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凶——“農民作家”22年前的殺人舊事

原標題：追凶

劉永彪在電視上看到白銀殺手高承勇被抓的那一刻，他平靜地預料到了自己的結局——追凶者掌握的力量超出了他的理解和想象。

文｜吳呈傑

編輯｜趙涵漠

插畫｜晁春彬

重啟

7月2號，本該是休息日的星期天，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的一間辦公室內卻正在舉辦一場研討會。用土黃色檔案袋包裹起來的卷宗整齊地碼在會議桌上，編號從1直到22，檔案袋上潦草地標記著一些字樣：排查人員指紋、外省市查證、模擬畫像、附近旅館名單。還有16本工作筆記，紙麵泛黃，書脊磨損得厲害，有的甚至已經散了架，不得不用長尾夾重新固定。

參會的民警刻意把聲音壓得很低，仿佛獵人隱匿在森林。辦公室外，掛著塊方正的牌匾—1995.11.29晟舍凶殺案專案組。在湖州，這是人人都知道的「那個案子」，也是建國以來湖州發生的最大命案，死者4名。但對民警們來說，這則是一場跨越22年卻始終毫無轉機的追凶之旅。

直到現在，現代科技的發展讓民警們重新看到希望。一年前破獲的甘肅白銀連環殺人案反複出現在他們的對話中：凶手高承勇的一名遠房親戚因違法犯罪被采集到血樣，甘肅警方通過Y-DNA染色體檢驗，發現城河村高氏家族有作案嫌疑，直接抓獲高承勇。在湖州警方的檔案室，也仍保留著含有22年前凶手唾液的煙頭，研討會召開時，警方已經從其中提取出了凶手DNA。

45歲的陳紅躍在湖州市公安局一間安靜且悶熱的會議室向《人物》記者回憶起當年。那時他還是個工作剛滿一年的年輕偵查員，碰上這麽大一個案子，「那時候心裏很震驚的」，那個充滿血腥氣的房間裏的畫麵至今仍深深地刻在他的腦中。專案組裏55歲的嚴關炳，當時是陳的頂頭上司，任湖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副隊長，相較之下，嚴顯得十分沉穩，到達現場後，他立刻戴上口罩和手套，打開工具箱開始收集物證。

那是一棟暗綠色的三層小樓，位於湖州市織裏鎮最繁華的晟舍新街上。門口手寫著「閔記飯店旅館」六個黑字，又用紅色油漆描了一遍。案發地包括閔記旅館203房間，體型魁梧的山東商人於峰（化名）僅著內褲俯臥在床上，房間內的另一張床上，旅館老板老閔被反綁住雙手，嘴裏塞了一塊毛巾，隔壁的202房間，旅館老板娘半坐半臥，被子還好好蓋在同睡一床的12歲孫子身上。

隻不過，4人的麵部都有些難以辨認了——他們的臉都被鈍器狠狠砸過。陳紅躍回憶，當他們到達現場時，由於天冷，床單上的血跡甚至還沒全幹。

上：22年來的卷宗依然保留完好下：22年前的工作筆記（警方供圖）

痕跡

嚴關炳是一流的痕跡鑒定專家，在這個案子發生的前兩年，他還發表了一篇《3種常見皮革製品及其製品痕跡檢驗初探》的論文。大部分謀殺者總愛穿戴皮革製品—無論是皮鞋、皮衣還是一隻掩人耳目的皮箱。這個小漏洞能幫上不少忙，皮革製品不宜洗滌，長期使用後表麵具有粘性，更容易在現場留下痕跡。

在湖州，嚴關炳有著「鷹眼警探」的稱號。他頭腦敏銳，體格清瘦，還有一雙充滿懷疑精神的眼睛。22年後，麵對《人物》記者，他依然能精準地回憶起每一位證人的證詞。

和其他的旅館客人相比，一名姓毛的桐廬商人格外「刻骨銘心」。問詢情況時，他顯然還沒有從驚嚇中回過神來：

「閔記是這條街上唯一一家旅館，每次來織裏我都是住這家……本來我是住在203的，老板說三樓幾個房間都是桐廬人，你不如和那個山東來的大塊頭於峰換一下，你這個床位讓於峰住。然後昨天晚上，於峰就被殺了。」

