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最新文章：“低人權優勢”、關稅萬能與全球民主危機

秦暉最新文章：“低人權優勢”、關稅萬能與全球民主危機

  
一個多世紀以前，陳獨秀先生感於“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為弱病的中國請來了兩位救命大夫:“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

而事實上，國人認識“賽先生”比較晚，對“德先生”卻是仰慕已久了。早在國門初開的19世紀中葉，初見西洋的國人最為豔羨的，並不是西方的“船堅炮利”或“奇技淫巧”，而是他們的“推舉之法，天下為公”，“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所用必皆賢能，臣民一有不愜，即不得安其位。”早在陳獨秀宣傳“德先生”之幾十年前，這些國人已經知道這叫“民主”（不是“為民做主”）。而且早在那時，凡是見過、乃至僅僅聽聞過這種政治的人們中，民主是個好東西已經幾乎被公認。無論戰場上互殺的“粵匪”還是清臣，官場上敵對的新黨還是老派，哪怕朝堂上隻說官話，私下卻都“歎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即便外交上國人理當爭國權、反侵略，內政上卻都覺得人家才是愛民崇德的“仁義之邦”，比咱們“天下為家”的帝製好多了。

這種歎羨其來有自。其實與世上凡有活力的一切文明一樣，中國的“傳統”中從來就有“實然”與“應然”的對立。實然的傳統固然是兩千年秦製家天下“尊君卑臣之術”，而應然的傳統、即那種“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傳統，卻是“民貴君輕”、“天聽自我民聽”、“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孰不知鄉舉裏選為公”。以應然改變實然，是世上許多民族包括中華民族的悠久願望，也是一種植根於基本人性、因而具有普世性、內生性的“進步”動力。正如中國人並不是飛機發明者，卻久有“飛天”之夢，正是這種應然的向往使他們學會了開飛機乃至造飛機一樣，中國人並非近代民主製度的發明者，但也久有“公天下”取代“家天下”的理想。正是這種應然的向往使他們盼望“德先生”降臨神州，並且由豔羨而仿效，早在陳獨秀恭請“德先生”之前，國人已經推翻帝製，而建立了“民國”——字麵上講就是民主或民權之國。

但是事與願違，不僅“民國”沒有帶來民主，而且似乎也治不了統治者的專橫霸道和國家的積貧積弱。盡管實際上，這正如本書正文所說，當時“第二波民主化”的失敗本是個世界性現象，不僅中國為然，也並非中國文化“劣根性”和外部危機（所謂救亡壓倒啟蒙）所能解釋。然而就中國而言，確實在辛亥以後，中國曆經五四“啟蒙”（“德先生”之說那時成為關鍵詞），國民革命（其理論“三民主義”曾高揚“民權”訴求），共產革命（它打著“新民主主義”的旗號奪取了政權）乃至“文化大革命”（一方麵號稱“大民主”，一方麵卻宣稱“民主派就是走資派”並要對之實行“全麵專政”的奇葩運動），但卻離民主越來越遠：

民元以後的中國，從“軍紳”政治、“黨國”政治到“全麵專政”的極權政治，憲政成分從日益稀薄到完全消失，兩千年“秦製”從“儒表法裏”變成“馬表法裏”而更趨極端，到文革中更發展為橫掃上下左右的“浩劫”。經濟也千瘡百孔，和平時期餓死幾千萬人，到改革前廣大農民仍然饑寒交迫解決不了“溫飽”，以至於改革之初的國人不僅視西方如仙境（連王震那樣的保守派都曾誇英國幾乎就是其理想中的“共產主義”），視東亞“小龍”為翹楚，對東歐、拉美都是自慚形穢——那時報上不僅有“墨西哥奇跡”、“巴西奇跡”等說法，南斯拉夫、匈牙利乃至東德等也皆成了我們“取經”之地，甚至連過去常被拉來給我們“墊底”的印度，也不時成了羨慕對象。

