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25日，美國西北大學的工程教授巴克利克利斯（Buckley Crist），收到了郵政局退回的一個包裹。

這個包裹寄往芝加哥大學，但是收件人查無此人。克利斯教授不記得寄過它，可是發件人卻寫著自己的名字。他叫來了學校的保安。保安打開了包裹，裏麵是一顆炸彈，立刻爆炸了。保安身受重傷。

此後的18年，這樣的案件一再發生。凶手一共寄出了16枚郵件炸彈，共炸死3人，炸傷23人。襲擊對象主要是大學的理工科教授，所以凶手被稱為大學炸彈客（Unabomber）。

FBI 想盡辦法要抓住凶手。十幾年的調查中，動用了500名特工，誤抓了200多名嫌疑犯，查訪上萬民眾，接了2萬多通檢舉電話，花費500萬美元，但是一無所獲。凶手非常小心，沒有留下任何線索。這個案件成了FBI 曆史上最昂貴的調查之一。

1995年4月，凶手又一次作案，一次性寄出了四樣東西：兩個郵件炸彈，炸死了加州林業協會的總裁吉卜特莫裏，炸斷了耶魯大學計算機科學教授大衛加勒特的幾根手指；一封警告信，警告1993年諾貝爾獎獲得者遺傳學家理查羅伯特和菲利普夏普，要求他們立刻停止基因研究；一篇發給《紐約時報》的長達3.5萬字的文章，承諾如果美國主流媒體一字不改地全文刊登，他就將永久停止炸彈襲擊。

FBI 局長和美國司法部長最終同意刊登這篇文章。1995年9月19日，它發表在當天的《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上，題目叫做《論工業社會及其未來》（Industrial Society and Its Future）。



讀者驚訝地發現，這居然是一篇充滿思辨的哲學論文，作者明顯受過學術訓練。論文聲稱，工業革命帶來的是人類的災難，技術使人類喪失自由，最終將導致社會的動蕩甚至毀滅，人們應該摧毀現代工業體係。這就是凶手為什麽襲擊大學教授的原因，因為他們推動了技術的發展。

更讓人吃驚的是，這篇論文很有說服力。許多人開始認真思考作者的觀點，主流的知識分子雜誌（比如《大西洋》、《紐約人》）專文討論它。那位被炸斷手指的耶魯大學教授大衛加勒特承認，文章的推斷不無道理，工業文明時代，人類的未來，也許真的險惡重重。Java 語言的發明人計算機學家Bill Joy 則說，他對文章預言的未來深感困擾。藝術家更是深受影響， 後來的許多小說和電影（比如《黑客帝國》），都能看到這篇論文的影子。

論文發表以後，FBI 收到一條線索：有人舉報，該文的寫作風格和論點，很像出自他的弟弟泰德卡辛斯基（Ted Kaczynski）之手。

1996年4月3日，卡辛斯基在蒙大拿州被逮捕，他住在遠離人群的荒野之中，自己搭建了一個小木屋，裏麵堆滿了炸彈原料。至此，郵包炸彈案宣告破案。

卡辛斯基的人生很不尋常。他生於1942年，從小就具有超人的數學天才， 16歲被哈佛大學數學係錄取。


1962年進入密歇根大學攻讀數學博士，隻用了幾個月就拿到了博士學位。指導教授說他的博士論文十分深奧，全美隻有十幾個人能看懂。25歲時，他被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聘為助理教授，是該校史上最年輕的教授。


卡辛斯基在柏克萊隻待了不到2年，就辭職了，沒有任何理由。他從此脫離學術界，過上了離群索居的生活，1971年，在父母的資助下，他在蒙大拿州一個偏僻的山區蓋了一間小木屋，搬到那裏去住了。屋子裏沒有電燈、電話、自來水。平日裏他吃自己種的菜、獵捕的食物，晚上點蠟燭看書，砍柴做飯取暖。1978年，他在那裏寄出了第一個郵件炸彈，攻擊目標是在圖書館裏麵隨機選擇的。



