超出發展中國家，取得的成就讓全球多國豔羨。例如，印度想在國內搞基建就沒製度沒錢，非常羨慕中國銀行係統創造信用的本事。中國發展到這個階段，科技與金融的發展目標已然指向了美國。
在美國已經公布將要加關稅的500億美元中國商品名單中，明顯可以看出製約中國科技發展的意圖。這並非如坊間所述是“農業國美國對抗工業國中國”，而是美國已經清楚了中國的科技發展目標，並對此十分警惕。中國多年來經常有各類中長期發展規劃公布出來，但是這次《中國製造2025》的目標讓美國人覺得非常可怕。這說明，中國已經有能力對世界頂尖科技水平發起全麵挑戰，並有可能取而代之。無論是中國自己還是被挑戰者都對這一時刻的來臨感到了肅殺之氣。
特朗普的“國師”班農2017年11月在東京發表了一個在中國互聯網上廣為流傳的演講，提醒世人關注中國的十九大報告、中國製造2025、一帶一路倡議、5G技術——美國真正關注的是中國在科技領域的中長期推進計劃。過去美國人總以為中國離西方集團差距還很大，包括中國自己也一直堅持狠狠“自我批評”。但自2008年以來的10年中，中國雖然在經濟模式切換中碰到困難，出了一些亂象，同樣有巨大的進步。在科技領域，中國呈現出“全麵追趕，重點突破，局部領先”的勢頭，從跟德國、英國、法國、日本並列第二集團，到逐漸從第二集團中脫穎而出，跟單獨構成第一集團的美國雖然仍有巨大差距，但追趕速度驚人，越來越多的領域在呈現出中美雙雄競爭的局麵（參見風雲學會會長袁嵐峰的中國科技實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國 | 袁嵐峰）。過去10年金融領域的亂象多一些，但是金融有其特殊性，並非有什麽需要破解的技術秘密，而是需要實體經濟的穩固基礎、正確的方向選擇、堅實的推進實施。中國的實體經濟和產業基礎已經頗為強大，是參與全球競爭的根本優勢，如果以金融為加速器，實現科技領域的重大突破，那麽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硬實力差距將會加速拉近。
其實美國從未放鬆在真正關注的領域對中國的警惕，一直都是帶著惡意對中國科技的發展嚴加防範，出於對潛在競爭對手的壓製本能。《瓦森納協定》一直在禁止高科技產品出口中國，這是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的最重要原因。前段時間，美國以泄露技術為由對幾位在美工作的中國學者判刑，防範限製措施已經瘋狂了。而在敏感技術領域的“政審”甚至使相關領域麵臨人才短缺，“根正苗紅”的美國技術人員工作能力低下態度惡劣也管不了。
但即使麵對這樣的打壓，中國仍然對美國發起了嚴峻的挑戰，進步速度出乎預料。這才是美國焦慮的根源。正因為中國科技的進步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實踐，而非美國的放鬆警惕，所以美國也無力再多做些什麽。特朗普發起貿易戰，不惜在互惠領域發起攻擊互相傷害，折射出的正是美國無力限製中國科技發展的無奈。
02
權威人士的往事
2015年5月25日、2016年1月4日和5月9日，人民日報罕見地三次頭版二版專訪了一個叫“權威人士”的人。他是誰後來也清楚了。
在第一次專訪中，權威人士堅決否定了“強刺激”的意見，為此還提出了要接受經濟增速回落的“新常態”，關注風險。2015年中，股市大漲、創業板股票瘋漲，確實有借勢為科技企業融資，科技大發展帶動經濟增長再上台階的說法，但是不久A股發生了期貨融資爆倉式的暴跌，一切臆測隨風飄逝。
在第二次專訪中，權威人士深度解讀了“供給側改革”，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補”重點任務，其中的核心工作是房地產去庫存。從2016年初開始，一場精妙的操作在中國一二三四線城市全麵鋪開，房地產去庫存成功得出乎了所有人的預料。居民們高漲的購房熱情將多地房地產庫存幾乎清空，以至於不得不限購限貸，甚至要搖號買房。二線城市心氣高漲，對未來充滿信心，發展動力十足。資金從居民部門向企業部門的大挪移極大緩解了企業壓力，也為清理產能過剩部門的“僵屍企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企業杠杆率隨即下降。
