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兒子3歲時，他的中國老師強行往他嘴裏塞了一口煎蛋。這一幕發生在學校，沒有經過孩子或我們家長允許。
“她把蛋塞進來，”大兒子告訴我，嘴巴張成字母“O”的形狀，將手指穿過牙齒，指向裏麵。
“然後呢，你怎麽辦？”我迫不及待地問他。他向來討厭吃雞蛋。
“我哭了，把它吐了出來，”他說。
“後來呢？”我追問。
“她又喂了一次”，兒子說。陳老師一共往我兒子嘴裏塞了四次雞蛋，最後一次塞進去後，他咽下去了。
我們是在上海——這座擁有2,600萬人口的中國超級大都市——旅居的一個美國家庭。眾所周知，中國“製造”了一些全世界最出類拔萃的學生。當我們發現距離新家僅幾個街區的地方就有上海精英們眼中最好的公立學校之一時，我們決定送兒子去那裏上學。在那裏，他可以學會全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這有什麽不好嗎？
事實證明，有很多的“不好”。並且這還隻是入讀幼兒園的第一個星期。
第二天，我衝到學校就塞雞蛋事件和陳老師對質，劈頭蓋臉地陳述了自己關於個人選擇的理念。
“在美國我們不會采用這種強迫的方法，”我用中文說道，兒子緊緊地抓著我的手（我在美國出生和長大，但從小在家裏講中文）。
“哦？那你們怎麽處理 ？”陳老師倒也表現得理直氣壯。
“我們會向他們解釋，吃雞蛋對他們有好處，裏麵的營養成分能幫助他們強健骨骼和牙齒，對視力也有好處，”我回應道，努力地讓自己的話聽上去更權威。“我們鼓勵他們自由選擇……我們相信他們的決定。”
“這有用嗎？”陳老師反問道。
事實上，的確沒用。我從來沒成功地讓兒子吃過雞蛋。他很挑食。過了一會，陳老師把我拉到一邊教育我，“在孩子麵前，你應該說，‘老師說得對，媽媽也會這麽做’，好嗎？”
我點點頭，感覺有些震驚。這正是孔子的主張，他的整套理念就是以自上而下的權威和自下而上的服從來指引人們的生活。
多項研究對中國式教育持支持態度。
研究人員發現，6歲大的中國小孩在早期的數學技能，包括幾何和邏輯方麵都勝過美國同齡孩子。過去10年，上海青少年兩度在PISA測試中拔得頭籌，而美國學生的表現僅為中等水平。（注：PISA是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統籌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項目，在各國抽取接近完成基礎教育的15歲左右的學生參與評估，測試他們是否掌握參與社會所需要的知識與解決問題的技能。）
當中國孩子申請海外留學項目時，錄取結果也令人震驚。他們正從全球頂尖學府獲得越來越多的錄取名額。根據美國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公布的數據，和10年前相比，常春藤名校錄取的中國大學生人數增長了八倍。與此同時，在助推矽穀創業大潮的傑出人才中，中國人占了很大比例。
不過，居住在上海的我一開始對中國式教育是持反對態度的。美國是一個尊重嬰幼兒自主選擇、自由玩耍和推崇個性化發展的國度。在美國，強行喂食的老師可以被送上法庭。而在中國，孩子們人生的每一個轉折點都由競爭激烈的考試決定，因此中國孩子從童年開始就必須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我不禁好奇：中國人製造“聰明”孩子的代價是什麽？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從這種嚴苛僵化、權威主義的教育方式中學到些什麽？
上海一所小學的學生在課堂上。 圖片來源：EISELE/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截至目前，我的孩子已經在中國教育體係裏學習了五年，我也和各個教育階段的中國老師、家長及學生進行了交流。我發現，的確存在一些奏效的中國式教育“秘訣”值得我們效仿。其中大多數都和對教育的態度有關。