被捕後，卡辛斯基拒絕了律師為其辯護。1998年，被判處終身監禁，不得保釋。


《論工業社會及其未來》這篇論文值得細細閱讀，它對人類現狀和未來的分析描述，是非常震撼的。



關於人類的現狀，作者的第一句話就是：工業文明帶給人類的是極大的災難。

工業文明極大地增加了發達國家的人口預期壽命，但也破壞了社會的穩定性，令生活空虛無謂，剝奪了人類的尊嚴，導致了心理疾病的擴散，還嚴重地破壞了自然界。

新技術的最大問題，就是剝奪人類的自由。自由與技術進步不相容，技術越進步，自由越後退。

新技術改變社會，最後人們會發現，自己將被強製去使用它。比如，自從有了汽車，城市的布局發生了很大改變，大多數人的住宅已經不在工作場所、購物區和娛樂區的步行距離之內，他們不得不依賴汽車。人們不再擁有不使用新技術的自由了。

一項新技術誕生後，不太可能被拒絕使用，因為每一項新技術單獨考慮都是可取的，然後人類就會依賴它。

電力、下水道、無線電話......一個人怎麽能反對這些東西呢？怎麽能反對數不清的技術進步呢？所有的新技術匯總到一起，就創造出了這樣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普通人的命運不再掌握在他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政客、公司主管、技術人員和官僚手中。以遺傳工程為例。很少人會反對消滅某種遺傳病的基因技術，但是大量的基因修改，會使人變成一種人工設計製造的產品，而不是自然的創造物。

設想一下，如果基因技術變得成熟和普及，那麽政府將不得不管製這種技術，因為萬一被濫用，後果不堪設想。這樣的話，個人就沒有選擇，隻能接受政府管製，其程度將是前所未有，因為政府將可以管到你的基因結構。

工業社會要想正常運作，必須遵循一整套嚴格的規則，這導致現代人都被一張規則之網所籠罩，在所有重要方麵，個人的行為都必須服從這些規則。這導致所有人在本質上都高度類似。

今天，在技術發達地區，人們的生活方式十分相像。芝加哥的一個基督教銀行職員，東京的一個佛教銀行職員，莫斯科的一個共產黨銀行職員，他們彼此之間的日常生活十分相像，而他們的生活與1000年以前人們的生活卻非常不同。這就是技術進步的結果......

最終，技術完全控製地球上的一切，人類自由基本上將不複存在，因為個人無法對抗用超級技術武裝起來的大型組織。隻有極少數人握有真正的權力，但甚至就連他們的自由也是十分有限的，因為他們的行為也是受到管製的。

關於人類的未來，卡辛斯基假設計算機科學家成功地開發出了智能機器，這些機器無論做什麽事都比人類強。在這種情況下，大概所有工作都會由巨大的、高度組織化的機器係統去做，而不再需要任何人類的努力。

這時可能會有兩種情況發生。一種是允許機器在沒有人類監督的情況下，自已做出所有的決策，另一種是人類保留對於機器的控製。

如果我們允許機器自己做出所有的決策，人類的命運那時就全憑機器發落了。人們也許會反駁，人類決不會愚蠢到把全部權力都交給機器。但我們既不是說人類會有意將權力交給機器，也不是說機器會存心奪權。我們實際上說的是，人類可能會輕易地讓自己淪落到一個完全依賴機器的位置，淪落到不能做出任何實際選擇，隻能接受機器的所有決策的地步。隨著社會及其麵臨的問題變得越來越複雜，而機器變得越來越聰明，人們會讓機器替他們做更多的決策。僅僅是因為機器做出的決策會比人的決策帶來更好的結果。最後，維持體係運行所必需的決策已變得如此之複雜。以至於人類已無能力明智地進行決策。在這一階段，機器實質上已處於控製地位。人們已不能把機器關上，因為我們已如此地依賴於機器，關上它們就等於是自殺。

就算人們想盡辦法，保留對機器的控製權，結果也會很糟。

另一方麵，也可能人類還能保持對機器的控製。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人也許可以控製自己的私人機器，如他的汽車或計算機，但對於大型機器係統的控製權將落入一小群精英之手----就像今天一樣。由於技術的改進，精英對於大眾的控製能力將會極大提高，因為人不再必需工作，大眾就成為了多餘的人，成為了體係的無用負擔。如果精英集團失去了憐憫心，他們完全可以決定滅絕人類大眾。如果他們有些人情味，他們也可以使用宣傳或其他心理學或生物學技術降低出生率，直至人類大眾自行消亡，讓這個世界由精英們獨占。

