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記者闖四川藏區 被拘留了17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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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宗薩寺——穿著深紅色長袍、揮著藍色塑料寶劍的僧侶正在排練第二天為慶祝藏曆新年演出的舞蹈。然後,一名身著製服的警察出現在寺廟,說要問幾個問題。

這是我和法國攝影師吉勒·薩布裏(Gilles Sabrié)被警方拘留近17個小時的開始,這對身在中國的外國記者來說,時間雖然不短,卻並非罕見的經曆。要說明的是,這算不上痛苦的折磨,因為記者在中國和其他地方麵臨著更嚴重的威脅和虐待。準確地說,這是一種麻煩。

但對中國人來說,這是一種自找的難堪。上周,我們曾深入青藏高原的大山,想寫寫中國這個地區的節日傳統。但用拘留並最終將我們驅逐出該地區的方式,政府當局成功阻止了這一切。因此,作為替代,我寫了這篇。

中國這個國家,對自己在世界舞台上冉冉升起的地位散發出自信——但那些對一位外國記者不受限製地(也就意味著無法加以審查)旅遊時可能遇到的人和事抱持高度敏感態度的官員,卻駁回了這一點。

結果就是,記者在中國時而被無視,時而被跟蹤。據一個不被中國政府認可的組織——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的最新調查顯示,記者會被騷擾、拘留,甚至遭到人身侵犯。


根據各種說法,在習近平任內,情況正在惡化。在現在看來更為開放的前任們一頭紮進資本主義之後,習近平正設想一個共產黨有著至高地位的“新時代”。

習近平的態度在各級官員中影響深遠,他們似乎對官方正統有絲毫偏離都十分害怕,以至於認為與其跟記者打交道,不如避開他們更為安全。

那項調查發現,半數的外國記者在去年的報道中都曾遭到阻礙。在敏感地區,這些數字更高:如西部以穆斯林為主的新疆地區,或是在中朝緊張邊境沿線的城市。在藏區,這些數字最高。

在中國,或許沒什麽比西藏問題更為棘手。中國將西藏視為其曆史帝國的一個部分,但許多國家認為中國是在1912年清王朝覆滅,西藏已事實獨立數十年後,於1951年將其非法吞並的。

而今,記者如果沒有獲得特別許可,是不能進入西藏自治區的,但外國記者可以自由前往其他以藏人為主的地區,比如與之接壤的四川省內的一些地方。至少理論上可以。

宗薩寺就在這裏。它依附在一條狹窄的山脊之上,俯瞰著一個蜿蜒著匯入川藏分界線長江的山穀。最近的機場在康定,要11小時車程,道路在青藏高原上的山脈之間通行。那個山穀的海拔接近11500英尺(約合3500米)。


寺院的曆史可以回溯至8世紀,但廟宇卻在1958年中國開展加強共產黨統治的運動中被毀。重建工作始於1983年,現有大約200名僧人在6個寺廟中生活、學習。

藏曆新年——洛薩(Losar)和春節類似,是一個持續數日,有各種儀式,與家人團聚的節日。我們遇到的僧人正準備著一個儀式,它會吸引方圓數裏的村民登上這個陡坡。此類儀式的恢複,表明政府對傳統信仰的接納程度正在增加。

可我在登上山頂之後還沒來得及喘口氣,我們就被送到了最近的達馬鄉派出所。

表麵上的理由是要求向地方當局登記,就像外國旅行者被要求在中國抵達一個新地方的24小時內要做的那樣(或者是抵達一個偏遠地方的72小時內,就像這次這樣)。這種形式上的程序通常由酒店前台處理,但我們前一天晚上抵達招待所的時間很晚了。這家招待所盡管有著質樸的魅力,卻缺少現代設施。

當我們抵達派出所時,本來可以很簡單地就進行登記,但很快我們就明白了,我們的存在才是問題。


一名警察解釋說我們必須要等從德格來的領導,那是縣政府的所在地,需要兩個小時的車程。然後又來了另一位警察,態度生硬地告訴我們不能再使用電話。現在算是拘留了,雖然是軟性的。

我們一開始在室內等著,然後又挪到派出所灑滿陽光的院子裏,院子裏有個籃球場,當地的孩子夏天時會在那裏打球。那些藏族警察們聊著自己的工作、工資,找女朋友、討老婆不容易的話題。在一個兩性比例中年輕男性過剩的國家,這是永恒的牢騷。

盡管我們被拘留了,我還是向其中一位警察問道,這個村子是否安寧。“有時候有人的犛牛不見了,”他回答道,“我們就會去幫他們找。”

到最後,警察們看起來有些同情我們了。他們甚至分享了他們的午餐——裏麵有道菜是炒犛牛肉——是由一位穿著警服圍著圍裙的警察端上來的。

來自德格的代表團來了,他們並非像我們被告知的那樣來了解情況的,而是為了陪同我們回德格。在那裏的派出所翻來覆去問了三個小時的問題——我們為什麽來,我們在當地認識什麽人——後,一名便衣警察宣布,我們應該先登記,並且表示我們應該一開始就先請求獲得批準再來。

事實並非如此,但這是我們遭到驅逐的官方說法。警察現在會陪同我們回到康定。

在描述威權主義政權時,“卡夫卡式”(Kafkaesque)這個形容詞往往被過度使用,但有一個方麵倒是用起來恰當——有時候權力運用方式的荒誕不經。


宗薩寺腳下,一名女子將犛牛糞便攤開來曬幹。曬幹後的犛牛糞便可作為燃料做飯和取暖。

將我們送回康定的警車司機戴著一頂揚基棒球帽,期間一度還反戴著。坐在前排的警察把自己的手機連到警方的電台,看著手機屏幕上不斷滾動的歌詞,用卡拉OK的方式跟著唱了歌手大壯大受歡迎的憂傷搖滾歌曲《我們不一樣》。

淩晨兩點後,我們到了康定的一家酒店,結果花了近一個小時的時間與一名自稱為劉曉莉(音)的女子爭論,她是公安局的代表。

她的敵意很明顯。有一度,她懷疑地問我們,她如何能確定我們從前一天早上10點後就一直遭到拘留,仿佛警察沒有把我們送到酒店一樣。

我們被允許登記入住,事實上是獲得了自由,盡管在那短暫夜晚餘下的時間裏,一直有一個保安待在大堂。第二天早上,劉曉莉和其他三個人擠進了一輛SUV,開車把我們帶到了四川省會成都的機場,在那裏,我們登上了返回北京的飛機。

關於我們被拘留一事,外交部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均未作回應。

在駐華外國記者協會公布其報告後,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駁斥了其中列出的抱怨,說大多數駐華記者在中國進行報道時都沒有遇到問題。

“我們希望通過你們的筆和鏡頭,”她說,“向世界展示一個真實、立體、全麵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