於是以“德先生”來救中國的呼聲再成大潮。1970年代後期，世界逐漸形成從“地中海之春”到“蘇東劇變”的第三波民主化，中國的經濟轉軌也始終伴隨著民主訴求的湧動。尤其因為文革時期“從‘走資派’到‘造反派’，官民皆遭塗炭；任‘反革命’或‘老革命’，左右孰逃糞土”（秦暉：《塔園賦》），在改革初期聲討“封建法西斯專政”一時幾成上下共識。1980年前後，這種聲討從“林彪、四人幫一夥”逐漸聚焦到了毛澤東，如果不是鄧小平以“四項基本原則”猛踩刹車，“非毛化”在“四千人大會”上幾乎已形成中共黨內的主流。而劉少奇之子劉源參加高校競選時對“封建法西斯專政”的血淚控訴，更顯示了清算“專政”與呼籲民主的同一性。

盡管中共戀權者的倒退後來導致了1989年的大“風波”，但1992年鄧小平“南巡”重啟經濟改革，又導致了民主訴求的再起。而且與1989年前的民主訴求基本使用“體製內”話語（如“社會主義民主”）或“五四話語”（如“反封建”）來表達不同，1992年以後的民主訴求更多地向西方話語“接軌”，“自由主義”、“憲政”、“人權”“轉軌”、“轉型”、等等都成為熱詞，並與當時突破性的經濟轉軌相關聯，訴求更加豐富，討論與“爭鳴”也更熱烈。網絡輿論的出現更促進了這一切。在中共掌握防火牆技術和網管、網警的控製嚴密化以前，網上輿論幾乎全被“自由派”（不是美國語境下的自由派，而是指一切不滿極權體製的人）主導，言論尺度橫向比同一時期傳統媒體、縱向比1989年以前都要大得多。那時的中國雖然還遠談不上言論自由，但直到2013年《南方周末》“憲政夢”被壓製事件為止，在將近20年時間內，中國的言論空間之大，是1949年以來空前的，也是迄今絕後的。

這個時期也正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波峰：蘇聯東歐的“劇變”使西方贏得了“冷戰”——不是爭霸的勝負，而是自由民主體製（無論是左派的福利國家還是右派的自由市場，這個“共同底線”當時還是堅如磐石的）對各種專製體製的勝利。繼南歐親美的右翼軍人專製和東歐的蘇式極權垮台後，米洛舍維奇、皮諾切特、蘇哈托、薩達姆、卡紮菲和阿富汗塔利班等“後冷戰”初期的極端民族主義、原教旨主義和軍人獨裁政權也一個個垮台。非洲最大也是最後的一個種族主義少數人政權南非實現了民主化，一大批本土獨裁政權也開始轉向民主。在亞洲，除台灣、韓國、菲律賓和印尼的威權體製都成功地轉型為民主製外，越南扶植的柬埔寨政權也一度廢除一黨專政，改行多黨競爭的君主立憲，紅色高棉恐怖勢力完全瓦解，其頭頭被審判。甚至連尼泊爾的“毛派”也放棄了“人民戰爭”，與自由派聯手推動了這個古老專製王國向民主共和製的轉型，並且已經經曆了幾輪政黨輪替的考驗。緬甸軍政權的還政於民進程也取得了突破。而歐洲老牌民主列強和新興轉型民主國家在普世民主價值基礎上的一體化進程，則一度向“歐洲合眾國”邁進，產生了強大的凝聚力，成功克服了由傳統地緣政治危機疊加轉型陣痛造成的巴爾幹亂局。筆者那時在前南斯拉夫各國旅行，親眼看到了原來你死我活的各方在“大家都會加入歐洲大家庭”願景之下的化幹戈為玉帛。

所有這一切使自由民主的支持者信心滿滿，典型的表現就是弗朗西斯. 福山的“曆史終結”論，即認為民主與專製的較量勝負已分。與這種極度的樂觀相比，相對悲觀的是亨廷頓的所謂“文明衝突”論，這種觀點同樣認為自由民主與專製極權的製度之爭或所謂的“冷戰”已經結束，以後存在的隻是基督教為一方、穆斯林或儒教為另一方的“文化”競爭了。

