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不開的番和胡（6）坦言小麥在華人的日常生活中，有一對使用比較頻繁、情緒卻又比較對立的詞語：土裏土氣和洋裏洋氣。與這二者靠得比較近的，還有灰頭土臉和洋洋得意。近幾年流行的‘土鱉’和四川話的‘洋盤貨’，也可以說又是一對。
雖然滿身愛國情懷的人們，言辭之間總是以洋為榮、以土不齒，但卻從來也沒有放棄土洋結合。上世紀50年代的大躍進，土法上馬大辦鋼鐵，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土洋結合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卻不能抹煞曆史上一個又一個土洋結合的成功例子。馬鈴薯又稱土豆或洋芋，就很能說明這種成功。前述從食物到樂器到服裝等的‘民族化’，都是明證。
當然，有人會說，這些都算不得主流，比起人們賴以為生的東西，隻可說得上是小菜一碟。那我們就看一看賴以為生的東西吧。
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統計，中國是世界第一大小麥生產國，以優質麵粉享譽世界的加拿大小麥產量才位居第七 。小麥是占居中國半壁江山的北方父老鄉親的主食。就是以稻米為主食的南方同胞，小麥製品也正在成為他們食物中不可缺少的東西。或者換句話說，小麥是半數中國人賴以生存的食物。可就是這個小麥，太傷我愛國同胞的心了。它居然也是從國外傳入的。
小麥的老家，據說是在今西亞、北非那一帶被我們的先人統稱作番邦的地方。在它上麵有一條狹長的弧形地帶，形似一彎新月。奔騰的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裏斯河以及約旦河，造就了這裏一連串的肥沃土地。芝加哥大學的考古學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在他1906年所出版《埃及的古代記錄》中，第一次把這一大片肥美的土地稱為“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新月沃土從此成為世界史上兩河文明的標誌性名詞。
人們說這裏是小麥祖宗的家鄉，是由於考古發掘在這片土地上，從公元前7000年的地層處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村落，從中出土了石製鋤頭和人工種植的小麥、大麥、各種豆莢，以及馴化的山羊和綿羊的骨頭。而小麥的栽種在我的家鄉，現今所知有4000年曆史。比印度小麥6000年曆史還晚了約2000年。
其實，早也好，晚也好，祖籍地在哪裏並不重要。人類本來就是在知識、科技、物質財富共享中發展起來的。就像設立諾貝爾獎的瑞典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他外號炸藥大王。他不會因為炸藥最初是由東方古國的人發明的而自卑。歐洲國家荷蘭，也不會因為鬱金香是由中亞傳入的而取消鬱金香在荷蘭的國花地位。隻要是對人有益的東西，不僅不拒絕，還要拿過來，拿過來後做得更好，這才是聰明之道。在小麥問題上，我華族先人就是這樣的聰明人。瑞典漢學家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在她的《漢字源流》裏，對此有一段比較詳細的介紹。
林莉說，按照漢朝的一本書的委婉說法，中國人史前時代從中東引入小麥後，認為小麥雖然‘能解饑’，但太粗糙，幾千年中總被視為窮人的飯食，地位低於小米和大米。直到東漢時期，人們知道將麥子磨成麵粉，才改變了隻知將小麥煮著吃的習慣。陸路絲綢之路的興旺，也將麵食的做法帶到了中原。中國人由此做出了包子、水餃、餡餅等至今盛而不衰的麵食。林莉寫道：‘在亞洲各地，人人都做這種帶餡的圓形或半月形食品，但是什麽地方都不如中國人做出的這類食品易消化，而且花樣眾多，由此揭開了中國飲食曆史上全新的一章。’（p.154)
從吃的到穿的到娛樂的，我的先人能拿過來創新，發揮‘後發效應。我今天的父老鄉親，也善於把國外的科學技術、經濟運作方式搬運、消化、創新，由此創造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別人行之有效的社會理念和管理製度，我們是否也可以借鑒和創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