原來是一個死裏逃生的幸運兒。嚴關炳記錄了下來。

嚴關炳還回憶了服務員小丁的筆錄：

「203除了於峰，還有兩個一起來的客人的，他們說自己是浙江衢州的，但我自己是安徽人，我覺得他們的口音和我家鄉人比較像。

11月28號的下午1點左右，他倆入住旅館。放下行李後，到樓下餐館點了炒雞塊和古井貢酒，讓我端到房間裏，還給他們每人拿了一個杯子。」

在這個逼仄的空間內，嚴關炳早就注意到，兩個床位之間的桌子上擺放著一個玻璃杯和一個陶瓷杯。在紫光手電的照射下，他撒上鋁粉末，再用柔軟的毛筆輕輕拂去，發現每個杯子各有一套指紋是四指並攏的形狀，且反複移動了多次。指紋的主人很可能就是那兩位旅客。

除去指紋外，踩在地上一堆衣服上的一個鞋印也提供了有價值的線索：鞋印的花紋呈六角菱形狀，在周邊的服貿市場從未見過。無論是民警還是報警人，走進房間時都會小心翼翼地繞過衣服，腳印隻有可能是凶手慌不擇路時留下的。

203房間地上還留著不少煙頭，嚴關炳數了數，共有26枚。其中有一個香煙盒格外引人注目，金燦燦的包裝上印著紅色的品牌名：盛唐。這不是一個大眾的牌子，產自安徽蕪湖卷煙廠，一般隻在皖南地區比較常見。盡管那時還沒有任何手段可以對煙頭上的生物信息做出鑒定，但警察還是小心翼翼地收集並保管了全部煙頭。

案發後的那天清晨，兩人沒結賬就離開了。

事後推測，這大概率是一起搶劫殺人案：兩名凶手應該是先對同房間的於峰起了歹意—他死亡時處於靜止狀態，應是在睡夢中被殺的；但他們忽略了於峰縫在內褲裏的6000元現金，因此並未搜刮到多少錢財，於是轉而以結賬的名義將老板騙至203（服務員在睡夢中迷迷糊糊聽到「喊老板結賬的聲音」），把還帶有於峰血跡的毛巾塞進老板口中。最後遇害的才是202房間的老板娘和孫子。

對一個12歲的男孩痛下殺手令人費解，可能的原因是，「在殺老板娘的過程中，這個小孫子聲音響動或者也醒了過來。」

見過這兩名旅客的目擊者形容，一人40歲左右，1米65上下，體型稍胖，長著一張大圓臉；另一個年紀較輕，1米8，眼睛細長，戴著鴨舌帽。戴鴨舌帽，恰恰是安徽一帶的慣常打扮。糟糕的是，在信息技術尚不普及的1990年代，監控是個稀缺品，這家旅館也沒有嚴格執行住宿登記的製度，「沒有身份證，老板也會允許他住進來。」對這兩名「消失的旅客」，警方並不能得到更進一步的信息。

接下來，他們的目標就是把這兩位「衢州來客」揪出來。

1995年，案發後的閔記飯店旅館（警方供圖）

零

織裏鎮坐落於湖州市東部的太湖沿岸，這兒的人們更願意稱呼自己是「織裏人」，在某些時候，織裏的名聲的確蓋過了湖州——每年有超過4.5億件童裝從這裏發往全國各地，「中國童裝城」的名頭說起來底氣十足。

織裏一直是私營經濟的熱土，也是充滿野心的冒險家的樂園——現在，林蔭路兩旁排布著體麵的歐式風格中產階級社區，鳶尾花在微風中輕輕搖曳，街道上的店鋪各個都有洋氣且拗口的名字：魔堡公主、湯姆琪咪、藍色維尼，繡著花邊的粉紅公主裙總是被擺在櫥窗裏最顯眼的位置——在22年前，織裏的童裝產業已經有了迅猛發展的勢頭，偷竊是與富裕相伴而生的童話小鎮中僅有的戲劇性事件。直到11月底那個星期一的淩晨，幾聲榔頭錘擊的異響突然而至。

半個月後，大規模排查工作開始了。警方決定兵分兩路，一路人去皖南地區比對指紋，另一路去調查鞋印的來源。

湖州市公安局的電子指紋識別係統是在1996年上馬的，在地市一級公安機關可以說是最早一批——顯然是由於這件命案的久偵未破帶來的極大刺激。倒退到凶案發生的1995年，指紋比對全靠肉眼識別，一個地方的指紋庫通常就是一摞白底黑紋的卡片。尚無太多痕跡鑒定經驗的陳紅躍被分到了這一組，他幾乎跑遍了皖南的每一個縣，一張一張去翻卡片。