“老師最懂”的理念的確有好處。在與屈從於這種體係所引發的焦慮作鬥爭的過程中，我開始發現，一旦家長和老師統一了戰線，孩子也會照做。這種遵從賦予老師近乎絕對的課堂指揮權。我兒子變得特別害怕遲到、缺課或者讓老師失望。有一次，他甚至因為我提起可能要因為一次家庭旅行得缺課幾天而對我頗有抱怨。那時候他才5歲。
在課堂上賦予老師不容置疑的權威地位有助於諸如幾何、計算機編程等科目的學習。根據發表在《心理科學》 (Psychological Science) 期刊的一項研究結果，對這些科目而言，直接指導（相比由學生自主探索發掘）的教學方法更為有效。這項研究於2004年進行，研究對象是112名三、四年級的學生。2014年發表在《教育評估與政策分析》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期刊上的一項針對逾1.3萬名學生的研究表明，對數學較弱的一年級學生而言，如果老師能演示解答過程，緊接著進行重複的練習，學習效果會更好。
相比之下，在西方，老師們花大量時間管理課堂紀律，以及平息由學生或者家長等發動的小規模反抗行為。一名20年前來到美國的中國老師告訴我，她還記得自己第一年教美國孩子時深感震驚。“我一開始非常強勢，但是這完全沒有用。學生們會反駁我！”目前在明尼蘇達州一所高中教授中文的張新義（音）回憶道。如果她布置的作業過多，家長有時候會抱怨。有一名學生不做隨堂作業，她的母親要求張老師改變對自己女兒的說話方式。“她希望我說 ‘你可以做得更好’，而不是‘你沒把作業做完！’”，張老師大聲說道。
中國家長相信老師的所有責罰都事出有因，不會提出質疑。也就是說，讓老師來主導自己的工作。因此，在中國，教育工作者所受到的尊重超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根據瓦爾基基金會(Varkey Foundation) 2013年所做的一項研究，有一半的中國家長鼓勵孩子長大後成為一名教師，而在美國和英國，這一比例不到三分之一。中國社會賦予老師和醫生同樣高的社會地位。
中國人堅持集體需求高於個人需求的做法同樣對教育很有幫助。原因很簡單：如果每個人的前進步調一致，就能更好地實現課堂目標。沒有特例，沒有多元化。
我兒子冬天哮喘病發作，但是陳老師拒絕了我讓他把急救吸入器放在教室旁的請求——原因是使用吸入器可能會分散同學們的注意力。當我大聲抗議時，我被告知可以把孩子轉到其他學校。也就是說，沒有孩子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如果我不喜歡這種方式，我可以走人。（最終，我找到了一種解決方案：可以在家裏使用的一種預防性類固醇吸入劑。）
學校的態度可以說是冷酷。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在相反的方向上做得太過，將學生的個人需求淩駕於集體需求之上。有些家長毫無顧忌地把未接種疫苗的孩子送去上學——無視公眾健康——或者請求學校調整開學時間，避免與體育活動安排衝突。同時，我一些當老師的朋友們告訴我，他們在處理“問題”學生上花的時間越來越多，一般都是通過一些幹預方案，耗費了老師本該花在班上其他學生身上的時間。我們應該如何把握這個度？
中國人另一個非常勵誌的理念是：在學習方麵，天才在於勤奮。語文老師知道，隻要認真學習認字卡，加上不斷地練習，我兒子一定能學會3,500 個常用漢字。他的小學數學老師不會在三位數計算上給任何孩子開綠燈，實際上還會在放學後留下來輔導落後的學生。中國的學校體係哺育出一種中國式堅韌，日複一日地傳達著這樣一個信條——堅持，而非智力或能力，才是成功的關鍵。
研究表明，這種態度讓孩子在課堂上學到更多。根據2014年刊登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的一項針對逾5,000名學生的縱向研究，亞洲年輕人之所以學習成績更優，部分原因就是他們相信努力和成就之間的關聯，而“美國白人則傾向於認為人的認知能力是……與生俱來的。”中國孩子習慣了以努力搞懂難度較高的內容，並且他們相信隻要願意付出，任何人都能成功。這種態度賦予中國政策製定者很大的空間，讓他們得以製定並執行更高的標準。
