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民主體製在“新冷戰”中的失敗

秦暉：民主體製在“新冷戰”中的失敗——2024-2025年與各國學者的談話

本文選自秦暉著、鹿津出版社出品《拯救德先生》一書，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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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著《拯救德先生：直麵第三波民主潮的逆轉 （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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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著《拯救德先生：直麵第三波民主潮的逆轉 （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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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18日六本木俱樂部

17年前我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期間講過一個“昂納克寓言”：東德獨裁者昂納克在鎮壓民主、鞏固柏林牆的情況下引進市場經濟，與西德搞經濟一體化，結果西德的資本全都跑到東邊投資圈地，和當地官商一起搞血汗工廠，生產巨量商品反過來覆蓋西德市場。於是東德產生經濟奇跡，而西德經濟空心，福利崩潰，勞工失業，社會危機爆發，最後是東德統一了西德。

當時西德聽眾都覺得這“昂納克寓言”不過是海外奇談。我說確實這在德國隻是寓言，但在全球正在變成現實，20年後大家看，是不是這樣？

今天西方世界還在討論是否出現了“新冷戰”，其實中共與西方之間在全球化平台上“昂納克寓言”式的新冷戰早已進行了20多年，而且西方輸得很慘。其後果就是如今“新熱戰”的危險也越來越近。看看烏克蘭、中東、台海、朝鮮吧！

何為“冷戰”？第一它不僅是國與國之戰，而且主要是製度與製度之“戰”；第二它“冷”，主要是和平演變而不是真打仗。由此看來，“新冷戰”比過去的美蘇冷戰不僅更“冷”，而且更“戰”。為何更冷？因為當年蘇聯是沒法對西方搞“和平演變”的，要輸出製度，隻能搞暴力的“世界革命”。當年蘇聯東歐沒有與西方搞全球化，他們人權再低也不會影響西方。蘇聯、中國餓死幾千萬人，西方工人照樣享有高福利、強工會。但今天不同，中國的“低人權優勢”直接對西方構成“和平演變”。如果隻有市場全球化而不講人權全球化，就隻能“劣幣驅逐良幣”。所謂移民問題、川普現象，其實隻是冰山一角。因為貿易本身在邏輯上與移民等價。在全球貿易中，西方的工會工人要與中國的“農民工”競爭，如果他們不能把中國的農民工變成西方式的高人權勞工，那麽中共就會把西方工人變成中國式的農民工！

但西方在與中共的“新冷戰”中失敗而不自覺，因為他們總覺得“製度與製度的衝突”隻發生在所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你說有“新冷戰”，就得證明中國還是“社會主義”。而看到中國搞“市場經濟”了，就認為不會有冷戰，隻會有“重商主義的貿易博弈”。2001年前西方，主要是美國與中共長達16年的“入世談判”，現在看來就是個笑話。當時美國完全把中國當作歐洲、日本那樣的“重商主義”對手，對中國主要的要求就是不讓中國對農民進行會“扭曲價格”的“高補貼”！其實當年中共對農民一直是進行高剝奪，而根本沒有所謂的補貼，更何談高補貼？但美國人就是隻懂得“高補貼會扭曲價格”，他們似乎完全不懂得高剝奪更會扭曲價格！在所謂貿易與人權脫鉤的神話下，西方人根本不談中國的剝奪農民（其實就是經濟上的低人權），隻要不補貼農民就好。我當時就講，如果這樣，紅色高棉難道不比中共更符合入世條件嗎？

其實所謂冷戰，就是民主、人權與極權製度之戰。即便在當年，“民主社會主義”也沒有對西方形成過威脅。而極權主義就不能搞市場經濟嗎？當年我講“昂納克寓言”時就對德國人說：你們難道連納粹都忘記了？納粹就不搞市場經濟？

世貿談判中，美國主張自由貿易，而歐洲、日本要保護農民（現在反過來了，川普的美國要搞關稅壁壘，而歐洲反倒主張自由貿易）。他們總把中國也看作是其中的一方。西方左派總擔心中國屈服於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而右派就害怕中國優待農民。結果是中國把雙方都耍了：今天靠“低人權優勢”崛起的中國，已經逼迫西方的右派放棄了貿易自由，逼迫西方的左派降低福利標準，而這僅僅是開始。