如今回想起來那段經曆，陳紅躍雙手在空中模擬著翻頁的動作，苦澀地笑了起來，「翻傻掉了」。多的時候一天辨認幾千份指紋，到最後，「這個案件的現場指紋，可以說一直印在我的腦子裏邊。」

如果庫裏沒有目標對象的指紋，還需要走街串巷去訪問。此後陳紅躍跑遍了大半個中國，近至上海，遠至廣東、雲南。隻要外地出了手法、情節類似的案子，就會去看「能不能並案」。由於作案手段嫻熟，警方一度以為是兩個慣犯。直到最終抓獲嫌疑人之後，陳紅躍才意識到問題出在哪裏：這兩個犯罪嫌疑人壓根就沒有前科劣跡，庫裏當然找不到他們的指紋。

這時候，另一條追查線上傳來了令人振奮的消息。

嚴關炳負責追蹤鞋印來源。在此之前，他們已經跑遍了華南的大型鞋帽市場，毫無收獲，不過，這並沒有挫傷他們的積極性，「越是特殊的，越找不到的，那說明找到了以後，這個價值就越大。」

1996年春節前夕，南京水西門，嚴關炳正漫無目的地在各個鞋子攤位間轉來轉去，突然，一雙高幫登山鞋吸引了他的目光，把鞋底翻過來一看：可不是和現場的那個鞋印一樣的嘛！

經過調查，這種鞋產自昆山一家韓國獨資企業，出口加拿大，攤主售賣的是在海運前不小心被遺落的唯一一箱。除此之外，工廠也曾將一部分損壞的鞋作為福利發給員工。民警趕往昆山才發現，這家企業在職員工也有幾百號人，更別提這些年來來去去的打工者了。因此，那個鞋印的擁有者不一定是這家鞋廠的員工，也有可能是某個員工的關係人——對嚴關炳來說，「範圍太大，就像大海撈針一樣」。

案件進展由此陷入停滯。如今回憶，陳紅躍覺得那是刑事偵查最困難的時期：刑事案件高發，但偵破手段卻沒有及時跟上，「當時我們這一代可以說是從事刑事偵查最苦的一代人了」。

對於這樁轟動全國的滅門案，線索的總和是一個漂亮的整數：零。

22年前畫的命案發生地周邊地圖（警方供圖）

噩夢

劉永彪發現，這22年來，總有個惡魔在折磨他。

惡魔經常閃現夢中——爬著山，眼前一棵樹直直地倒下，又或者是警察突現，用手銬將他一把抓住。

每次醒來都是大汗淋漓，隻能在黑夜裏睜著眼發呆到天亮。這樣的次數久了，他幹脆拒絕入睡——通宵打麻將，下象棋，看小說。最長的一次，他下棋連續下了兩天一夜。

這是劉永彪被關押進湖州市看守所的第十天，他剃成寸頭，穿上了看守所的黃馬甲。在一間灰白色牆壁的審訊室內，他神色平靜地接受記者采訪。

劉永彪出生於安徽省南陵縣一個偏遠的鄉村，除了上級領導調研扶貧和走訪貧困戶的通訊稿，這個村莊在網絡世界的存在乏善可陳。從小，劉永彪就和村裏的其他娃顯得有些不同：從父母那裏偷來的兩塊錢，他拿著買來蠟紙和彩筆。到初中，他的興趣又轉移到了小說，喜愛魯迅和《紅樓夢》，在初三畢業時即宣告了自己一生的夢想，「我就喜歡當作家」。

盡管在家鄉南陵，劉永彪並不討人喜歡——好賭、情緒化、好吃懶做是最常出現的評價——但他成了作家，還是個在圈子裏有點名氣的「農民作家」。這些年，他陸陸續續出版了幾部作品（盡管大部分是自費的），獲了幾個文學獎，甚至在2013年加入了中國作協。加入作協的途徑有多種說法，劉永彪聲稱是「自己在網上下載表格」，但也有和他相熟的當地作家歸因於某種並不光彩的手段。無論如何，他總算是硬氣了一把。

1994年，他在一本名為《清明》的安徽省文學刊物上發表短篇小說《青春情懷》，主人公是個讀了3年高三的鄉下少年，為考不上大學而苦惱，暗戀著隔壁「染了金色的頭發，穿著皮夾克、牛仔褲」的青梅竹馬。那會兒，劉永彪正雄心勃勃地謀劃在文壇一展拳腳。