也就是在這樣一種盲目自信下，2001年中國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支持下加入了世貿組織，大規模參與全球化遊戲。當時這被幾乎所有人（無論樂見與否）視為針對中國舊體製的一場“和平演變”：中國先接受了市場經濟，也就是經濟上的“資本主義”，接下來就會引起政治改革，出現政治上的“資本主義”即民主化。大家應該記得，那時中國國內流行一個詞組，叫做“與國際接軌”。而那時中國領導人在麵對敦促改革的外國人時常常說：你們的體製也經曆過一兩百年演進，應該給我們更多時間。我們不能像東歐那麽“激進”，但我們會“漸進”地與你們“接軌”。20年後中國人鼓吹的“製度自信”，那時是沒有人提的。

人們都記得在入世前後，中國國內曾有很大的爭論，大體上是主張變革的自由派歡呼入世，認為這將“倒逼”中國加快改革以融入西方的體製。而維護一黨專政的頑固派則號召抵製入世，認為入世將斷送中國的舊體製，因為舊體製沒法在全球一體化市場中與西方競爭。但無論是歡呼者還是抵製者，他們對立的隻是價值判斷，事實判斷則如出一轍：他們都認為中國入世會使西方的自由民主體製（褒義說法）或資本主義體製（貶義說法）獲勝，而使中國那種一黨專政體製（貶義說法）或“社會主義”體製（褒義說法）難以為繼。他們在“這是好事還是壞事”的問題上截然對立，但他們顯然都認為會發生這樣的事。

然而星移鬥轉，20多年後幾乎所有人都大跌眼鏡。現在想來，民主世界的漸進危機有一個標誌點，那就是2008年前後。這一年以美國的“次貸”為破口，西方出現冷戰後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開啟了此後歐債危機等一係列麻煩的來臨。而歐盟在此前一年的歐憲公投失敗後，其凝聚力開始從高點下降，移民問題、歐爾班現象和英國退歐接踵而來。相反，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當局在這年舉辦奧運會後對西方日益強硬，對“08憲章”的鎮壓力度空前，直至創下把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活活關死獄中的紀錄，而國際社會對此的反應也空前軟弱。俄羅斯更是在奧運期間大舉入侵格魯吉亞，西方完全不作為，使普京順利推倒帝國複辟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開啟了民主倒退/對外擴張互相促進、越走越遠的進程，從克裏米亞、頓巴斯直到全麵進攻烏克蘭。

到了目前，在新世紀以來的全球化衝擊下，全球民主成果已經麵臨四大全麵危機：

1、經濟社會危機：“全球化中低人權優勢”的挑戰，導致“昂納克寓言”和劣幣驅逐良幣的可能。20多年全球化的結果出人意料！全球性製度碰撞的“新冷戰”其實早就存在，隻是它比舊冷戰更“冷”，也更“戰”。而由於西方的“自由貿易”派和“關稅壁壘”派，都長期無視這種挑戰，西方事實上已經在這種“新冷戰”中失敗。

2、政治機製危機：“階級”取代“身份”的近代進程發生逆變，“身份政治”的泛濫使憲政民主機製頻頻失靈。19世紀以來的民主政治實際上是在階級政治的背景下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但像北愛爾蘭那樣的身份政治場景，連最古老最成熟的英國憲政都難以處理。成功緩和階級矛盾，本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一大成就，可是“階級票倉”的消失，卻導致階級政治轉向身份政治，而身份相對於階級的凝固性，使少數難以認可多數決定、政黨輪替難以實現。身份認同相對於階級利益的不可計量性，也使這種政治難以“討價還價”，這是民主製度在內部麵臨的一大挑戰。
同時，現行民主機製在應對非常事態時的短板，也在2020-2022年的三年新冠大疫中凸顯。中國體製的欺上瞞下導致疫情的失控爆發於前，以不顧一切、空前嚴酷的封控清零政策造成悲慘的人權災難於後，尤其在後期變本加厲的非理性封城又突然放開，導致了大量不應有的死亡。但是前期武漢封城的“慘勝”仍是“低人權優勢”的又一例證。而民主諸國在並無欺上瞞下、明知大疫在前的情況下，卻無法阻止其蔓延，也是無可回避的硬傷。筆者在疫情期間發表的《大疫後的全球化》一書 中就當時中美雙方關於疫情起因的“陰謀論”評論說：我們固然不相信“陰謀論”所說為實，但在邏輯上卻無法回避此問：假如不幸真的發生了“生物戰”，在這次阻擊疫情中表現如此無力的民主體製能生存嗎？我們又憑什麽排除未來發生這種人禍的可能呢？