意識到危險的西方，主要是美國，如今開始講“脫鉤”。而今天的中國當局似乎也在背叛鄧小平路線走回頭路。但是過去那種荒誕的遊戲並不會因此結束。僅僅由於就業危機，我認為現在當局的所謂回頭路，至少在經濟上就不會回到毛澤東。中國的國有企業都是資本密集型的，可以壟斷經濟，但容納不了就業，在這一點上，當年就不如蘇聯。毛澤東時代的國企當時連隻占總人口不到20%的城市就業都安排不了，不得不讓城市青年“上山下鄉”。現在城市人口比例已經超過一半，沒有私人經濟你能讓幾億人下鄉？現在又沒有人民公社了，把幾億人趕下鄉、搶農民的土地，那不是找死嗎？

所以無論上頭怎麽想，“極左”的毛時代肯定回不去了。但很可能通向“極右”——極權民族主義。反共的普京、禁讀馬克思的金正恩與我們現在的當局在這一點上越來越相似。而西方卻越來越類似於張伯倫、達拉第那個時代。

另一方麵，美國的“脫鉤”在全球化的今天根本無法實現，即便當年，冷戰時西方與蘇聯的脫鉤也必須有個巴黎統籌委員會機製（以下簡稱“巴統”）。那時國有製的蘇聯不可能吸引外資，但戰前西方資本家一窩蜂地爭相把最好的產能賣給蘇聯而且競相殺價讓斯大林撿便宜。大家都記得吧？冷戰後沒有再重演這一幕，是因為有了個“巴統”限製著，今天沒有這種限製，像一大幫西方高鐵商人競相廉價向劉誌軍（中國鐵道部長）送技術的一幕又再現了。不讓投資，那就送技術，西方的大公司經理經常這樣見利忘義、鼠目寸光。而極權體製的國家壟斷市場不利於自己創新，但與發達國家搞市場一體化以後卻有利於讓別人送上創新（所謂的技術換市場）。當年蘇聯在第一次工業化時能夠彎道超車就是靠的這個。而冷戰時代在第二次工業化時蘇聯就做不到，那就是因為有了“巴統”。但這樣的“脫鉤”是要有大量盟友一起合作的。今天西方能夠設想這種機製嗎？尤其是川普那種做法幾乎把朋友都得罪光了！

今天的中國內部危機重重，但是西方其實也是如此，哪邊的危機先暴發，決定了人類的未來。

那麽，西方今天能夠做什麽？

第一，克服民主國家根深蒂固的綏靖主義，隻有這樣才能避免極權主義得寸進尺，把新冷戰變成新熱戰。

第二，經濟全球化中必須講人權，人權不僅僅涉及幾個異見人士，強征強拆、歧視農民工難道不“扭曲價格”，難道不該進入貿易博弈？當年西方與南非的貿易關係中是怎麽搞“沙利文原則”、堅持人權底線的，難道忘了嗎？

第三，國際關係理論不能隻講國與國的博弈，不講“製與製的博弈”。因為新冷戰的本質就是後者，無視後者，就根本不能適應這個時代。

第四，最後在對華關係上，一定要把中共當局與中國人，甚至一般中共黨員分開。要知道中共是沒有自願退黨機製的，多達一億的中共普通黨員並非西方的敵人，區別對待至少應該以一定的官職為界，對一般中國人就更是如此。現在海外華人普遍擔心中西關係的惡化會導致排華，西方應該打消這種擔心。尤其對與當局無關的民間資本，中國正在封堵其外逃，而西方也對之排斥，我覺得是應該反思的。“昂納克寓言”講的是東德吸引資本輸出商品，中國的資本外逃不恰恰是對此的破解嗎？

 

 