但他的生活並不順遂，1995年，女兒3歲，出生時就被診斷為「先天性小瞼裂綜合征」，眼睛奇小，劉永彪在這一年必須籌措到5000元為女兒手術。

那一年同時成為近乎斷片式的空白，「一個不堪回首的汙點」。當年，他和同鄉年長11歲的汪維明去了一趟織裏。劉永彪和汪維明是發小，汪維明是村裏記工分的會計，也是少有的支持他文學理想的鄉鄰。每當父母和妻子嘮叨「看書是不懂事」時，為了「耳朵清靜」，他經常躲去汪維明家寫小說。

劉永彪因此對汪維明有種近乎信徒般的虔誠。汪在織裏打過工，說「那裏的老板很有錢，找個人搞一兩萬塊錢是個輕而易舉的事情」。女兒的眼疾、賭博的輸多贏少、文學事業的上下打點，他最需要的就是錢。

但除去搶劫外，他們還殺了人。警方從他們隨身攜帶榔頭這一細節推測為預謀殺人。

在和記者長達一個小時的對話中，劉永彪邏輯清晰，隻有在被問及作案過程時，罕見地激動了起來：「細節還用說嗎？細節很殘忍的。」

他從來不敢回憶殺人的細節。作案的日期，還是在被抓之後從偵查員的筆記上得知的。

殺人後的第二年清明，劉永彪買了一包老鼠藥想去父親墳前自我了斷。想到藥會苦，他還用放維生素的小藥瓶裝了點酒。沒想到，妻子把女兒也給抱來了。看著女兒還未被治愈的眼睛，勇氣又頃刻消失殆盡：「看我女兒這個樣子，我還是要活下來啊。」

第十年是個關口。惶惶不可終日的恐懼被一種更強大的麻木蓋過去了。有時他還會勸自己：「萬一辦案人員疏忽大意沒查到我，時間一長說不定就查不到了。」這一年發生了兩個重要事件：他的兒子出生了，他開始在縣城裏開作文輔導班。

劉永彪變成了那種最普通的父親。盡管他獨自住在縣城，妻兒長期住在鄉下，但他依舊熱衷於在QQ空間分享兒子的成長曆程：出生沒多久還穿著紙尿褲的時候；一周歲學會走路的時候；再大些跟著父母出去旅遊的時候；8歲開始讀小學生優秀作文的時候。

開作文輔導班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劉永彪還算精明的商業頭腦。在南陵縣，他幾乎可以稱得上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許夢琪跟著劉永彪上了三四年輔導班，還一度擔任班長。在許夢琪看來，他和任何一位靠教書賺點外快的輔導班老師一樣，照本宣科，無視課堂秩序，偶爾為被欺負的女生伸張正義。麵色蠟黃，垂著兩個嚇人的黑眼圈，坐在休息室的板凳上一根接著一根抽煙，這是她對劉永彪的印象。

一度，劉永彪也考慮過把寫作當作發泄的途徑，通俗文學，連題目都取好了，叫《身背數條人命的美女作家》，是寫「美女作家殺死多人而不能破案的」。寫了好幾個月，有兩三萬字後，他又不敢接著寫了。「如果沒有這個案子……」他經常這麽幻想，他有底層生活的經曆，最重要的是，「懺悔的衝動和靈感太多了」。

但劉永彪說，他不敢努力了。「努力以後就出名了，出名就關注了，關注以後我就怕我這個事就出來了。」

對於劉永彪的文學成就說法不一。蕪湖作家談正衡在1980年代和劉永彪相識，在他印象裏，早年間他的作品的確還受過不少文學名家的肯定，被評價為「筆下的底層生活沉甸甸」，「具有真實的力量」。但接受采訪時，他對劉永彪後期的代表作不屑一顧：「就是寫某小青年如何通過奮鬥獲得成功，然後有錢了，被長相非常漂亮的某大領導的女兒看上。」