在第三次專訪中，權威人士指出長期經濟走勢會是L型，再次確認了“新常態”。要正確看待一些經濟向好的勢頭，要“徹底拋棄試圖通過寬鬆貨幣加碼來加快經濟增長、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要關注一些局部的風險，如地方債務、股市、匯市、債市、非法集資等。
現在回頭看，權威人士的核心觀點就是不要靠刺激強托經濟增長，要降低杠杆率，關注金融風險。房地產去庫存的主要作用可以理解為企業降杠杆，而居民部門杠杆本就不高，升高一些之後就受到了限購限貸的嚴控，還有不少安全空間。所以這兩年來中國經濟的指導思維就降杠杆，化解金融風險。降杠杆的標誌性數據是M2增長率，已經從過去常規的13-14%降到了個位數，2017年底M2增長率低至8.2%。而且經濟增長率也穩住了，甚至有了些回升勢頭，遠好於悲觀預期。
中國從2012年起進行了正本清源的反腐運動，近兩年又開始對金融領域重手整頓。2017年，中國對“金融妖孽”進行了清理。以虛假出資、循環注資等手法控製安邦集團的吳小暉，2018年3月因集資詐騙、職務侵占被公開審判。正如銀保監主席郭樹清指出的，不法分子利用金融的巨大威力，違規構建了龐大的金融集團。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製造業進出口、基礎設施建設。在這一態勢下，科技發展更多發揮了輔助功能——打基礎、補短板、謀發展，為製造業與基建進行短期配合與長期配套。在金融方麵，中國進行了現代商業銀行體係的構建，將傳統計劃式低價經濟活動貨幣化。相當長時間，大幅增長的外匯儲備是基礎貨幣增發的主要手段，銀行體係內的巨額新增貸款信貸創造，為各級政府主導的經濟計劃提供了金融推動力。房地產成為從民間回收貨幣的主要渠道，也被民間視為主要的財富存儲手段。
中國的這種獨特發展路徑，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已經顯著地超過一般發展中國家，甚至在不少領域趕上了發達國家。但是，相對於中國的體量，科技真正的巨大潛力還沒有被發掘出來。在改革開放初期以及格局並未明朗的時期，就有些人認為中國的路線是錯誤的，應該直接象發達國家那樣，靠科技創新，格調高雅地發展。但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條件不夠，科技水平差距較大，無法以這種看似正確的辦法發展。
過去10年，中國舊的經濟增長方式逐漸碰到了相當大的問題。主要是產能過剩，一些領域的產能已經到了中國市場或者地球意義上的極限，必須轉型，而且接受經濟增長率下台階。回頭看這很清楚，但是在當時麵對一些企業運營和社會就業的困難，麵對各地維持經濟增長的壓力，先用信貸擴張的辦法穩住大勢幾乎成了必然的選擇，就算有僵屍企業也先拖著。在維持住基本的增長數字以及企業正常運行狀態的同時，中國政府又試了多種增量的辦法。
在過去，這是一種屢試不爽的“大招”。存量的問題，永遠都會有，問題複雜一時也解決不了。存量需要穩住，保持社會基本穩定。在增量上想辦法，當增量取得的成績足夠多，存量問題就不大了，例如就業可以轉移過來。中國政府已經做了很多經濟計劃，中國人這麽多，民間蘊含了巨大的力量，如果發動起來看來會是不錯的增量。所以我們看到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這樣用意良好的增量辦法。中國既出現了互聯網經濟的火爆，也出現了P2P金融、區塊鏈ICO的野蠻生長。如果成功，中國經濟將擺脫困境，再創奇跡，達到8%以上的“潛在經濟增長率”。
