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樣的聲音，不一般的深刻。
沈從文與汪曾祺這一對師生兼好友和知己間的友誼與默契早已廣為傳頌。正是因為有這樣特殊的關係，汪曾祺關於沈從文的相關言論和評說，如《我的老師沈從文》《沈從文的寂寞——淺談他的散文》《沈從文和他的<邊城>》《又讀<邊城>》《讀<蕭蕭>》《與友人談沈從文》以及《沈從文轉業之謎》《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等，都是非常重要而又為研究者常常征引的文獻。不過，凡事都有百密一疏甚至悖謬的一麵，其中《又讀<邊城>》便是最為明顯的一例。
一
汪曾祺發表於《讀書》1993年第1期的《又讀<邊城>》，在學界二十餘年來的持續熱度關注中，[①]已經奠定了在沈從文研究中的經典文獻地位，但是其中所隱含的問題卻迄今未得到學術清理。
《又讀<邊城>》出了什麽問題呢？文中，汪曾祺這樣寫道：《邊城》發表後“激怒了一些理論批評家，文學史家，因為沈從文沒有按照他們的要求，他們規定的模式寫作”。“第一條罪名是《邊城》沒有寫階級鬥爭，‘掏空了人物的階級屬性’；“第二條罪名，與第一條相關聯，是說《邊城》寫的是一個世外桃源，脫離現實生活”。這段文字直接讓人想起郭沫若等階級文學論者在1948年前後集中發起的對沈從文的批判、1949年後沈從文的自殺以及擱筆轉行到博物館、接連不斷檢討和思想改造等際遇。麵對這樣的不幸遭遇，人們應該為這個著名作家鳴不平。作為沈從文最親近的人之一，汪曾祺自然有責任和義務為師友討公道，《又讀<邊城>》就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誕生的。而文中針對階級論者的批評和指責，更是得到了學者和作家們的認同和聲援[②]。這種反思和叩問曆史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有一個問題需要澄清，即沈從文1948年後開始被集中批判並導致1949年後命運多舛，是基於汪曾祺文中所說的《邊城》“沒有按照他們的要求”、“他們規定的模式”，“沒有寫階級鬥爭”、“掏空了人物的階級屬性”和“寫的是一個世外桃源，脫離現實生活”等問題嗎？
一個較為明顯的事實是，沈從文自入文壇就以創作和評論風格特異相標榜，即在文學創作上基本恪守溫文爾雅的純文學品性，正如研究者所說：“沈從文正是以他湘西‘水之子’的眼睛和尺度，審視生活的一切，既不把‘社會價值’摻進去一絲一毫，也不受現實社會標準的限製和拘束。”[③]這一點在《邊城》《長河》《湘行散記》等名篇中可見一斑。或者如論者所說，沈從文“關於湘西世界的建構，基本是異域‘風情‘和‘風景’的展示，而基本不涉及文化立場和價值判斷”，[④]而《邊城》又是“空明澄澈的典範之作，無論人物精神、山水氣象，還是氛圍情調、情緒人事都給人一種純真素樸，皎然不滓的空明與純淨之感”[⑤]。盡管以郭沫若為首的左翼文人一向不能容納異己，甚至為上位不放過同一陣營中的魯迅、鬱達夫、茅盾等，遑論即將得勢時麵對朱光潛、沈從文、蕭乾等自由派作家，但是從現有可考文獻看，直接針對《邊城》的批判言論確實極罕見。
二
考察曆史可知，直接導致沈從文1948年前後被左翼文化界集中清算的原因，是其鋒芒畢露的文藝批評（含作家論）和時事評論。這一點郭沫若在《斥反動文藝》一文中已說得非常清楚：
他一直是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著。在抗戰初期全民族對日寇爭生死存亡的時候，他高唱著“與抗戰無關”論；在抗戰後期作家們正加強團結，爭取民主的時候，他又喊出“反對作家從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也正是鳳凰毀滅自己，從火裏再生的時候，他又裝起一個悲天憫人的麵孔，諡之為“民族自殺悲劇”，把我國的愛國青年學生斥為“比醉人酒徒還難招架的衝撞大群中小猴兒心性的十萬道童”，而企圖在“報紙副刊”上進行其和革命“遊離”的新第三麵，所謂“第四組織”。（這些話見所作“一種新希望”，登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的《益世報》。）[⑥]