3、國際關係危機：民主和平論的另一麵就是綏靖主義，核時代的綏靖主義登峰造極。同時不付代價的“理想主義”又導致民主國家輿論、以及輿論影響下的政府對轉向民主的國家過分苛求。“最高綱領主義”與綏靖主義的震蕩導致冷戰後國際秩序崩潰，“新冷戰”有可能導致更危險的“新熱戰”。

4、思想認識危機：在全球化時代，“左右”雙向的問題誤置日益發展，民主國家左派從本國的語境出發，在全球大反“新自由主義”，而右派也從本國語境出發，在全球大反“社會主義”，結果是都對那種既無自由也無福利的“低人權”挑戰視而不見，甚至出現“左派歌頌低自由，右派欣賞負福利”的怪現象。另一方麵，“文化多元”與製度進步的混淆，導致在一些人那裏，“文化多元”旗號下專製、神權因素對民主製度的侵蝕被忽視，而相反地在另一些人那裏，這些亂象又為以對抗“文明衝突”為理由的文化排斥乃至身份排斥提供了依據。在國際政治理論中，隻見“國與國”的博弈，不見“製與製”的博弈，更成了大問題。

近年來，對民主的危機已有許多議論。但不少說法我以為是遠遠沒有說到位的。
其一就是完全怪罪於某個“壞人”。尤其是在民主國家的“黨爭”傳統中這是一種常見現象。但是我認為，正如把當年蘇聯的解體都歸之於戈爾巴喬夫“背叛”的淺薄之論那樣，今天的民主國家危機如果隻歸咎於某個“反向的戈爾巴喬夫”，同樣是沒有解釋力的。沒有以勃列日涅夫為代表的“停滯時代”長期的危機積累，怎麽會出現“戈爾巴喬夫現象”？
如果說極權國家的宮廷政治會有更多的“測不準”，民主國家的選舉政治就更不能這樣說。事實上，關於美國“選舉舞弊”的指責，已經由指責者經選舉（而且是在被他指責為舞弊者執政條件下的選舉）再上台而得到了澄清。如果說宮廷內指定的戈爾巴喬夫尚且不能對蘇聯的解體負全責，解釋解體原因必須上溯到勃列日涅夫乃至更遠，那麽美國民主的危機就更不能僅歸咎於一個美國人民選出的“壞人”——即便這個人確實應該譴責，對於“反向的戈爾巴喬夫”的產生，“反向的勃列日涅夫”們能不反省自我嗎？

有人認為選出“壞人”說明選民糊塗，而選民糊塗，又被歸咎於互聯網自媒體的“快餐”信息泛濫導致了受眾的弱智化。確實，“網絡時代的民主”給民主機製的運作帶來了許多新問題。但機製的問題不等於選民“弱智化”。我們隻要回顧中國，當十多年前互聯網興起、而嚴苛的網絡管製尚未出現時，那時中國的網絡輿論是個什麽場景？是“網絡啟蒙”，還是“網絡弱智化”？經過那個時代的國人都不難判斷。顯然，正是由於那時的“網絡啟蒙”促進了“憲政夢”令專製者害怕，才導致了後來越來越嚴苛的網絡管製與封鎖。而正是這種網絡管製與封鎖（絕不是什麽網絡的開放與自由）導致了嚴重的受眾弱智化。

今天美國的民主無論麵臨多少危機，至少他的網絡輿論還是開放的，中國式網管根本無從談起。這時如果說網絡傳播會導致受眾的弱智化，那就不能說是受眾的問題、網絡的問題，而恰恰是自命清高的美國精英們忽視網絡、不接地氣的問題。當年正是因為中國傳統媒體的管製使自由派輿論轉向網絡，才造成了生機勃勃的“網絡啟蒙”。今天美國的精英們對此難道沒有感覺嗎？