然而權威人士說，這種靠發展增量解決存量問題的思路，是不對的。和以前不一樣，存量實在太大了，量變引發質變，經濟增長率下滑變成L型是必然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存量問題，要“供給側改革”，堅決去產能。而搞增量的時候，也不能反而搞成了金融風險。在這種轉型期，還特別要注意金融風險，不僅對P2P金融、ICO之類的亂象要整頓，甚至要下決心對過去多年違規形成的“龐大金融集團”動手。不能回避問題，不能靠增量成績掩蓋存量問題，而是要紮實化解存量問題。要去產能、去庫存、降杠杆，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而這兩年，中國正是這樣做的。雖然經濟增長率不如過去那樣耀眼，時不時被善於造勢的印度超過，但是應對風險以及國內外挑戰的能力，有不小的提高。我們看到了一些很不一樣的操作。一線城市的限購限貸，讓房地產出現了多年未見的轉折，不是價格的問題，而是交易的鎖死。外匯儲備從4萬億美元快速降至3萬億後重新穩住，資金的流動受到了限製。當美國發起貿易戰的時候，中國的準備顯得十分必要。相比之下美國的內部問題更多，股市在曆史高點對風吹草動很敏感，政府與居民負債都極高。
人民日報對權威人士的三次專訪中，科技這個詞出現的很少。在當時的背景下，科技更多帶有跨越式發展的意味，在金融的撮合下與創業、創新聯係在一起成為了想象力最大的增量。很多情況下，科技特別是互聯網科技的美好前景，讓不少人熱血沸騰，進行了風險很大的衝動投資。而泡沫或者騙局破滅後的亂象，又反過頭來讓人們對科技、生態之類的詞產生了嚴重的“審美疲勞”，甚至“幻滅感”。其實，不妨把這一波科技和金融混亂而又急促的結合看作一次全周期、全要素、全方位的壓力測試，從興起、膨脹到泡沫、破滅，測出了底線和實況，更好的為真正起飛獲取必要的參數和預備。
壓力測試已經初步完成，在副總理的分工中，科技被獨立了出來，科技和金融真正的大結合可以說才剛剛開始。在過去10年的實踐中，許多中國經濟的亮點，靠的是科技的發展，甚至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的最大亮點。茅台式的消費增長不好找，但10倍速增長的科技公司卻一大堆。在穩住了增長，化解了風險之後，如果要發力，科技就成了唯一的選擇。
在當前階段，中國已經基本完成了內部準備，會轉向以科技拉動經濟發展。而美國經濟最根本的優勢也是科技，所謂“製造業回歸”並非主流，是美國內部貧富分化，經濟發生問題時因政治壓力產生的權宜之計。中國與美國競爭的核心，並非是中低端製造業，那些因為資源優勢向美國回流的領域，而是高科技製造業。
03
科技拉動增長的路徑
對手的恐慌，說明了中國製造2025規劃的正確性。十大關鍵領域分別是，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如果2025年這些領域中國都取得重大突破，中國的經濟格局會如何？
其實看看美國就知道了。雖然說美國碰到了各種經濟問題，主要是貧富分化，中下層收入不高日子難過。但高科技研發一直高歌猛進，在大部分科技領域都保有較大的領先優勢。美國科研機構和科技公司數量很多分布很廣，人才需求量極大。因此但凡有一定理工學曆的人才找工作都不是問題，而且收入不錯，還得從國外引進人才彌補技術人力資源的不足。
從2017年中開始，多個二線城市忽然爆發了搶人大戰。全國找工作投簡曆累得吐血的大學生發現，自己這看上去既不稀缺也不值錢的學曆，居然被這些省會城市看上了。落戶直接辦，買房有優惠。常規的理解是，這是為房子找接盤俠。不可否認，人口流入對城市的發展十分關鍵。但是為什麽以前不搶人，到2017年卻開始搶？還加上學曆的要求？其實很簡單，關鍵就是增長路徑的明晰化。