郭沫若在上述例證中，有關沈從文與階級革命文學家間交惡問題已經基本昭示清楚，雖然在展示曆史全貌和評價上有欠公允，但卻沒有對《邊城》的惡評。
為更清晰、全麵、直觀地考察這一問題，不妨簡單回顧一下沈從文在1948年前後因寫作大量時政文章而引發的“交惡戰績”：《作家間需要一種運動》（1936）、《一封信》（1937）、《再談差不多》（1937）等，這些文章意在批評階級文學的公式化、概念化、口號化等問題，即通稱的“反差不多運動”，這一點是郭沫若文中未提及的；《一般或特殊》（1939），意在聲援梁實秋，同時主張作家的“特殊性”文學創作比一般化的戰爭宣傳更重要，即郭沫若文中所說的“與抗戰無關論”，1949年第一次文代會上茅盾《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⑦]中再次予以強調；《文運的重建》（1940）、《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1940）、《“五四”二十一年》（1940）、《文學運動的重造》（1942）等，意在一方麵反對文學與商業資本和政治“結合為一”，並希冀文學從商場和官場解放出來，即郭沫若文中所說的“反對作家從政論”。另一方麵還體現其“文學運動的重造”、“工具的重造”和“民族的重造”的理想，倡導文學上的自由主義等，即為胡繩、茅盾、章漢夫、夏衍等所誤評的“戰國策與法西斯主義”，這一問題直接影響到沈從文被拒於第一次文代會門外[⑧]。
當然，更直接引發沈從文1947年起被楊華、郭沫若、林默涵等左翼文人批判的，是麵對即將打起的國共內戰，作為自由派的沈從文對國共兩黨進行了不偏不倚式的左右開弓。[⑨]其中涉及批判共產黨和左翼文藝這方麵的言論如《學者在北平：沈從文》（1946），意在批評郭沫若“飛莫斯科”，鳳子“穿的花紅柳綠跑到蘇聯大使館去朗誦詩”，丁玲“到鐵礦上去體驗工人生活，寫了文章還要請工人糾正”，何其芳、李辰冬和光未然等“隨了政治跑”[⑩]；《〈文學周刊〉編者言》（1946）、《從現實學習》（1946）等文，意在批評作家熱衷參與政治活動，批評國、共雙方“用武力推銷主義寄食於上層統治的人物”，把內戰比作“玩火”，是“燒死他人時也同時焚毀了自己”，最後“都會變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婦孤兒”，是一場“民族自殺的悲劇”[11]；《五四》（1947）、《一種新希望》（1947），意在反對“用集團屠殺方式”打內戰，主張“用愛與合作來代替仇恨”，提出“政治上第三方麵的嚐試”和“第四組織的孕育”，主張通過“學術獨立”來消除受鼓動的青年學生的“猴兒性”心理，以“重造這個國家”，[12]即如郭沫若文中的“第四組織”論。
至於郭沫若在文中批評沈從文“作文字上的裸體畫”、“寫文字上的春宮”，是“看雲摘星的風流小生”，“存心要做一個摩登文素臣”的“桃紅色作家”，確實是因為沈從文的創作，不過這個創作僅特指他西南聯大時期因為個人感情的經曆而進行現代派文藝探索而寫作的《看虹錄》《摘星錄》，因為這兩部集子收錄的作品涉及了性描寫，所以才被說成“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了人們的鬥爭情緒”，但這樣的批評也僅是針對《看虹錄》《摘星錄》而沒有染指《邊城》。