或者，如果精英集團是由軟心腸的自由派人士組成的，他們將注意保證每個人的生理需求都得到滿足，每一個孩子都在心理十分健康的條件下被撫養成人，每一個人都有一項有益於健康的癖好來打發日子，每一個可能會變得不滿的人都會接受治療以治愈其疾病。當然，生活是如此沒有目的，以致於人們都不得不經過生物學的或心理學的改造，以去除他們的權力欲，或使他們的權力欲升華為無害的癖好。這些經過改造的人們也許能在這樣一個社會中生活得平和愉快，但他們決不會自由。他們將被貶低到家畜的地位。

退一步說，如果前麵的假設不成立，人工智能沒有取得成功，人的工作還是必要的，但是即使這種情況，機器也將承擔越來越多的簡單工作，而低能力的工人將越來越過剩（正如我們所見，這種事已經發生了。許多人很難或根本找不到工作，因為他們由於智力或心理原因，而不能達到體係所需要的訓練水平）。

對於那些找到工作的人，就業的要求會越來越高。他們將需要越來越多的訓練，越來越強的能力，他們將不得不越來越可靠、越來越規矩、越來越馴服，因為他們將越來越像巨型有機體的細胞。他們的任務將越來越專門化，因而他們的工作在某種意義上也將越來越脫離真實世界，僅集中於現實的一塊小碎片。體係將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心理學或生物學手段來設計製造人類，使之馴順，使之具有體係要求的能力。

機器接管了大部分具有真正重要性的工作以後，留給人類的（或者說普通人有能力從事的）都是一些相對不那麽重要的工作。

例如有人建議，大力發展服務業可以給人類提供工作機會。這樣人們就可以把時間花在互相擦皮鞋上麵，可以用出租車帶著彼此到處瞎轉，互相為對方做手工藝品，互相給對方端盤子等等。人類如果最終以這樣的方式結局，那對於我們來說也實在是太可憐了，而且我們懷疑有多少人會覺得這樣的無意義的忙碌等同於充實的生活。他們會去尋找危險的其他渲泄途徑（毒品、犯罪、邪教、仇恨群體等），除非他們經過生物學或心理學的設計改造後適應了這種生活方式。

卡辛斯基的結論就是，未來要麽人類無法幸存下來，要麽個人空前地依賴大型組織，空前地社會化，人類的生理和心理是設計和改造的結果，而不是自然的產物。

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放棄科學技術，把這個腐朽的體係整個扔進垃圾堆，並勇敢地承受其後果。

我們希望已經說服了讀者，體係無法通過改革來調和自由與技術。唯一的出路是摒棄整個工業-技術休係。這意味著革命，不一定是武裝起義，但肯定是激烈而根本的社會性質變化。

卡辛斯基認為，這個體係是由技術人員為了自己的利益和聲望在推動前進。體係需要科學家、數學家與工程師，否則就無法正常運作。因此他選擇這些人作為襲擊目標。這樣做當然是邪惡的，但是他對於人類命運的警告卻理應受到重視。

卡辛斯基反複提及，引入新技術一定要慎而又慎。

一項新技術被引入社會時，將會引發一長串其他變化，這些變化之中的大部分是不可預見的。曆史經驗告訴我們，技術進步給社會帶來新問題的速度，遠比它解決舊問題的速度要快。技術已將人類帶入了一條無法輕易逃脫的死胡同。

技術會有我們難以預測的長期後果。比如，抗生素的目的是消滅細菌，但是大量使用後卻產生了難以殺死的超級細菌，人們不得不限製抗生素的使用；再比如，醫療技術提高了人類的壽命，但也因此導致了地球的人口激增、社會老齡化、生育率下降等重大的社會變化，這些恐怕都不是技術的發明者能想到的。如果新技術（比如機器人技術、基因工程、納米技術）被恐怖主義組織掌握，後果就更可怕。如果不是真人，而是機器人在街頭發動恐怖襲擊，那會是怎樣的情景？