2025年2月7日東京大學駒場：高技術條件下的低人權優勢

最近這個月，DeepSeek在中美兩國乃至世界都掀起了大波。一方麵，疫情以來的經濟蕭條和俄烏戰爭頭一年的俄國挫敗引起的唱衰獨裁幾乎一掃而空。經濟上關於中國在尖端領域全麵超越美國和國際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民主世界將要敗在獨裁者手下的說法四處彌漫。我即將出版的《拯救德先生》一書收錄的是20多年來，具體說是中國入世以來，我對民主製度前途的一些擔心。

不過這個場合我想先就這個話題講幾句。我不是AI行家，網上關於是原創還是模仿、是技術文明的突破還是洗腦手段升級的爭論，我也沒法置評。但是DeepSeek的價格低廉和算力強大是無可否認的。中國何以能做到？其實五年前我就引用過中國一位官方經濟學家的話：“中國對個人隱私的保護相對較弱,某些方麵給中國AI技術發展提供了優勢。對技術公司來說,仍要有畏懼感,提防一個利維坦式國家的出現。”[1]我當時指出：這種低隱私權優勢正是 “低人權優勢”的一個部分。

我和這位學者相識幾十年，他過去自稱“首先是民族主義者，但也是自由主義者”，在2019年的這段話中他一方麵對中國的優勢很自豪，但另一方麵也對“利維坦式國家的出現”表示了擔憂。然而，僅僅兩年後，2021年這位學者在另一個場合再次表示“中國在AI領域優勢非常大，因為對隱私的保護程度比較低”，但這時他已經不再擔憂低人權，為什麽？他說已經習慣了：“三四年前你被‘刷臉’（按：強製性人臉識別，疫情三年間中國這項技術已經極度普及）非常不舒服，現在你這張臉已經被刷了一千次了，當然你不在乎”。這位朋友現在已經不再自稱自由主義者，而是躊躇滿誌：“未來十年中國可以再贏美國一次”。[2]

這位學者那時也沒有想到DeepSeek，他直接談論的是基於人臉識別的“雲計算”能力。但本質上，包括DeepSeek在內的AI技術都是如此：與通常的IT技術隻能根據人設計的程序處理海量數據不同，AI已經可以依據高出若幹數量級的大數據自己進行“學習”、自行設計程序、作出不依賴“碳基人”智力的決策。人臉識別的理論和基礎技術來自美國，硬件設備和基礎軟件其實也是美國人發明的。但是現在，中國的人臉識別精確度，據我所知已經遠超美國。對此，一些隻有商業思維的美國人譴責中國“剽竊”他們的技術，侵犯了知識產權。這可能是有道理的，但真正的問題在於：本來就擁有這些技術的美國，為什麽就搞不過中國？

其實道理很簡單：提高人臉識別的精度，關鍵的門檻並非硬件的升級和程序的編製，甚至都不在於提高數據處理速度。因為AI所謂的算力已經不是單純的計算速度問題，而是一種“學習”力。隻有不受限製地識別十幾億張臉，甚至同樣的一張臉被不受限製地識別上千次，識別的精度才會在高強度的學習中不斷提高。但是發達民主國家的人權保障製度，能允許AI智能設備有這樣的學習機會嗎？就像智商再高的人，不上學他能成為專家？再尖端的設備，沒有學習機會能夠提高精度？

更早幾年，中國另一位官方學者（《超限戰》作者之一）曾經如此解釋中國的高鐵優勢：“一個大的時代正在到來。但這並不是由中國的崛起帶來的，恰恰相反是美國科技創新帶來的。然而，美國創造的互聯網時代，自己並不適應……高鐵就是鋼鐵、水泥加互聯網，減去‘自由和人權’，美國前三樣都比中國早且強，但做不到後者。互聯網製造業要強化征地拆遷，消除個人隱私。而中國人把產權和隱私權都‘讓渡給了國家’。”[3]美國人不肯，所以他們當然輸掉了競爭。更有意思的是這位作者還如此比喻：人權就像文明人要穿衣服，他們看不穿衣服的野蠻人是怪物。可是現在我們都習慣不穿衣服了，那穿衣服的不就成了怪物了嗎？看這話說的，這不等於承認這種低人權優勢就是要導向野蠻嗎？