科技產業有自身的規律，困難的時候會覺得希望渺茫差距比天還大，偶爾有個突破寶貝得不行。有時又產生急躁情緒，不具備條件的地區也給所謂有技術的“牛人”大筆投資，最後發現是大忽悠，產生大筆銀行壞賬。因此，科技拉動這條路，人人都知道好，做起來卻非常難。其實就是大勢不好，努力起來很難，缺這缺那，不知道哪裏一個短板就把你的幾十億投資整黃了。所以，過去隻有一線城市可以猛吹“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是未來”，也隻有一線城市才能真正向科技領域猛投錢，砸出了幾個優勢突出的高科技產業集群。其中，深圳就是典型例子——以超大力度扶植科技產業，而且也產出不錯正向循環了。
然而，到二、三線城市這種“科技流”卻常常淪為嘴炮，他們往往隻能喊喊科技口號，碰運氣搞一些中低科技產業慢慢積蓄科技實力。這些城市想要獲得真正的經濟增長，還得招商引資房地產，凶猛投資搞基建、上工業產能。在這些地方，一個大鋼鐵廠或者汽車廠能頂幾百個“高科技”公司。但是，前些年很多二、三線城市又偏偏時運不濟，碰上產能過剩，遭遇了大量的重複投資。這個角度看起來，一線和二線的差距，主要就是高科技行業的差距。是真高科技還是假高科技，看普通員工收入基本能清楚了，一線有大批技術人員月入幾萬的，比二線多得多。
對於有些二三線城市來說，大學生有時還不如農民工好使，能進富士康的才是好勞力。確實有一段時間，說大學生過剩，農民工短缺，甚至收入都比大學生高了。月薪3000隻能招到大學生，招不到農民工。但這隻是特殊時期的特殊事件，符合鄧公當年“兩個不行”的判斷——“少數人可以，多數人不行；短時間可以，時間長了不行”。隨著中國科技產業整體越來越強大，慢慢就會“量變到質變”。不用等到2025年，就能看明白科技產業的整體突破，最艱難的時期其實已經過去了。如果2017年還看不清楚中國科技的大勢，那就真是瞎了，連美國人都感覺到真實的威脅抓狂了。
科技產業的整體突破了會如何？可以說是神仙一樣的感覺。例如，以前鋼鐵廠是高科技，建個廠子不容易，鋼鐵產量增長不易還要搞大煉鋼鐵。等中國鋼鐵生產設備製造取得突破，一切都不一樣了。前兩年，河北有個勝芳鎮，找中國一重低價買了1420mm酸洗冷軋聯合機組就投產了，隨便就是120萬噸的產能。一個小鎮的書記，就能做到以前要國家領導人出麵的大事，當然產能過剩是另一回事。
現在二線城市豔羨無比的“高科技”產業，以後可能隻要給錢就能上馬。這種情勢的變化不管某個城市如何努力，時機沒是無論如何都難以達成的，必須等國家整體實力突破成功。真到了突破的時候，那就說來就來了，咣一下就遍地開花了。
但是，科技產業也不是給錢就行，要不然其他發展中國家砸鍋賣鐵即可，但是也沒見到他們成功。科技發展還得有各種配套條件，首先一條就是要有足夠的人才。不是說能搞高精尖研發的高級人才，就是僅僅把生產線跑起來，把科技產業運營起來，也需要相當數量素質足夠的人，大學生是基本要求。大學生有時是不如農民工管用，但那是產業層次水平決定的。等以後產業升級了，就知道“知識就是力量”不是空話。
中國製造2025很可能會成功，還有很多中長期規劃也會成功，現在就能看清楚。各地不早作準備，難道等2025年人家吃肉自己喝湯？所以搶人大戰是必然的。為什麽多個二線城市信心好象一下就起來了，各種國際級城市規劃都推出來，並不是光造勢就能弄出來的。各種發展規劃，需要發改委批，產業基地不能畫餅。正因為各種條件真的具備了，可行性真有了，才能把勢造起來，把群眾的熱情也帶起來。
不管怎麽打，貿易戰的喧囂總會過去，中美還是得回到生產力的競爭上。這是堂堂正正的競爭，美國人高科技產業固然優秀，但帶領中國的是一個“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的執政黨。就算美國封鎖，不賣技術，也無所謂，也要進行社會動員全麵導向科技發展——每年千萬級別的理工科畢業生，為的就是這個時刻的到來。中國科技產業量變到質變，以中國製造2025的成功為標誌，會進入科技拉動經濟發展的美好時代。或許，到時美國人連戰意都會消退——這樣的中國會是碾壓一切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