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全球半導體與科技產業的地位舉足輕重，張忠謀、黃仁勳等產業巨子不僅是台灣的驕傲，也是兩岸及全球華人社會的標杆。他們的成功，既得益於台灣本地教育的紮實基礎，也離不開美國高等教育的先進理念和開放環境。然而，在光環背後，台灣教育中某些潛藏的“親中祖國論”思潮，仍然值得警惕——它曾導致一些台灣本地企業家做出嚴重誤判，付出慘痛代價。以曹興誠為代表的案例，正是最好的警示。
一、台灣啟蒙與美國深化：塑造國際視野與創新能力
張忠謀早年在台灣接受基礎教育，後赴美國MIT、斯坦福深造，融合了東方的勤奮與西方的自由思維，打造出台積電這顆半導體產業的明珠。黃仁勳則從小在美國成長，接受美式創新教育，成為全球GPU巨頭NVIDIA的靈魂人物。
這種“台灣啟蒙 + 美國深化”的教育模式，兼顧基礎紮實與思維開放，為台灣人才在國際競爭中奠定堅實基礎。
二、親中“祖國論”的潛在影響
然而，台灣的教育體係並非全然無瑕。尤其在1990年代至21世紀初，一些教材與教育氛圍中仍存有“中華民族一家親”、“祖國統一大業”的親中思潮，這些觀念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部分學生和企業家的認知。
曹興誠便是典型的受此影響的例子。身為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擁有台灣完整教育背景，他的民族認同感使他在2001年選擇在大陸設立和艦科技，試圖以合作共贏推動兩岸產業融合。結果，和艦因被大陸權力機構介入，技術與控製權被奪，企業命運急轉直下。
曹興誠本人後來公開反思，坦言“我當年太天真，輕信了祖國統一的美好願景，低估了中共的掠奪本質。”
值得注意的是，像曹興誠這樣的企業家，成長於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那個時代，雖然官方宣傳堅決反共，但依然強調“中華民國”是整個中國的合法政府，中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祖國。這種“祖國統一”的觀念深植於教育與社會意識中。
因此，許多受那個時代教育影響的台灣人，即便反對共產黨政權，仍然抱有“中華民族一家親”和終極統一的期待。這種認知在實際商業與政治決策中，容易掩蓋中共政權的掠奪本質與極權本質。
今日台灣仍存在不少教育內容隱含“祖國論”殘餘，無論是文化教材對中原曆史的過度強調，還是一些大學教授堂而皇之宣傳“民族複興”的必要性，皆是冷戰遺緒的延續，或是中共認知作戰的潛移默化結果。這種教育，容易讓年輕人對“中華統一”抱持天真幻想，誤以為中共入台後隻會驅逐台獨份子、維持社會秩序——但這種想法忽略了極權製度的本質。
一旦中共成功統治台灣，絕不會容許國民黨、民眾黨這類擁有獨立利益結構的政黨體係繼續存在。更不可能容忍軍公教體係保有組織化影響力。以習近平對待香港的方式為例，從清洗公務員、打壓傳媒到解散反對派，皆是係統性摧毀一切可能形成反抗基礎的力量。在中共邏輯裏，政黨不是治理工具，而是忠誠與服從的象征。即使你曾支持統一，隻要你不聽命於黨中央，也一樣是敵人。
習近平政權並不在乎“國際觀瞻”，他有能力構建一整套內部邏輯自洽的“新話敘事”，封閉信息、扭曲真相，再以此為依據公開反擊國際批評，形成自我催眠般的循環。他不需要你認同，隻要你屈服。
台灣若繼續允許“祖國論”在教育中存在，就是為將來極權入侵鋪設認知地雷。當認同錯亂的青年對侵略者舉白旗、對極權抱幻想時，台灣社會的抵抗力也將隨之崩潰。
三、台美教育差異與思維自由度
對比之下，張忠謀、黃仁勳的美國教育經曆讓他們對極權政權的本質有更清晰認識，避免在決策中陷入民族情感綁架。他們的成長環境賦予他們更強的批判思維和風險意識，能夠在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中保護企業利益不被掠奪。
台灣學生在相對自由的社會中成長，雖有部分政治色彩影響，但總體仍享有思想開放的空間，更容易隨著信息的流動不斷調整認知。
大陸的留學生則麵臨高強度的政治灌輸，帶著被“鎖定”的認知模型進入國際環境，獨立判斷能力受限，容易陷入身份焦慮和認知衝突。
四、警示與未來展望
曹興誠的教訓告誡台灣社會：民族情感不能淩駕於理性判斷和國家安全之上。台灣必須警惕教育中潛藏的親中“祖國論”思想，強化對中共政治本質的揭露與防範。
唯有保持教育的開放與獨立，賦予青年清晰的曆史認知和全球視野，台灣才能避免重蹈覆轍，持續培養更多如張忠謀、黃仁勳般兼具技術實力和戰略眼光的產業巨子。
未來，台灣應繼續深化與美國高等教育和產業的交流合作，強化對兩岸政治風險的認識教育，構築更加堅實的產業與安全防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