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封殺中興,引發中國人虛幻的屈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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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政府對中興的一項製裁措施令中國方麵十分不滿。但是,英媒分析認為,美國人封殺中興並不是國與國之間的封鎖。

  



  美國封殺中興在中國國內引發軒然大波(圖源:VCG)

  《金融時報》4月20日題為《中興事件背後的芯片迷思》的文章稱,美國人封殺中興,但並未封殺華為、小米、OPPO等,可以看到這並不是國與國之間的封鎖。然而,這仍引發了一種虛幻的屈辱感,於是事情變為:美國封鎖中國。

  文章稱,這幾天,中國各層麵輿論都群情激奮的大談芯片。很多人甚至遷怒與其他行業,說國與國的競爭靠共享單車、外賣是不行的。言下之意,國人浮躁,隻看重短期賺錢,忽略了技術積累。 文章最後指出,此次中興被封殺,如果激發芯片迷思,並不是國之幸事。產業政策,財政補貼,不可或缺,但是,過猶不及,中國未來的各產業趕超戰略,仍需尊重市場機製,不能以狂熱推動,不能犧牲民生福利。國家競爭,終究應該為國民服務,給人民以芯片,而不是給芯片以人民。

  據路透社報道,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有許多對中興公司表示同情的聲音,同時中國絕大多數的新聞報紙都將該企業所麵臨的麻煩主要歸咎於中國對外國半導體製品的嚴重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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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興事件背後的芯片迷思

  來源:FT中文網

  美國封殺中興,中國輿論場中,芯片元帥升帳。

  美國人封殺中興,但並未封殺華為、小米、OPPO等,可以看到這並不是國與國之間的封鎖。然而,這仍引發了一種虛幻的屈辱感,於是事情變為:美國封鎖中國。這幾天,中國各層麵輿論都群情激奮的大談芯片。很多人甚至遷怒與其他行業,說國與國的競爭靠共享單車、外賣是不行的。言下之意,國人浮躁,隻看重短期賺錢,忽略了技術積累。

  國家競爭?

  這種國家競爭的說法在一定角度上是成立的。但同時也暗藏前提,有偏頗之處。瑞士、丹麥、冰島、新西蘭、加拿大,當下的國際分工中,都沒有自己的手機芯片。然而,這些國家,人民安康幸福,二戰後的世界秩序,也保證了他們不會受到外界威脅。他們不是國家競爭中的失敗者,而是優勝者。在現今的國際貿易體係中,他們並不需要完整的擁有這一切,依靠國際貿易即可,他們並不感到屈辱與失敗。

  實際上,中國遠勝這些國家。戰鬥機、武器、導彈、汽車、高鐵、光伏,乃至互聯網的商業創新模式,已經可以說占據了國際產業的高端。所以,很大程度上,當下輿論迷戀的所謂往產業鏈高端走,與其說指的是高端,不如說指的是高端、且全麵。這是一個宏偉的目標,畢竟,英法德這些發達工業國家,也沒有完整的技術樹,即便是美國,其芯片也依賴於國際分工。

  渴望獲得完整的科技樹,這是國人特有的迷思。

  改革開放前,中國與西方對抗,用道義向中國人解釋世界關係,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非正義與正義區分國家。改革開放後,這一套不用了,改用叢林法則向中國人解釋世界。在這套理論中,國與國之間不存在任何道義,隻有弱肉強食。實際上,當下國際關係,雖仍然有叢林法則的色彩,但也並不是野蠻的誰拳頭硬誰說了算的時代。所以,兩種對世界的闡釋都不真實,但潛在的,都指向中國與世界的對抗,渲染一種並不真實的屈辱感。這正是國家競爭這種說法暗藏的危險前提。

  所以,說到底,意識形態對抗導致了技術封鎖,從而使得完整獲取技術樹成為必要。另一方麵它渲染出屈辱感,由此生產自力更生的產業鏈迷思,而芯片迷思則是最新的一個例子。

  趕超!趕超!