當然，郭沫若對於沈從文的批判不單是公仇，還有私怨。即沈從文在1930年所作的《論郭沫若》中毫不客氣地指責說：“郭沫若可以說是一個詩人，……但是，創作（意指小說——引者注）是失敗了”，他的筆“奔放到不能節製”，“不能節製的結果是廢話”，“看他的小說，在文字上我們得不到什麽東西”。文章最後總結說：“讓我們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詩人上、煽動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在小說方麵，他應該放棄他那地位，因為那不是他發展天才的處所。”[13]隨後，他還在《論中國創作小說》《“文藝政策”探討》等文中指名道姓地對郭沫若進行批評。對於沈從文的“挑釁”，郭沫若在回國後不久便有所回應，從1938年起先後在《抗戰與文化問題》《對於文化人的希望》《抗戰以來的文藝思潮》《新文藝的使命——紀念文協五周年》《洪波曲》《新繆斯九神禮讚》《拙劣的犯罪》以及《斥反動文藝》等文中，或影射或點名地予以了反擊，而且在“文協”改選時還把沈從文從這個組織的理事會名單中鉤掉了[14]。這些都是學界所熟知的，不必一一細說。
綜上可見，郭沫若等左翼文人們的“憤怒”主要源於沈從文率性的、口無遮攔的自由派言論，即他秉持思想自由、獨立思考和批評立場，對郭沫若等階級革命作家及其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創作主張、階級革命行為、1940年代中國政治走向和國共內戰等作出批判，與《邊城》那樣的純文學創作沒有任何關係。
三
還是回到《又讀<邊城>》。汪曾祺在文中說，《邊城》在發表後遭到一些理論家和文學史家的批評後，沈從文作了挑戰性的答複：
你們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淚”，且要求一個作品具體表現這些東西到故事發展上，人物言語上，甚至一本書的封麵上，目錄上。你們要的事多容易辦！可是我不能給你們這個。我存心放棄你們……[15]
對於從事現代文學研究的人來說，幾乎不用翻查《沈從文全集》便可知，所謂沈從文上述回應的文字來自其1936年1月1日發表（顯然寫作時間還要更早——筆者注）在《國聞周報》上的《習作選集代序》。
閱讀《習作選集代序》可知，該作顯然是沈從文有感而發，即如文章開首所說：“先生，真虧你們的耐心和寬容，許我在這十年中一本書接一本書印出來。……不過我雖然寫了許多東西，我猜想你們從這兒得不到什麽好處。你們目前所需要的或者我竟完全沒有。過去一時有個書評家稱呼我為‘空虛的作家’，實代表了你們一部分人的意見。”沈從文這番話當然是意在借《習作選集》出版之際回應此前的各種批評，但是他卻在“兩年前，我常見有人在報章雜誌上寫論文和雜感，針對著‘民族文學’問題‘農民’文學問題，而有所討論。討論不完，補充辱罵”一段文字後，引出了《邊城》，並在紹介內容和抒發自己審美追求後評述道：“這作品從一般讀者印象上找答案，我知道沒有人把它看成載道作品，也沒有人覺得還是民族文學，也沒有人認為是農民文學。我本來就隻求效果，不問名義；效果得到，我的事就完了。”雖然沈從文意在說明自己創作《邊城》依然脫離文壇“主流”，並以《邊城》的創作和發表來回應此前的那些批評，但是因為在沒有分段或做明顯提示的情況下，沈從文緊接著以這樣一段話相銜接：“不過這本書一到了批評家手中，就有了花樣。一個說‘這是過去的世界，不是我們的世界，我們不要’。一個卻說‘這作品沒有思想，我們不要’。很湊巧，恰好這兩個批評家一個屬於民族文學派，一個屬於對立那一派。”並在“隻是可惜你們大多數即不被批評家把眼睛蒙住，另一時卻早被理論家把興味凝固了”一句話後，寫下前文中“你們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淚’……”[16]這樣混亂的表述難免給人一種錯覺，即以為《邊城》等作品都遭受過思想空虛、不關注現實之類的批評。身為作家的汪曾祺，便在一時大意或沒有認真鑽研的前提下，結合1948、1949年後沈從文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曆史，想當然地升華並曲解地得出結論，說《邊城》如何“激怒了理論批評家，文學史家”，如何“沒有寫階級鬥爭”、“脫離現實生活”等。