劉永彪出事後，談正衡在朋友圈裏寫：「作品沒有成就他，反倒是命案讓他出了名。」

轉機

嚴關炳和陳紅躍發現，這22年來，也有個惡魔在折磨他們。

惡魔經常在某個日常時刻「嘣」地一聲跳出來。在路上遇到當地村民或者老領導，順口提起「那個案子怎麽樣了」，他們答不上來，隻能愧怍地低下頭。

2008年，曾分管此案的湖州市公安局副局長李綱病危，他把當年參與追捕的民警都叫到了病床邊，囑咐：這個案子沒破是我終生的遺憾，你們這些同誌有朝一日一定要把它偵破。

每當想起李局長的這句臨終遺言，嚴關炳和陳紅躍感到「心都會疼」。

22年來，在嚴關炳辦公室的抽屜裏，當年重要的物證——指紋、鞋印、毛巾的照片還靜靜地放著。每當有類似的案子出現時，他會把當年的辦案筆記拿出來複習一遍，這成了某種強迫症似的習慣。

轉機在今年6月降臨。

湖州市公安局新領導班子上任，下了「一任接著一任幹，盡最大努力抓逃犯，破積案」的命令。更重要的是，用於刑偵領域的Y-DNA染色體檢驗技術已經成熟，沉積近30年的甘肅白銀案的破獲就是一個絕佳的典範。

簡單來說，這是利用了Y染色體在男性父係之間的單向傳承。如果是男性嫌疑人在作案現場留下可以檢測出DNA成分的遺傳材料，通過找到與嫌疑人有相同Y-DNA淵源的親屬，進行Y-STR（short tandem repeat，短串聯重複片段）的同源比對，可以直接確定嫌疑人的姓氏。每個姓氏都有Y染色體的特異性標誌，就像血液裏流動的代表出身的「條形碼」。

40歲的徐誌成加入專案組成為10位常駐民警之一。法醫物證專業出身的他，從2005年開始一手建立起湖州市公安局的DNA實驗室。

徐誌成太不像個警察了——認識他的人都這麽評價。他戴一副厚實的有框眼鏡，講起話來有股文縐縐的老學究味道。如果對話中不可避免地出現某個專業術語，他會給自己按下暫停鍵，倒回來耐心地解釋一遍，像是在躡手躡腳地完成某個高難度的實驗。

要說和高校裏終日埋頭做實驗的研究員有什麽區別，大概是當你把一具觸目驚心的屍首擺在他麵前，徐誌成也不會多眨一下眼。「在現場，在破案的過程中，根本就沒有時間來同情這個死者。」

徐誌成的DNA實驗室位於湖州市公安局一棟4層樓房的4樓，從試劑室、提取室、擴增室到檢測室，運轉起來如同一個嚴絲合縫的齒輪。設備先進且昂貴——光是自動化工作站的造價就近兩百萬。現如今，公安部門站在了綜合科學技術的最前沿，DNA技術取代了傳統的物證蛋白質檢驗。一灘尿液能查，一枚斷掉的指甲能查，一個喝過水的杯子能查，你的DNA早就不是秘密。

要問徐誌成是否曾遭遇過哪怕一絲困難的話，10年前的一起強奸分屍案也許算得上一樁。也是個冬夜，一位女出租車司機失蹤，33天後在一個魚塘裏發現了被蛇皮袋包好的軀幹。通常來說，人體死亡後精子檢出的最長期限是3周，得益於當時的寒冷天氣，當徐誌成小心翼翼地提取出死者的陰道擦拭物，在顯微鏡下看到了少量的精子頭部。成功檢見精子的DNA分型後，故事的結局很快以嫌疑人的抓獲告終。

但麵對這起22年前的滅門舊案，徐誌成卻感到格外棘手。

拿到一個新鮮的檢材（痕跡物證），徐誌成檢測出DNA隻需要3天。但誰都沒遇到過保存了22年的物證，嚴重的降解會導致DNA信息量的損失，再加上把檢材都放在一塊，存在相互汙染的問題，「整個實驗室也不是很放心的」。

好在，盡管當年誰也不知道檢材有多少用處，留下凶手唾液的26枚煙頭還是被原原本本地保留了下來。在那個並沒有多少檢材保管意識的年代，居然有意無意地往其中放了一些紙——這幫助去除掉了環境裏的潮氣，使得檢材處於較為幹燥的狀態。在前期提取時，徐誌成采用了醇化的濃縮方式，在保證能夠出結果的情況下把雜質全都去掉。

徐誌成一度感到擔心，檢材如此有限，「我們要是這裏又沒做成功，檢材一下沒了……說實話，可能會成為破案的一個，要成為一個罪人。」他投入更多心血，從早到晚，再加班到淩晨，想盡辦法「以最少的代價來做出最完美的結果」。在實驗室裏耗了10天以後，他在煙頭中檢測出了10個人的DNA。