距離《論工業社會及其未來》的發表，已經過去了20多年，互聯網和人工智能都變成了現實，基因技術開始萌芽。人類對於新技術的入迷簡直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恨不得越多越好，一項新技術還在實驗室中，人們就開始計劃如何盡快形成生產力，占領盡可能多的市場。卡辛斯基的預言似乎一步步正在變成現實，人類正毫不在意地親手加速自己的毀滅。（正文完）

《論工業社會及其未來》原文摘錄

工業革命極大增加了城市規模和城市人口比例，而人群聚集會增加壓力與攻擊性。

技術變革導致現代社會的變化十分迅速，因此整個社會不存在穩定的框架和價值觀。

有些人急於拯救自由卻不願犧牲技術帶來的所謂好處，他們會提出天真的新式社會構想來調和自由與技術。

所有人都理所當然地認為，每一個人都必需向技術的需要低頭，而且理由十分充分：如果人的需求被擺在了優先於技術需要的地位，就會出現經濟問題、失業、短缺甚至更糟。在我們的社會當中，精神健康的概念主要被定義為在多大程度一個人能夠根據體係的需要行事並且不會流露出承受精神壓力的跡象。

經濟體係所能容納的企業數是有限的，我們大多數人隻有成為別人的雇員才可以生存。

工業-技術體係可能幸存也可能崩潰。假如該體係幸存下來，可能最終將會降低生理與心理的痛苦水平，但在此之前必須經曆一段漫長而痛苦的調整期，而且人類與眾多其他生命體也將付出慘重代價，永遠淪為社會機器上的齒輪。更有甚者，假如這個體係幸存下來，將會導致不可避免的後果：沒有任何方法能夠改革或改進這一體係，使之不至於剝奪人的尊嚴與自主。

假如這一體係崩潰，結果依舊會十分痛苦。但是體係規模越大，崩潰造成的結果就越可怕。因此假如真要崩潰的話最好趕早不趕遲。

所以我們主張發動針對工業體係的革命。這場革命可能使用或不使用暴力，可能突然完成也可能在幾十年時間裏相對循序漸進地進行。我們無法預測這一點。但是我們的確為那些憎恨工業體係的人們勾勒了一套十分寬泛的方法，從而為反對這一特定社會形式的革命鋪平道路。這不是一場政治革命。革命目標並非推翻政府，而是顛覆現存社會的經濟與技術基礎。

一般來說科學家都是這樣。可能其中也有少數例外，但總體而言他們的動機既不是好奇也不是造福人類，而是完成權力過程的需要。其他動機對於許多科學家來說也有作用，例如金錢與地位。

科學技術也構成了群體權力運動，許多科學家都通過認同這一運動來滿足自己的權力需求。

因此科學盲目地前進，不考慮人類種族的真正福祉或任何其他標準，僅僅服從科學家以及提供研究資金的政府官員與企業高管的心理需求。

體係需要科學家、數學家與工程師，否則就無法正常運作。

遺傳工程的倫理規範事實上將成為管製人類遺傳構造的手段。一部分人（多半是上層階級）將決定如此這般的遺傳工程合乎道德，如此這般的做法則不道德，因而他們將在實際上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整個人口的遺傳構造。即使倫理規範是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選擇出來的，多數族裔也會將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那些很可能對於如何道德地運用遺傳工程另有看法的少數族裔。真正能夠保護自由的倫理規範隻能是一挑，那就是禁止任何人類遺傳工程。而我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說，這一點恰恰不可能在技術社會中得到實現。任何將遺傳工程貶低成配角的規範都不可能維持下去，因為生物技術的巨大力量所產生的誘惑是無法抗拒的。特別是在大多數人看來，大量生物技術的應用顯然且肯定是有益的（可以根除身體與精神疾病，賦予人們當今世界所需要的能力）。基因技術必將不可避免地得到大規模應用，但應用方式隻能與工業-技術體係的需求相一致。

技術之所以是如此強有力的社會力量的另一個理由是，在給定社會的條件下技術進步隻會不可逆地朝一個方向前進。隻要某項技術發明被引進，人們就往往會對其產生依賴，除非它被某種更先進的發明所取代。人們不僅僅作為個人依賴這項新技術。甚至體係作為一個整體都會依賴它。（例如請想像一下，如果沒有了計算機，今天的體係會怎麽樣）因此，體係隻能朝向更加技術化的方向移動。在不至於顛覆整個技術體係的前提下，技術將會不斷地逼迫自由後退。

