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中國乃至世界現代史上的兩個轉折點。
前者可謂共產國際入侵神州大地的開端,後者則標誌著國際共產陣營開始崩潰。
五四狂人(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都崇洋媚外,把自己沒有學通的西方概念“民主”和“科學”以及沒有搞懂的西方理論“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當作大炮摧毀炎黃子孫安身立命的傳統文化。從漢字到古文,從孔子到禮教,從民俗到經典,中華民族世代相傳,與西方文化各成一體的正統文化無一不淪為五四敗家子的攻擊對象。
可喜的是五千年的中華文化既經得起五四狂人的汙蔑誹謗,又經得起共產黨的係統破壞。中共篡奪政權後強迫中華兒女學馬列魯毛,導致幾代中華兒女深受黨文化的毒害,但還是沒能阻止中華英才在反抗中共暴政中回歸正統文化。
越來越多的中華兒女認識到魯迅是公害,所謂的“五四新文化”實乃“五四反文化”,胡適不比魯迅好,隻是比魯迅溫和。據我觀察,推崇魯迅或胡適都還沒有清除五四毒素,比如已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劉曉波(1955-2017)。
我在從各個角度揭示魯迅的危害時,研讀過劉曉波的相關文章,比如〈魯迅的悲劇〉。劉曉波居然在此文中聲稱“我們這個沒有宗教、沒有終極價值關懷的民族,無法給他(魯迅)提供一種更高的甚至絕對的尺度,使生而為人者有一份宗教性的謙卑和敬畏。”中華民族少說也有三大宗教(儒釋道),魯迅自己不僅不信,還要加以詆毀,劉曉波卻倒打一釘耙,把魯迅的罪過算在中華民族的頭上!最不可思議的是,劉曉波在不得不承認魯迅的斑斑劣跡和惡劣影響後卻表示“狂妄必遭天責,這種命運,在狂妄得絕對、卑賤得純粹的漢文化傳統中,連集道義、智慧、深邃和堅韌於一身的魯迅也無力幸免,更何況絕大多數不及魯迅者。”就是說,劉曉波雖然象我一樣相信“狂妄必遭天譴”,卻仍然認為遭到天譴的魯迅“集道義、智慧、深邃和堅韌於一身”,相反倒給傳承敬天畏神重德行善的漢文化傳統扣上“狂妄得絕對、卑賤得純粹”的帽子。簡言之,劉曉波繼承了五四敗家子反中華的衣缽和共產謬論。
所以,2007年在美國聽人讚揚劉曉波時,我不客氣地加以反駁。首先劉曉波對中華文化缺乏起碼的了解,在他的文章中上述五四謬論俯拾即是;其次,他以異議知識分子著稱,卻似乎不知共產黨是打著民主的旗號,實行獨裁的壞東西,否則,他怎麽會撰文讚賞中共筆杆子說〈民主是個好東西〉?諸如此類……
劉曉波確實會寫,他不僅多產,而且也能寫出令我讚歎的語句:“心中沒有超世俗的神聖尺度,沒有對這神聖的真正謙卑和敬畏,我們就會永遠掙紮和沉淪在或苟活在世俗的權力、金錢、地位和名聲的泥潭中。”不過魯迅也寫出了〈紀念劉和珍君〉,這篇迷惑了包括六四一代在內的紅色文宣。
好在身在牆外,可以發掘史料,隻要了解段祺瑞是不可多得的仁人君子,而劉和珍則是上了地下共產黨員當的五四青年以及魯迅及其作品的紅色背景後,就能驚歎魯迅作為五毛鼻祖多麽會煽情。而劉曉波卻說魯迅是我們這個民族“最需要的精神資源”。其實,劉曉波隻是透露了魯迅是他“最需要的精神資源”,因為隻有他才不適應牆外的自由,拒絕在牆外深造,可惜魯迅臆造的“鐵屋子”在共產黨的天下已成為現實,劉曉波一再因言被投入監獄,可惜這似乎無助於他象高智晟一樣看透中共的邪惡本質,否則,他就不該盼望“黨媽媽”為六四平反。2010年以囚徒之身中諾獎後還用答謝辭為共產暴政評功擺好。而我則利用一切機會揭批共產罪行尤其是六四屠殺。
如果說五四狂人及其徒子徒孫淪為共產黨文化的建造者,那麽六四屠殺喚醒的中華兒女必定會埋葬共產黨及其黨文化。
2007年5月13日萊茵河畔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