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絕密檔案揭秘中國大饑荒 事實令人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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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至1961年間,中國發生了全國性的糧食短缺和大饑荒,中國官方稱之為“三年困難時期”或“三年自然災害”。對於這場曆時三年的饑荒,曆來在中國充滿了爭議,最大的爭議莫過於究竟有多少人死於饑荒。



1958年“大躍進”中河北懷來人民公社社員正在吃“大鍋飯”

究竟有多少人死於大饑荒,中國官方從未公布具體數字,中共高級幹部通過自身經曆、學者通過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前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一書中提到,前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裏曾說:“人民公社化後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

中共元老薄一波在回憶錄中提到:“據中央有關部門匯總,到1959年4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十五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2,517萬”,“據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1,000多萬。”

在受災最嚴重的四川任職,曾向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報告四川大饑荒真相的時任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認為,大饑荒僅四川就“死了1,000萬人”。

中國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院吳敬璉認為,“城鎮地區廣泛出現因營養不良導致的浮腫病,農村地區則造成2,000萬至4,0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另一位經濟學家茅於軾則認為,大饑荒“餓死三千多萬人……1959和1960兩年和平時期死的人超過了八年抗戰”。

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曾任《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的楊繼繩,在《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一書中披露,有3,600萬人死於這次災荒,而同時還有4,000萬兒童由於此次饑荒而胎死腹中。

由中共官方黨史研究機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記載:“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

中國互聯網上也有一位署名為田俊武的博主在其博文中稱:1961年底,糧食部長陳國棟、統計部長賈啟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三人曾經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的人數進行過調查,三個人讓各省填一個表,到底餓死多少人,說是幾千萬。周恩來看了這個統計報告後下令讓他們趕緊銷毀。

三人中賈啟允當曾任國家統計局局長,1961年6月已轉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處書記。四川作為饑荒最嚴重的地區,如果賈啟允參與了統計,至少四川一地的死亡人數還是可信的。

作為中國對手的美國,自然也少不了收集中國大饑荒的情報。2000年美國解密了關於中國大饑荒的檔案,中國學者沈誌華、楊奎鬆據此出版了《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一書。

在該書第四編《中國經濟》收錄了美國中央情報局1961年4月4日作出的《中情局關於1960年中國經濟局勢及問題的特別評估》報告,談及了中國人口的變化。

報告稱,“中共政權現在正麵臨著自其鞏固了在中國大陸權力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困難。由於經濟管理失誤以及兩年十分惡劣的自然天氣。1960年的糧食產量並不比1957年產量高,而需要供養的人口卻比1957年多5,000萬人。雖然大規模的饑荒看起來不會立刻發生,但是在一些省份許多人口現在已經僅能維持生存,並在6月收獲之前會遭遇到最困難的時期。”

“(中國)政府已經下令將食物配給平均減少了大約10%,以便將食物供應維持到1961年收獲時期。”此外,還允許農民“再次擁有自留地,自由市場也在一些地區被允許”,“來自香港的食品包裹的限製”也放鬆了。

“根據已經達成的協議,1961年中國進口的糧食將接近300萬噸,其中絕大多數將在1961年上半年運抵”,1961年底前中國很可能將再從澳大利亞、加拿大進口高達200萬噸的小麥,從阿根廷進口幾十萬噸玉米。“這些進口與中國以往正常超過100萬噸的糧食淨出口模式形成強烈的對比”。如果這些糧食進口全部實現中國將需要資金超過3億美元,而據中情局估計到1960年底中國外匯儲備隻有2.25億美元到3.5億美元。

從中情局的評估看來,1960年中國人口竟比1957年增加了5,000萬,也就是三年大饑荒時期中國人口增長了5,000萬。對於1961年麵臨的饑荒,中情局聲稱是中共取得政權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難,但“大饑荒看起來不會立刻發生”,中共采取了進口糧食、降低配給標準等措施。

中情局得出結論,“大眾的士氣——特別是在農村地區——已經達到了中共掌權以來的最低點,一些地方已經出現了公開的不同意見”,但公眾的不滿“不會威脅當前領導人對中國的控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