可以說，是沈從文在表述上的漫不經心和模模糊糊，讓汪曾祺等誤以為那些關涉“思想”、“血淚”的諸多批評都是針對《邊城》而發，卻不曉得這樣的階級論批評文字恰恰不是基於《邊城》，而是另有所指。
其實，判斷汪曾祺等人誤入歧途與否，閱讀沈從文的《<邊城>題記》即可以確認：
照目前風氣說來，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及大多數讀者，對於這種作品是極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給人中國不需要這類作品，後者“太擔心落伍”，目前也不願意讀這類作品。……我有句話想說：“我這本書不是為這種多數人而寫的。”……正因為關心讀者大眾，不是便有許多人，據說是為讀者大眾，永遠如陀螺在那裏轉變嗎？這本書的出版，即或並不為領導多數的理論家與批評家所棄，被領導的多數讀者又並不完全放棄它，但本書作者，卻早已存心把這個“多數”放棄了。[17]
顯然，此段文字與《習作選集代序》一樣，都是針對某種批評聲音而發。權且先不論文章針對哪種批評聲音而發，就是在寫作時間上，也可以判斷出，所謂批評是先於《邊城》發表之前就已存在，而不是《邊城》誕生後才出現的。僅此就可以判斷，包括《習作選集代序》，沈從文所做的回應不是基於對《邊城》的批評，而是針對此前那些更早的小說的批評聲音。
當然，這其中可能產生問題的地方就在於，是沈從文預設了持階級文學理論的批評家，麵對與自己以往創作風格和審美取向相近的《邊城》，必然會做出已往那樣的批評解讀，所以才在《<邊城>題記》、《習作選集代序》中刻意以《邊城》為例說事。盡管沈從文這樣的預期在情理上有著諸多的可能，甚或近於理性的判斷，但客觀結果卻是，對《邊城》所謂的預期性的批評並不存在，汪曾祺等人實在是太想當然了。
四
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不妨再進行如下考證：即從《邊城》發表至《習作選集代序》發表這一段時間內，是否有如汪曾祺所例舉的階級文學論的批評文字？根據筆者考察，在1934-1936年間，針對沈從文文學作品和創作的幾乎全部批評文章——而非時論等其他文章——中，涉及《邊城》的隻有4篇，即汪偉發表於1934年6月7日《北平晨報•學園》的《讀<邊城>》、羅曼發表於1934年12月16日《北辰報•星海》的《讀過了<邊城>》、汪馥泉和王集叢發表於1935年1月《讀書顧問》第四期的《一年來的中國小說（談沈從文的《邊城》）、劉西渭發表於1935年6月《文學季刊》第2卷3期的《<邊城>與<八駿圖>》，而這4篇文章的作者當時都沒有左翼或革命作家的意識形態背景，自然不會存在上述文中所列的批評文字。
具有左翼背景且又針對具體作品批評的包括侍桁刊發於1934年5月31日《中央日報》上的《故事的複製——評沈從文著<月下小景>》、賀玉波刊發於上海大光書局1936年版的《中國現代作家論》第二卷中的《沈從文的作品評判》，但這幾篇帶有指責性的批評文章卻又隻字未提《邊城》。至於蘇雪林刊發於1934年9月《文學》第3卷第3期上的《沈從文論》、李同愈刊發於1935年4月10日《新中華》第3卷第7期上的《沈從文的短篇小說》、畢樹棠刊發於1936年2月《宇宙風》第1卷第10期上的《從文自傳》、李影心刊發於1936年5月18日《國聞周報》第12卷第19期上的《評<八駿圖>》等批評文章，則都屬於純文學批評，與《邊城》也都全然不搭界，自然更不在考慮之列。