但你可以反感，這邏輯卻是實在的。再早時我曾有個更典型的例子，這就是中國的器官移植產業。

實用器官移植在中國完全是引進的技術。盡管中國很早就曾廣泛宣傳自己的研究性移植成就，但並不實用。以肝移植為例，中國第一例肝移植手術是由上海瑞金醫院林言箴教授於1977年主刀。此後6年，中國共做了57例肝移植，但效果不好，絕大部分病人術後死亡。

中國肝移植高潮是由1993年一批從國外學成歸來的中青年醫生創造的。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創始人、天津第一中心醫院副院長沈中陽1994年5月從日本留學回來，完成該院首例肝髒移植手術。“當時沈教授計劃用3－5年的時間，完成5至8例肝移植。” 而後來器官移植發展速度遠遠超出所有人的期望。1998年沈中陽帶著移植學部從醫院“分家”出來，當時許多醫生還擔心丟了“鐵飯碗”。但肝移植業務卻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僅1999年就完成肝髒移植24例，2000年達到78例，2003年完成356例。在2004年，他們共完成肝髒移植507例，打破美國匹茲堡大學器官移植中心保持的世界肝移植例數最多的紀錄。算上腎移植的368例，已更名為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移植學部成為亞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在2005年和2006年，肝移植的數量更是超過了600例。這家器官移植機構國外患者比例超過國內患者。2004年該院進行的507例肝髒移植中，韓國人占37％，其他外國人占16％，國外患者比例超過53％。從2002年開始，該中心收治韓國患者已超過500人。

東方器官移植中心隻是中國器官移植業高速發展的一個縮影。中國入世以來，很多器官移植技術的先進國、中國輸入技術來源國都有大量病人因為本國供體不足而轉到中國來尋求器官。例如心髒移植技術號稱尖端的以色列，每年30例心髒移植，有10例在中國進行；過去五年間至少有200名以色列人在中國接受了腎髒移植。因為中國器官移植規模的快速發展，且器官供應量大、手術費用相對較低，迅速吸引了韓國、中東一些國家、美國、日本、以色列等地的病人到中國進行“器官移植旅遊”。在2007年，中國共有600多家醫院、1700個醫生開展收費器官移植。而同年美國僅有100家醫院做肝移植，腎移植的醫院也不過200家。而且每家醫院的手術量也是中國更多。“在美國，肝移植平均等待時間為12個月，到中國肝移植等待時間為一個月，而且有充足的肝源供體。”首先開發腎移植手術的美國，1993-2002的十年間，手術量年均增長僅4%，而中國同期卻高達14%。由於輿論質疑，中國2007年起幾次“叫停器官移植旅遊”，在2007、2020年先後重申“摘取未滿18歲公民活體器官將追究刑責”，但器官移植的高速發展仍然刹不住車。

然而盡管1993年以來，由於引進技術突破、海歸新生力量加入，中國的器官移植手術突飛猛進，但是中國內地肝髒移植方麵的臨床實踐和研究成果，始終無法出現在國際頂級醫學期刊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論文作者無法說明供體的來源。迄今為止，中國公民器官捐獻還是非常落後的。公民誌願捐獻器官的比例，美國高達35%，中國還不到2%。那麽如此多的供體從哪裏來？國外法輪功等反對派經常宣稱其成員被活摘器官，人們可以不信這種宣傳，但即便並非來自反對派，來自“捐獻以外”的比例之高卻是無可置疑。2005年7月，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世界肝髒移植大會上首次表示，目前中國多數移植器官來自死刑犯。他同時表示，中國政府將鼓勵親體和活體提供器官。“黃潔夫的發言引起轟動，也得到了國際器官移植學術界的高度認同。”