重新走訪了一遍當年在場的無關人員後，徐誌成排查出了犯罪嫌疑人1號和2號。其中1號丟了6枚煙頭，2號丟了10枚煙頭，恰好在兩人的煙頭中都包含了產自安徽蕪湖的「盛唐牌」香煙。

拿著兩個千辛萬苦提取出來的DNA，徐誌成先去全國的犯罪分子DNA數據庫裏排查——一無所獲。再去各省的DNA數據庫裏排查——還是一無所獲。再去皖南各市的DNA數據庫裏排查——終於，在蕪湖的市庫裏，一個叫做劉永利（化名）的名字浮現了出來。

來自南陵縣的劉永利是因為打架被錄入DNA數據庫的。和嫌疑人2號的DNA相比，劉永利屬於「三個四步」，即在39個位點（DNA上的一個基因或標記的位置）中，其中三個位點有四步差異。一步不同意味著相隔七代，即使劉永利和凶手存在親緣關係，那也是十四代往上的事——300年前，他們也許擁有同一個祖先。這是臨界於「有意義」和「沒意義」的一個尷尬位置。

這條線索像是從縫隙裏鑽進來的一絲微亮，但你無法判定，它是曙光還是某束混淆視線的人造光源。要不要往下做呢？專案組陷入兩難。

瞄準

6月中旬，22年前參與破案的老民警們又被召集回了專案組。當年的「鷹眼警探」嚴關炳當上了湖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政委，他已經55歲了，皺紋不可避免地爬上他的脖頸和臉頰，唯一不變的是那雙依舊銳利的眼睛。

那個周日的午後，他們討論的正是「要不要往下做」的問題。他們從公安內部係統調來了不少甘肅白銀案的卷宗，也請教了參與辦案的甘肅民警。白銀案中排查到的高氏的遠房堂叔和現場遺留的DNA高度吻合，找到凶手高承勇屬於一步到位——專案組常常羨慕他們的好運氣。

嚴關炳征求各位的意見：「要做的話咱們明天就要出去了。」一些民警覺得「沒意義」，另一些反駁說「總要試試吧」。考慮到劉永利和犯罪嫌疑人都來自皖南地帶，最後，是一位來自河南的遺傳學專家一錘定音：「有繼續工作的必要。」

做了兩年教導員的陳紅躍也重新回到了刑偵一線，「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破案的機會了」。22年過去，他已經成為湖州首屈一指的刑偵專家，每年勘察現場300多起，無一錯勘。

最快的一場破案隻用了7個小時：一位姓戴的老太太報警稱老伴被殺，她在一旁呼天搶地，如果不是在老太太的鞋子上發現了血跡的話，這副悲慟模樣差點感動了陳紅躍。老太太立刻承認了弑夫的事實，從此，任何偽裝和欺騙在他麵前都是一眼能拆穿的拙劣把戲。

當下的工作並不需要那麽高的智力強度，但需要格外細心：除了「正兒八經明麵上的家係成員」，還要注意外遷的、改嫁的，甚至逐出家門的。在七八月皖南地區的高溫下，22年前那挨家挨戶排查的經曆又回來了。研討會開後的第二天，陳紅躍立刻開車奔向南陵。

攤開一張南陵地圖，陳紅躍把劉氏家族聚集的地名都圈畫出來：高壩劉、劉家灣、倉溪村……在高壩劉，他們排查了一個多月，連七八十歲的老頭都忍不住向民警「要個說法」：「隔壁村上都說，我們劉家有人在外麵殺人放火幹壞事了。」

警方在高壩劉並沒有直接找到凶手，但是在這裏找到了極為重要的「一個一步」，「一個一步」和凶手的爺爺輩應當是堂兄弟的關係。包圍圈越來越小，專案組被一種巨大的興奮感籠罩著，「一直吊在那邊」。

陳紅躍太熟悉這種感覺了。他是20米外手槍慢射的神槍手，幾乎槍槍都能打在10環以內。秘訣就是，控製呼吸，保持姿態，慢慢瞄準，最後，一擊命中。

當然，也有失手的時候。此前，一個叫劉秋實（化名）的男人曾走進他們視線，除了體貌、年齡符合外，據他的小學同學反映，他「從小練武，沒有成家，在社會上混」，並且在2010年自殺了——幾乎每一項都能指向那個謀財害命、不堪內心煎熬的殺手形象。問題在於：