如果不是筆者和眾多沈從文研究名家、史料專家孤陋寡聞的話，這期間公開發表的有關沈從文批評文章——不包括有關沈從文發起和參與的“京派與海派”之爭、“反差不多運動”等文壇之爭且與《邊城》不相關的文章——幾乎都在這裏了，但汪曾祺等人的文中所開列的針對《邊城》的那些帶有階級論色彩的批評文字卻不見影蹤。
為了更切實、充分和客觀地再現當時的曆史現場，以還原沈從文在《<邊城>題記》、《習作選集代序》中的辯解與反批評情境，不妨再更深入探究一下，究竟是什麽樣的批評文字那樣令沈從文反感？
通過考察可知，這其中的淵源包括：韓侍桁在《一個空虛的作者——評沈從文先生及其作品》中評介沈從文是一個“低級的趣味的作者”，“他的文字變得越來越輕飄，他的內容變得越來越空虛”，“他所寫的材料無論描寫得多麽細致，對於社會的進展與對於個人在社會上的責任的認識，毫無啟示的；並且就是從美的觀點看，它們也不能發展出美的外形或給讀者以美的感覺”。所以，自己“不但厭惡他作品中的人物，而甚至對於那作者的本身發生反感，唾棄這位作者的創造的態度”。[18]呂慈在《論沈從文》中指責沈從文“為什麽不能走到如他的朋友胡也頻君等的一步”，其“階級性的估定，是梁實秋教授口裏的那一類有出息的人。就是那類從地底下翻精鬥到天堂上的幸運者。不過，一個是精光的勞動者一個是小資產的知識階級罷了”。[19]賀玉波在長文《沈從文的作品評判》中批評說：“沈從文的作品大都是空洞無物的，不外是些片斷的影片和瑣碎的生活記錄罷了。思想呢，是說不上的；縱然有點，也不過是雞零狗碎，混亂得成一團糟！至於技巧呢，也是同樣說不上。”“總之，沈從文是個沒有思想的作家，在他的作品裏隻含有一點淺薄的低級的趣味。如果我們要讚美他的話，那麽，就贈給‘一個趣味文學作家’的頭銜吧。反而言之，他就免不掉要受‘一個空虛的作家’的指摘！”[20]凡容在《沈從文的<貴生>》中寫道：“沒有勇氣正視現實的人，必然不能表現現實。這種人，即使做買賣、當兵，也必然要虧本、打敗仗，何況當藝術家或‘藝術家的小說家’。凡是藝術家……必須有一副藝術家應有的正視現實的膽量和一顆藝術家應有的決不歪曲或粉飾現實的良心，否則，即使你以藝術家自命，也決不會被讀者承認；在讀者的眼中，他隻是一個，客氣點說：一個文字的魔術師，不客氣地說：一個掛著藝術招牌的騙子而已。”[21]閱讀上述似曾相識的批評文字，應該能夠感受得到，沈從文何以在《<邊城>題記》、《習作選集代序》中寫下那樣一番有針對性的辯駁文字了。或者說，正是這些階級論者的刻薄文字惹怒了沈從文。
有一點需要明確，那就是沈從文雖然沒有直接為《邊城》而辯，但在文學創作理想方麵，《邊城》與前期被批的小說是作為一個整體麵貌出現的。或者也可以這樣說，沈從文盡管沒有因為《邊城》被批而激烈反彈，但是他那番回應此前階級論者的激憤文字，同樣適用於《邊城》。在這個意義上說，汪曾祺所犯的錯誤，因為具有一定的迷惑和隱蔽性而顯得不那麽低級。
可以說，在沈從文1949年後被埋沒的曆史背景下，作為其入室弟子的汪曾祺對《邊城》做出那種去階級化的闡釋雖在情理之中，但無論在時間點上還是學理層麵上，都是站不住腳的。而且，如果回到曆史現場，即在1930、1940年代的中國，階級論文藝家的批評雖然在聲勢和氣勢上曾有一時占據上風或賺取吆喝的態勢，但他們那時並不操生殺大權，於沈從文的創作和生活自然無任何實質上的影響。汪曾祺寫作《又讀<邊城>》一文，其意是很明顯的，無非是要恢複沈從文及《邊城》在文壇和曆史上的公正地位。這樣的用心良苦可以理解，但是非常隨意甚至錯誤地選擇了《邊城》這一並不適合言說的對象，以致誤入歧途造成誤讀誤用、以訛傳訛的結果是令人遺憾的。
過往文章：