顯然，“捐獻以外”的供體來源之多，就是低人權優勢推動這個行業高速發展的證明，美國等發達國家技術再先進，器官捐獻再發達，能勝過中國的這種優勢嗎？

其實不止器官移植，很多人體生物技術的發展和產業開發也與這種“優勢”有關。一個極端的反麵典型是當年日本的“731部隊”，在二戰時期的軍國主義製度下，醫學專家石井四郎、北野政次帶領的高技術團隊通過極度反人權無人性的殘忍人體實驗獲取了大量“成果”，以至於戰後其成員，包括石井、北野都以交出這些“成果”為條件被美國、蘇聯等戰勝國寬待甚至赦免。他們戰後仍然作為高水平專家活躍於醫學界，北野創辦的“綠十字公司”曾是日本“首屈一指”的醫藥企業。如此滔天罪行而逃脫懲罰，據說就是因為美國專家認為他們獲得的“成果”是“我們因有禁忌不能做這種實驗，而永遠不能取得”的。事實上，這也就是低人權優勢的另一種說法。

總之，我在20年前提出全球經濟一體化中低人權國家由於可以利用發達國家的創新和市場，取得競爭優勢，同時形成一種前所未有的“和平演變”態勢：如果發達國家不能影響極權國家，使其低人權“農民工”向發達國家的高人權工人看齊，那麽中國的農民工就將影響發達民主國家，迫使其高人權工人向“農民工”看齊。很多人對此不以為然，以為低人權不過就是低工資苦力而已，隨著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高峰過去，中國的低人權優勢將不複存在。現在看來根本不是這樣。實際上，所謂低人權優勢，就是不擇手段的優勢，它不僅在農業、製造業中存在，在高新技術領域同樣存在。在創新轉移因市場一體化而空前加快的情況下，如果其他條件相當（技術上不存在代差），則不擇手段的一方將打敗因更加文明而手段嚴重受限的一方，迫使其改變遊戲規則，也變成低人權國家。

“新冷戰”的陣營似乎比舊冷戰更加簡單化：傳統意識形態包裝褪色，伊朗和哈馬斯的緊密結合已經打破了伊斯蘭傳統中什葉派與遜尼派的界限，號稱共產主義的中國，卻力挺極端反共而無比親沙皇的普京。與舊冷戰時中蘇都支持共產極權左派專製，卻至少還對抗反共極權、極右專製不同，如今中國官媒眼裏隻要是民主競選、哪怕是把共產黨選上台的民主（如尼泊爾）也是“西方陰謀”，而隻要專製獨裁，哪怕把共產黨人殺光了（如伊朗和阿富汗塔利班，以及緬甸的反共軍人政權）隻要不殺到自己頭上，那也是抵抗“西方價值觀”的壯舉。

但這卻把西方思想界搞糊塗了：否認“新冷戰”的人，以為對方不是“社會主義”就不會有冷戰，而強調“新冷戰”的人，仍然把對手當成了“社會主義者”。

誠然，無論新舊，“冷戰”的確都是製度碰撞，它不同於曆史上“五霸七雄”式的純粹同質性霸權博弈，也不同於十字軍式的宗教戰爭或“文明衝突”，倒確實有點像曆史上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修昔底德曾明確指出：“整個希臘世界都受到波動，因為每個國家都有敵對的黨派，民主黨的領袖們設法求助於雅典人，而貴族黨的領袖們則設求助於斯巴達人。”[4] 顯然，阿裏森恐怕根本沒有認真讀過修昔底德的書，他的“陷阱”論根本就是不符合常識的。

顯然，如今國際政治學界中那種隻講“國與國”的博弈，不講“製與製”的博弈，如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之說，肯定是糊塗之論。但另一方麵，舊冷戰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中蘇詞匯）或“極權主義”與“自由世界”（西方詞匯）都已過時，如今我們如果分析“新冷戰”的話，該如何判斷雙方是什麽“製度”？我覺得這確實是個“學術前沿”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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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姚洋：中國的低隱私保護狀態給AI發展提供了優勢，2019-11-09 16:46 https://video.caixin.com/m/2019-11-09/101481276.html

[2] https://finance.sina.com.cn/meeting/2021-06-09/doc-ikqcfnca0077624.shtml?cre=tianyi&mod=pcpager_fintoutiao&loc=15&r=0&rfunc=6&tj=cxvertical_pc_pager_spt&tr=174

【1】喬良：美國的衰落與中國無關，是他們自己無法適應新時代！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QoofjzOgOk

[4]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謝德風譯，商務印書館1960版，2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