  自力更生,本質上是產業趕超。

  趕超有多種途徑。最市場化的比較優勢戰略,一般都是從產業鏈低端開始慢慢爬升,速度慢,更重要的是,比較優勢戰略,理論上並不通向全麵、完整的工業體係,不能滿足全麵抗衡的目標。所以,市場化的趕超,並不能滿足中國短期、全麵的大國崛起的趕超目標。

  另一種是彎道超車,即在新技術出現的時候,利用對技術同樣的不確定性,或僅是成熟技術的組合,或商業模式,一舉超過。在這一點上,不管是電動車、太陽能板,還是各種互聯網的商業模式,中國做得很好。

  還有一種就是,以補貼等產業政策,去扭曲產品和要素價格,甚至以計劃製度替代市場機製,提高國家動員資源的能力,把資源廉價的、密集的投向某個行業,實行進口替代政策。形象地說,是直道強行超車。某種程度上當下輿論呼籲的,似乎能滿足芯片迷思、似乎能成就短期大國崛起的,就是這一種。

  太陽之下無新事,直道超車,早已有之。

  上世紀20年代的蘇聯工業化比重很小。蘇聯政府采取了不允許市場機製,利用國家壟斷地位,扭曲工資、能源、原材料等要素價格,進行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用低利率政策、低匯率政策、通貨膨脹、犧牲當前消費、進行強製性的工業化積累,發展重工業。蘇聯的趕超取得了成功。但卻同時造成工業體係比例失調,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曾有這樣一個蘇聯政治笑話:蘇聯可以造出最好的客機,西伯利亞的人就可以趕到莫斯科去排隊買麵包,然後當天返回。在不斷的趕超戰略之下,蘇聯誤判,被美國誘導進入軍備競賽的趕超之中,終於崩潰。

  中國的趕超曆史更加沉重。

  1949年之後,原本既定的長期的新民主主義時期被快速結束,通過農產品統購統銷,農業集體化,扭曲要素價格,壓製消費,使產品與要素流向重工業部門。在百花齊放,繼而反右擴大化的陽謀壓製了不同言論之後,1958年底,中國的趕超戰略開始了令人驚懼的一跳。

  在1958年,周恩來和陳雲指示報紙社論提出反冒進,這激怒了毛澤東,在嚴厲批評反冒進並勒令周恩來寫檢討,周恩來淚灑檢討書之後,毛澤東發動了旨在使經濟超常規發展的大躍進。在趕美超英的口號中,鋼鐵元帥升帳,以鋼為綱,把鋼作為工業化的趕超基準,用工農群眾運動的狂熱,去推動大躍進趕超戰略,實現工業化的神聖目標。幾乎就在同時,大饑荒出現,大躍進失敗。這不但導致了彭德懷與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決裂,也導致了劉少奇與毛澤東矛盾,文革接踵而來。文革中,中國工業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教導,狠批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爬行主義、洋奴哲學、造不如仿,仿不如買等等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堅持走自己工業發展道路。作為這個路線的成果,國產萬噸風慶輪成功遠航歐洲返回後,被大肆宣傳,20多萬人上船參觀,更被用來批判洋買辦、崇洋媚外、洋奴哲學、賣國主義,影射攻擊周恩來與鄧小平提出的買船政策。不過,鄧小平則說,我去法國的時候,就是坐的萬噸輪船。

  某種程度上,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就是一部充滿血與淚的趕超史。直到改革開放,中國才從趕超戰略中走出來。

  放棄趕超戰略之後,中國用市場化機製理順要素價格,更強調民生、老百姓的經濟自由多了,消費也多了起來,隨後,中國加入WTO,融入國際體係。此後,僅僅20年不到,中國鋼鐵產量在90年代末達到世界第一,並從此一直保持,其產量比2-8位的國家的總量還要多,產能過剩反而成為頭等難題。2012年,中國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訂單量、手持訂單量,這3大世界造船指標,達到世界第一。

  曆史與中國人開了一個極其沉重卻充滿反諷意味的玩笑。

  在計劃經濟時期,趕超戰略之下,即便砸掉鐵鍋,餓殍倒地,也未能獲得如此產量。而放棄趕超之後,中國卻快速發展。實際上,如果不是這種趕超戰略,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其實可以更快一些。曆史並不遠,可人們已經在迫不及待地忘記。

  補貼是有效的嗎?