[①] 關於《又讀<邊城>》的引用，2000年以來重要的文章包括石國慶的《<邊城>美學意蘊新論》（《深圳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寧淑華的《邊緣與中心的對視與交響——沈從文<邊城>與張愛玲<金鎖記>比較分析》（《求索》，2004年第2期）、李新民的《“身份”危機與民族寓言——全球化語境下重讀<邊城>》（《小說評論》，2007年第3期）、李遇春的《沈從文的懷舊詩》（《名作欣賞》，2009年第2期）、楊愛芹的《論<邊城>中的黃昏意象》（《名作欣賞》，2009年第7期）、郜元寶的《汪曾祺論》（《文藝爭鳴》，2009年第8期）、龍仙豔的《誰是沈從文的理想讀者？——以湘西作品的接受為例》（《民族文學研究》，2012年第1期）、何平《從“村落”到“文學的村落”——論<香火>兼及<赤腳醫生萬泉和>》（《當代作家評論》，2012年第3期）、趙學勇的《人性的建構與解構——沈從文與張愛玲比較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9期）等。
[②] 徐岱：《文學的“看法”與“見識”——對一種“批評理論”的批評》，《福建論壇》，2003年第3期；祝勇：《出走與歸來》，《書屋》，2009年第6期；祝勇：《中國文學中的曆史時間——以沈從文、魯迅為例》，《名作欣賞》，2011年第1期；胡曉：《<邊城>：一曲美麗而哀愁的牧歌》，《安徽文學》（下），2013年第2期。
[③] 李曉箏：《水世界與水情懷——沈從文作品中的水意象探析》，《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
[④] 淩雲嵐：《“去鄉”與“返鄉”：沈從文地域文化觀的建構》，《湘潭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
[⑤] 龍永幹、淩宇：《會通與融攝：論沈從文與佛家文化》，《湘潭大學學報》，2012年第9期。
[⑥] 《斥反動文藝》，《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香港生活書店1948年版，第19頁。
[⑦] 《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新華書店1950年，第56-57頁。
[⑧] 李輝：《與夏衍談周揚》，《往事蒼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240-242頁。
[⑨] 楊華：《論沈從文的<從現實學習>》，《文萃》，1947年1月1日；郭沫若：《拙劣的犯罪》，《文匯報》，1947年1月27日；默涵：《“清高”和“寂寞”》，《新華日報》，1947年2月22日。
[⑩] 《益世報》（天津），1946年10月23日。
[11] 《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頁。
[12] 《沈從文全集》第14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頁。
[13] 《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160頁。
[14] 《施蟄存的一封信》，《文匯讀書周報》，1992年11月21日。
[15] 《讀書》，1993年第1期。
[16] 《習作選集代序》，《國聞周報》，1936年1月1日。
[17] 《<邊城>題記》，上海生活書店1934年版。
[18] 《文學與生活》，第1卷第1期，1931年3月1日。
[19] 《濁流》，第三期，1931年5月。
[20] 劉洪濤、楊瑞仁編:《沈從文研究資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4、252 頁。
[21] 《中流》第2卷第7期，1937年5月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