骨灰是沒有辦法提取DNA的。

好在，最後找到了一份劉秋實蓋了紅手印的拆遷合同，和現場的指紋比對並不一致。

8月8號，立秋後的第二天，南陵斷斷續續下了一周的雨。名單上隻剩下最後3個名字：除了劉永彪外，還有1980年代就在鄉政府任職的南陵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和從美國留學歸來、在深圳工作的高材生。專案組決定先從劉永彪入手。

嚴關炳和陳紅躍偽裝成科研人員，編了個調查劉氏家族遷徙的理由，一同去劉永彪家中采血樣。陳紅躍記得，劉永彪家裏有一整麵組合櫃，塞滿了各種類型的書籍。

劉永彪給陳紅躍的第一印象是「像個文化人」。他看上去麵相斯文，神色溫和，聽了這幾位來客的原因，他連聲說「可以可以」，配合地一同坐在沙發上。嚴關炳坐在劉永彪的旁邊，陳紅躍打開醫用器械盒，正準備采血，一根針掉到了地上。他趴在地上找針，這時，劉永彪的兒子從房間裏「蹬蹬蹬」地跑出來。

「回去。」劉永彪嗬斥兒子。

過一會兒，他又從房間裏跑出來了。

「回去！」這次，劉永彪升高了音調，神情裏隱隱有發怒之意。

除了這個瞬間有些失態，劉永彪全程都表現得得體而坦然。在回去的路上，陳紅躍有些動搖，他向嚴關炳小聲嘀咕：「這是個作家，采血還這麽配合，估計不是吧。」

8月10號，就像過去58個平淡無奇的夜晚，徐誌成在DNA實驗室裏將采集來的血卡打孔取樣，再到超淨工作台中操作DNA實驗，最後放在基因測序儀上進行測序。走到最後一步——和從現場煙蒂提取的DNA放在一塊比對時，他一下子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模一樣。

顯示屏上的基因圖譜整齊地排列著，泛著綠瑩瑩的光亮。他用手指點屏，一個一個滑過去，完全符合。怕自己看花了眼，徐誌成把軟件關掉，重新打開，這次終於確認了。

他開始給幾位領導打電話，抖著聲音，甚至「帶著哭腔」。興奮、緊張、不可思議，還有一種使命完成的解脫，各種情感在體內互相衝撞，他的心髒跳得太快了，「砰砰砰」，像是要從胸腔裏蹦出來似的。

專業知識告訴他，此時冷靜下來的唯一辦法是讓血液從心髒散布到四肢裏。他開始圍著辦公室裏的茶幾不停轉圈，幾十圈過後，終於稍稍平靜了。

終點

8月8號那天，劉永彪就知道自己要完了。

「進來的那幾個男人說市政府做一個衛生上麵的東西，查什麽劉氏家譜，說我是劉家人，要幫助做個DNA。怎麽可能呢，一定是來抓我的。」劉永彪心想。

劉永彪是偵探小說愛好者，對DNA生物鑒定技術略有耳聞，也密切關注著一切凶殺案的新動態。他一度暗自祈禱甘肅白銀案不要被破，但在電視上看到高承勇被抓的那一刻，他平靜地預見到了自己的結局——追凶者掌握的力量已經超出了他的理解和想象。

他本想在8號采血那天就自首。可是兒子卻一反常態，不聽話地在房間裏外跑來跑去。盡管22年來的逃亡生涯把他折磨得精疲力盡，在這心理防線瀕臨崩盤的時刻，他還是希望能夠保留作為父親最後的尊嚴。

在幾位「科研人員」離開後，劉永彪想起了汪維明。汪維明混成了上海一家投資公司的法人代表，實際上是給自己的弟弟打工，一個月拿5000塊錢工資。這些年，他們依舊頻繁見麵，他們聲稱要「坦然麵對，查到了就是查到了」。