而在美國，當政策製定者試圖推進類似的措施時，往往遭到家長的反抗。部分原因是，我們擔心如果Johnny達不到要求，會讓他失去自信。但如果Johnny的父母，以及他的老師，都相信他可以通過不懈的努力學好數學呢？
在體育方麵，美國人曆來都毫無疑慮地推著孩子去嚐試。這方麵我們相信努力和訓練會帶來回報，所以我們可以接受分數和排名。所有人的雙目都盯著記分牌，我們把數字作為衡量進步的一種方式。100米短跑中第九的排名說明Johnny需要更刻苦的訓練。這並不意味著他就比別人差，我們也不擔心傷他的自尊。
截至目前，我兒子已經在中國教育體係下成長了五個年頭。在此期間，他已經變身為一個舉止得體的小學生，每天早上真誠地和老師打招呼——“老師早！”，並且對教育的尊重已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根深蒂固。當我看著6歲大的他每天早上自己準備好書包，把英語、語文和數學書，還有他自己削好的六支鉛筆整整齊齊地放進包裏，那一刻我有些呆住了。
當家庭作業本發下來以後——中國家長必須每天在作業本上簽名，以證明自己進行了輔導——他會立刻送到我們手中。他還開始教弟弟說普通話——兩個小人兒擠在繪本前，說出動物的名字。而現在，已經長大一些的他會很嫻熟地進行定時數學練習，小小的鉛筆在本子上揮灑自如，一次次的成功讓他獲得了自信。他也會自願地吃雞蛋了。
當我向美國的朋友們講述兒子在中國上學的經曆時，他們簡直目瞪口呆。當他們和兒子相處時，他們驚訝地發現兒子並沒有像拉布拉多犬一樣躲在角落或者言聽計從。我兒子畫畫的時候充滿想象力，講話風趣幽默，打網球時還會刁鑽的正手擊球。他的這些特質都沒有消失，我如今也對中國人認為每個孩子都可以培養出多種出色才能的理念深信不疑。
不過，我必須承認，這一路來，中國要求高度忠誠的這種教育方式也令我焦慮和不安。陳老師並不隻是奉行權威主義，她有時候還會對孩子實施非常嚴苛的懲罰。有一次，由於幾個孩子未能在體育課上遵從“一二一”步伐，她把我年幼的兒子和其他幾個同學關在一個空教室裏，還威脅稱要讓他們降級。
聯想到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意圖時，她的權威更令人擔憂。我兒子四歲的時候就學會了唱“東方紅”這樣的紅歌。第二年，老師們啟動班長模擬選舉，其中一個環節就是推選明星學生成為少先隊隊員。
與此同時，中國式教育體係中的落榜者在社會的底層難有翻身之日：每年未能考上普通高中的中國學生人數相當於一個倫敦市的人口。由於賭注太大，有時候部分家庭會采取極端措施，包括作弊和行賄。
而且，不可否認的是，傳統的中國課堂不鼓勵對新思想和原創思想的表達。我曾經在一次美術課上觀察到，老師指導28個學步期兒童用完全相同的方法畫畫，老師把沒按要求畫的作品釘在牆上，讓孩子為自己的“特立獨行”感到羞愧。“雨從天上落到地麵，變成一個個小雨點”，老師厲聲說道，孩子們一邊乖乖地在紙上畫著。在這個課堂上，雨不會飄落在路邊，也不會成片地擊落在地麵。沒有比喻意義中的雨，例如紫雨（譯者注：purple rain，一般用來形容以悲劇結尾的愛情，有名為《Purple Rain》的歌曲及同名電影）、淚滴雨、青蛙雨，更不用說天降阿貓阿狗的大雨（譯者注：英文中用it rains cats and dogs來形容傾盆大雨）。
中國試圖培養聽話的愛國者的做法顯然是有弊端的，美國人對此抱有天然的抵觸。我們支持在合理的程度下質疑權威，“不走尋常路”的自由是我們值得稱頌的一項權利。這是美國民族性的基礎之一。
但是，我們如果將用在政治領袖身上的懷疑精神放到站在教室前方的園丁身上，後果可能不堪設想。美國的教育進程被重視家長權利及不利於學習的態度所阻礙：我們要求在無助教育的各種方麵賦予孩子優先權，並且當孩子成績不佳時，希望老師在成績單上手下留情。作為一個社會，我們希望從老師身上得到更多，但作為家長承擔的責任卻越來越少。
異國他鄉多年的生活經驗告訴我，當我們學會尊重教育者，並給予教育者應得的自主權時，結果可能令人欣喜。
有時候，如果家長——以及孩子不得不按指示去做，那反而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