  企業是以利潤導向,按經濟規律辦事的,沒有企業願意搞芯片,從業者工資低,不是因為沒情懷,中國人太浮躁,而是因為經濟發展水平,全球自由貿易分工,科研體係,乃至長期產權安排,都不傾向於自己搞芯片。

  經濟自有規律,當中國技術、經濟,製造到了那一步,自然就會做。實際上,經過多年的發展,國內半導體生態逐漸建成,設計製造封測三業發展日趨均衡。當然,市場機製下的產業升級,是相對緩慢的,遠不如倡議產業政策那麽激動人心,那麽能擴大部門權力與預算。所以,林毅夫提倡政府識別產業優勢、因勢利導的新結構主義,成為政府的座上賓,而張維迎的市場理論總有著微妙的危險。

  補貼、產業政策當然是有用的,但效率始終存疑。當然,以中國當下的經濟體量,有限度的向芯片行業輸血,不會傷筋動骨,但如真要在CPU、GPU、模擬芯片等領域全麵直道趕超,並不見得毫不吃力。芯片不是空間站,火箭,導彈,這樣的國家工程,而是講性價比、良品率、利潤的市場行為,在這些目標之下,美國的芯片也是全球分工的結果。中國完全獨立的芯片體係大概率的會遇到性能低,良品率低,成本高等問題,需要政府補貼,且需要長期持續,而研究上也需要大量基礎研究作為依托、也需花錢。那麽,擠占其他領域的民生預算,也必然難免。

  更重要的是,扭曲本該按市場化原則配置的要素效率到底如何呢?可以肯定的是,一批人要發財了。用砂紙抹掉外國公司logo的漢芯醜聞不遠,新能源汽車大規模造假騙取國家財政補貼,已不了了之。顯然,沒有補貼,私人資本投資的企業斷不會這樣自己騙自己。

  芯片行業僅僅跟隨性發展,就涉及巨大的投資。若要站在世界領先水平,更需要大量的研發投入,這些研發投入大、見效慢、周期長、且充滿風險。顯然,這需要給企業家以長遠而穩定的預期;建立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係;透明、公開的科研體係,遠非一蹴而就之事。更重要的是,這些東西,涉及更加基礎的製度。所以,某種程度上,如果說芯片如果是工業的皇冠上的明珠,那麽,它同樣是一係列製度的結晶。

  產業政策、補貼必然陷入另一個惡性循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思,必然包含著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用非市場方式,試圖快速的掌握完整的科技樹,往小處說,是小農意識在國際關係、國際貿易領域的體現,往大了說,體現出的是中國對和平與發展的不信任,必然會引發外界的進一步反彈。

  國與民

  饑荒結束之後兩年,也就是1963年,一個男孩出生了。他的整個少年時期,都處於趕超戰略階段,物質貧乏、充斥著各種票證;他成年後,則經曆了快速豐裕起來的生活。或許正是這兩種對比,使他在自己風靡世界,描述人類與外星人抗爭的小說《三體》中,這樣描述人類的技術趕超:在技術趕超帶來的大蕭條之後,人類放棄了趕超,轉而專注眼下的生活,但技術進步卻飛快的出現了。是的,即便劉慈欣可以看做是工業黨,有征途是星辰大海的情懷,但他仍然寫出了著名的給歲月以文明,而不是給文明以歲月。畢竟,經曆過物質貧乏才能明白,人的歲月靜好,才是一切的根本目的。

  外賣、共享單車、網約車、街邊的小餐館,這些東西,在一定角度,並不比芯片等而下之。它們是市場經濟模式導向下的典型例子。市場經濟帶來了人民的安康幸福,提供了長治久安的績效合法性。中國這40年的快速發展,在於以市場配置資源,也就是說,是放棄重工業趕超的結果。實際上,拋掉宏大目標,關注日常生活,尋求個人幸福、自我實現的動機,才是經濟發展,技術經濟的真正動力。美國60年代半導體初起之時,是如此;美國芯片產業的鼻祖仙童公司的八個叛逆者,也是如此;中國的快速發展,也是如此。

  所以,芯片迷思、趕超戰略背後的本質問題是:如何認識國家與人的關係。某種程度上,在並不真實的屈辱教育之下,中國輿論已經喪失了從個人、老百姓、從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世界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動輒的大國視角,家國情懷。

  愛因斯坦永久放棄德國國籍72年後,德國這個當初被愛因斯坦拋棄的國家,決定將2005年命名為愛因斯坦年,並決定將愛因斯坦的政治信條刻在政府大樓上:國家是為人而設立的,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

  所以,此次中興被封殺,如果激發芯片迷思,並不是國之幸事。產業政策,財政補貼,不可或缺,但是,過猶不及,中國未來的各產業趕超戰略,仍需尊重市場機製,不能以狂熱推動,不能犧牲民生福利。國家競爭,終究應該為國民服務,給人民以芯片,而不是給芯片以人民。把國家奉獻給中國人的勤勞與智慧,而不是把中國人的勤勞與智慧奉獻給國家,隻有這樣,中國才能在國家競爭中真正勝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