技術的進步十分迅速並在許多方麵威脅自由（擁擠、規章製度、個人對於大型組織越發嚴重的依賴、宣傳與其他心理學技術、遺傳工程、通過監視設備和計算機侵犯隱私，等等），阻擋任何一項對於自由的威脅都需要一場單獨的社會鬥爭。那些想要保衛自由的人會被無數的新攻勢及其發展速度所壓倒，他們會變得微不足道並停止抵抗。分別反擊這些威脅是無效的。隻有把技術體係作為一個整體來反擊才有成功的希望，但這就是革命而不是改革了。

人們傾向於想當然地認為，由於革命帶來的變化比改革大，所以革命也就比改革更難發動。實際上，在某些條件下革命比改革容易得多。這是因為一場革命運動能夠激發出人們極大的獻身熱情，而一場改革運動卻不能。一場革命運動許諾一下子解決所有問題並創造整個新世界；它提供人民為之甘冒風險、甘作犧牲的理想。由於這些理由，推翻整個技術體係要比對技術的某一部分----如遺傳工程的應用發展----進行有效、持久的限製容易得多。在適當的條件下，許許多多的人會熱情地獻身於推翻工業技術體係的革命。正如我們提到的那樣，尋求限製技術的某些方麵的改革者是為了避免不良後果而工作。然而，革命者是為了獲得強力的報償一一實現其革命理想----而工作，因此他們比改革者更努力且更執著。

現代社會不是去改變那些使人們抑鬱的條件，而是給人們抗抑鬱藥。

但另一方麵，請假設今後幾十年的壓力超出了體係的承受能力。如果體係崩潰，可能會右一個混亂時期，動亂年代，就像在過去各個對代曆史所記載的那樣。不可能預見動亂年代最後會產生什麽結果。但無論如何人類會被賦予一個新機會。最大的危險是工業化社會很可能在崩潰後不幾年就開始重組其自身，肯定會有許多人（特別是權力饑渴型的人們）急於重新開動工廠。

工業體係將人類貶低到了被奴役的狀態，而憎恨這種被奴役狀態的人則麵臨兩個任務。第一，我們必須增強體係內的社會緊張態勢，以加快其崩潰或把它弱化到足夠程度，使得反對體係的革命成為可能。第二，當體係充分弱化時，我們必須發展並宣傳一種反對技術和工業社會的意識形態。當工業社會崩潰時，這種意識形態將有助於保證其殘餘被粉碎到無法修複的地步，這樣體係就無法重組。工廠將被搗毀，技術書籍將被燒掉，等等。

工業體係的崩潰不會純粹是革命行動的結果，它不會那麽難以抵禦革命的攻擊，除非它自身內部的發展問題導致了極為嚴重的困難。因此如果體係崩潰，那麽它或是自發崩潰，或是部分自發、部分由革命者促發的崩潰。如果崩潰是突如其來的，許多人都會死去，因為世界人口已如此過分膨脹，離開了先進技術就無法養活自己。甚至即使崩潰足夠緩慢，人口的減少可以主要通過出生率的降低而不是死亡率的提高而實現，非工業化的過程也多半是極度混亂和極度痛苦的。幻想通過平穩控製的有序方式逐步廢除技術是天真的，特別是要考慮到技術愛好者們的負隅頑抗。那麽，致力於體係的崩潰是否因此就十分殘酷呢？也許是，也許不是。首先，除非體係本來就已經陷入了深重的困難，無論如何都很可能最終自行崩潰，否者單靠革命者是不可能強行使其崩潰的。而且體係發展得規模越大，崩潰的後果就越嚴重。因此加速體係崩潰的革命者或許反倒控製了災難的規模。

其次，我們必須權衡鬥爭與死亡和喪失自由與尊嚴這兩方麵的得失。對於我們之中的許多人來說，自由與尊嚴比長壽和避免肉體痛苦更重要。再者，我們早晚會死，死於為生存或為某一事業而戰，強於活得空虛而無目的。