劉永彪在警察走後撥通了身在上海的汪維明的電話：「我今天被采血了，警察馬上要來抓我了。我是不想逃了，到時候我肯定要把你講出來的。」

「不要緊，也許搞錯了，這個案子不一定能查出來。」汪維明有些不屑一顧。

劉永彪知道和他說不下去了，他有些怨恨自己當年為什麽會那麽崇拜汪維明，覺得他是「一個有文化的人」，現在看來，他完全就是個無知的法盲。

劉永彪給家人留下的最後印象是一場怒火。飯桌上，兒子又挑食了，剛開始上班的女兒則說自己新買了個iPhone7——他忍不住一頓臭罵。

「爸爸馬上就要走了，他們還不知道，我又不能講，他們吃東西還要講究，這怎麽可以呢？」他想。

吃完飯，劉永彪讓兩個孩子回老家找媽媽，他們有些委屈和不解，不明白自己做錯了什麽，但還是順從地照做了。

把兩個孩子送走後，他拿用過的草稿紙背麵來給妻子寫信：

「今天有幾個公安來家采集我的血樣，我知道是因為20多年前的案子。20多年來，這件事一直給我帶來精神折磨。我好幾次想自殺，連老鼠藥都準備好了……」

他塗塗改改，字跡有些潦草，最後又用一張幹淨的紙謄抄了一遍。

10號上午，劉永彪和往常一樣去學校上班。這兩年，他在南陵最大的民辦中學擔任校刊主編，工作是收集學生稿件和學校的活動材料，月薪3500元。但這會是他最後一次去學校——他不願意讓左鄰右舍看到他在大街上被抓的落魄樣。他清理了電腦和櫥櫃，打包了所有個人物品，提前回了家。

他放棄了回老家看看妻兒的決定：「人家多看一眼，是一種天倫之樂，對我來說是一種痛苦了，我都不敢回去了。」

一切就緒。從9號到10號，整整兩天，劉永彪都沒吃飯，唯一的進食是一包3塊5的方便麵。家裏已經懶得收拾了，東西都亂糟糟地丟在地上，甚至連客廳的台子都掀翻掉了——那是某個時刻「心情全部爆炸」留下的痕跡。回想起自己性格中的最大缺陷時，「極端」這兩個字冒了出來，他想，正是極端害了他。

11號淩晨1點，當劉永彪穿著條紋T恤和肥大短褲、坐在沙發上靜靜地吸煙的時候，這場22年的逃亡之旅終於走到了終點。陳紅躍在內的十餘位警察衝進劉永彪家，給他戴上了手銬，他沒做任何抵抗，沉默半晌後吐出了第一句話：「我等你們等到現在。」

5小時後，汪維明在上海浦東的一個小區裏被抓獲。「我跑不掉的。」見到民警後，赤著上身的他「撲通」一下跪了下來。

「作家殺人，還是第一次碰到。」一生都在和罪犯周旋的嚴關炳都感到有些吃驚。審訊時，他又想起來當年那雙並未追查下去的鞋子，順口問了劉永彪一句：「你還記得作案時穿的是什麽鞋子嗎？」

什麽鞋子？穿的衣服、褲子他早就忘了，但那雙鞋子他不可能忘記：「從村裏一個姓汪的村民那裏買來的，他在昆山的一個鞋廠打過工。二手的，貴著呢，150塊，那年頭很可以的。」

劉永彪被拘押在湖州市看守所，離市中心有超過半個小時的車程，道路在施工，除了這幾棟孤零零的建築，目力所及是一片荒野，雜草瘋長。夥食標準是255元一個月，每周總有那麽一兩天是有肉吃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背監規，偶爾也能看書，講法治的、講道德的或是講文化的。

有一天，劉永彪半夜醒了過來。他短暫地回憶了下自己在哪兒，意識到是在看守所裏時，他鬆了口氣：「我怕什麽，不怕了。」一走路，手銬和腳銬就叮當作響，這聲音讓他感到安心，「現在我雖然戴了鐵鐐，但我覺得精神上麵放下了。」22年來，他「沒想到對死者家屬怎麽賠償」，直到接受審訊時，才意識到了這一點：「如果有來生的話，我做牛做馬來贖我的罪。」

逮捕劉永彪的那個夜晚，沒有參加抓捕行動的徐誌成是在家裏的那張床上熬過的。

他迫切地想和妻子分享此刻的心情，但妻子已經陷入了夢鄉。洗完澡後，他開始嚐試著努力入睡。眼睛閉上，告訴自己「不想不想」。

前線民警已經奔赴劉永彪的家中，在微信群裏全程直播，此後又連夜趕去上海抓捕汪維明。徐誌成還是沒忍住，「那個手機微信老是響，一響就去看一下，一響就去看一下。」睡了半小時後醒了，再把微信一條條看過。時針指向了淩晨4點，「肯定要睡了」——到5點半又醒了。

既然都5點半了，那就別睡了吧——那時距離汪維明最終被捕還有半個小時。他跳下床，拉開窗簾，這座城市正在緩緩蘇醒，車馬聲和拂曉時分稀薄的陽光一齊湧了進來。

長夜終於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