第三，體係的存續所帶來的痛苦並不一定就比體係崩潰所帶來的痛苦更少。在全世界範圍內，體係已經招致、並且正在招致的巨大痛苦曾使人類千百年與他人以及環境和睦相處的古代文化被與其解接觸的工業社會所摧毀。其結果就是全方位的經濟、環境、社會和心理問題。工業杜會的侵擾所產生的影響之一，就是傳統的人口控製在全球範圍內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因而產生了人口爆炸及其所有連帶後果。接著就是心理疾病席卷了整個所謂幸運的西方社會。沒有人知道臭氧層耗盡、溫室效應及其他現在還不能預測的環境問題最終會為這個世界帶來怎樣的後果。而且就像核擴散已經顯示的那樣，我們無法防止新技術落入獨裁者和不負責任的第三世界國家手中。願意猜猜伊位克或北朝鮮將用遺傳工程來幹什麽嗎?

嗨！技術愛好者們會說，科學能解決所有這些問題！我們將征服饑荒、消滅心理病痛，讓每一個人都健康而快樂！是的，是的。他們200年前就是這麽說的。人們曾指望工業社會能夠消滅貧窮，使每一個人都快樂，等等。實際結果卻不是那麽回事。技術愛好者對社會問題的理解簡直是無可救藥地天真（或自欺欺人）。他們沒有意識到（或故意視而不見）這樣一個事實：當巨大的變化，即使是看上去有利的變化，被引入一個社會時，將會引發一長串其他變化，這些變化之中的大都分是不可預見的其結果則是社會的混亂。因此，技術愛好者們在試圖消滅貧窮和疾病，設計製造馴順、快樂的人格等等時，很可能會創造出比現在還糟糕的社會體係。例如，科學家們吹噓說他們能夠創造出新的、經遺傳工程改造的糧食植物以消滅饑荒。然而，這將會允許人日無限膨脹下去，而眾所周知，擁擠會導致緊張和攻擊性的增強。這僅僅是技術會導致的可預見問題中的一個例子。我們強調指出，曆史經驗告訴我們，技術進步給社會帶來新問題的速度遠比它解決舊問題的速度要快。因此技術愛好者們要經過一個漫長的試錯時期才能夠為他們的美麗新世界排除掉所有的故障（假設他們最終能做到的話）。而與此同時所產生的痛苦將會如此巨大，以至於體係生存下去所帶來的痛苦不見得就比體係崩潰更少。技術己將人類帶入了一條無法輕易逃脫的死胡同。

更好的辦法是把這個腐朽的體係整個扔進垃圾堆，並勇敢地承受其後果。

現在的兩個主要任務是在工業社會中促進社會緊張與不穩定，以及宣傳一種反對技術和工業體係的意識形態。當體係變得足夠緊張和不穩定時，一場反對技術的革命就有機會發動了。這一模式將十分類似於法國和俄國革命。在兩國各自革命之前的幾十年裏，法國和俄國社會都顯示出了越來越多的緊張與脆弱跡象。同時，提供一個與舊世界完全不同的新世界願景的意識形態發展了起來。以俄國的情況為例，革命者積極從事於破壞舊秩序的工作。然後當舊體係麵臨著足夠的額外緊張時（法國是財政危機，俄國是軍事失敗），它就會被革命一掃而光。我們預想的就是這樣的道路。

大多數革命都有兩個目標，一個目標是摧毀一個舊社會，另一個目標是建立革命者想像的新社會。法國和俄國的革命者沒有能夠成功地建立他們所夢想的新社會（這是十分幸運的事），但她們非常成功地摧毀了既存社會。

然而，一種意識形態如想爭取到熱情支持，除了負麵理想外必須還有正麵理想，決不能隻破不立。我們的正麵理想是自然，即野生自然，按照其本來麵目運行的地球，不依賴於人類管理、擺脫人類幹涉和控製的地球生靈。我們的野生自然也包括人類本性，即不受有組織社會管製、自主運行的個人，成為偶然性或自由意誌或上帝（由你的宗教或哲學觀念）的產物。

一個社會的經濟與技術結構在決定一般人的生活方式方麵遠比政治結構更加重要。

我們不應主張無力或消極，我們應主張打破工業體係的權力，而這將大大增加個人和小群體的權力和自由。

（據稱）貫穿整個曆史，技術都是進步的，從未退步過，因此技術退步是不可能的。但這並非事實。對於進步的熱情是現代社會形態的特殊現象，在大約十七世紀之前並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