在筆者看來，目前第三波民主遇到的危機，說到底與“全球化中的低人權優勢”有關。在曆史哲學層麵，筆者從來不認為未來（主要是因果鏈條較長的未來）是可以預測的，更不認為自己可以充當“算命先生”。但令人遺憾的是，恰恰在這個問題上筆者一直“不幸而言中”。正因為如此，我才萌生了在不可修改的區塊鏈上留言、為曆史作證的想法。

正如不少人提到的，在當年無論左派、右派都認為那種“全球化”會導致西方獲勝的普遍誤判下，筆者是極少的清醒者之一。但是這並不是因為筆者有多麽高明。恰恰相反，筆者的認知很大程度上其實是來自於當年那些誤判者的“反向啟示”。

早在1990年代的經濟轉型中，筆者就曾屢次聽到一些“主流”學者談到我們的“優勢”：

一位在公開場合經常表現得十分關心農民的學者當時與我關係很好，他曾私下給我看過一份他上遞的“條陳”，其中說中國現在既沒有資源優勢，也沒有技術優勢，唯有一種“近似於奴工製”（我至今記得這個刺眼的詞兒）的優勢我們決不能放棄，所以我們決不能引進西方的勞工、農民權利那一套。

一位朋友曾介紹上海紡織行業“產權改革”的經驗，說是根據科斯“減少交易成本”的學說，西方企業所有權經營權“兩權分離”的理論已經過時，現在的方向是“經理要當老板”，但是在西方體製下經理要集中股權很困難，而我們的體製就有優勢，可以一道文件下來就把產權直接交給管理人。所以我們的改革前景可觀。

但是，這樣的改革進行了多年，為什麽國有資本還越搞越大？這時一位“左派”朋友又說了：當年國家向一戶戶小農采購糧食，“交易成本”很大，後來動用權力把他們全趕進“公社”，國家想拿走多少糧食就拿走多少，“交易成本”就消除了。原來如此！動用強權不準討價還價，既可以任意化公為私，也可以任意化私為公，科斯講的“減少交易成本”難道是這個意思？當然不是。但你不得不承認，對科斯原意的這種歪曲確實體現了一個事實：這種西方沒有的“優勢”我們這裏無所不在，還確實管用！然而這是一種什麽“優勢”呢？

在世紀之交，我就開始係統地討論這種“優勢”。2002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上發表長文指出：“這時中國相對於中東歐的優勢，就集中表現為‘斯托雷平式改革’可以以鐵腕來減少民主製下的討價還價，降低所謂‘製度變遷的交易成本’了。” 

這裏我講的中國“優勢”還隻是針對同樣轉向市場經濟的中東歐國家而言，意在打破那種隻在“激進”還是“漸進”上做文章的“轉軌經濟學”套話。但在此同時，我也注意到對發達國家而言，中國進入全球化市場後也具有某種強大的“優勢”。在與前歐盟貿易代表保羅.陳的一次談話後，我愈發感覺這個問題的嚴重和他們對此認識的遲鈍。就這個話題我與一些西方思想家交談過，其中2006年1月28日，我與埃德加.莫蘭的對話當時就由於碩女士整理成文，但多年後才得以發表：
“在貿易全球化的狀態下，……擁有‘低人權優勢’的國家從全球吸納資本，向全球輸出廉價商品，使得福利國家不得不降低福利標準，自由國家不得不重樹貿易壁壘，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就在這一年的8月26日，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一次討論會上更詳細地談論了這個觀點：

中國的“優勢”既不在於其市場更“自由”，也不在於其國家更“福利”，而就在於其更專製。筆者反對專製的態度眾所周知，但從來不以“專製妨礙經濟增長”為理由。事實上，專製“刺激”經濟增長，在非市場條件下有斯大林和納粹德國的例子，在市場條件下也有近代早期中東歐“二度農奴化”使商品性農業大發展的例子，而美國經濟史家福格爾的研究也表明，內戰前美國南方奴隸製經濟的“效率”不亞於、很可能還“優於”北方自由經濟。但是專製仍然應當反對，這不僅由於其不人道，也由於這種“效率”的畸形。別的國家不說，中國今天靠“低人權優勢”在全球吸納資本、輸出商品而形成驚人的高額“雙順差”，不僅讓別國頭疼，中國一般人民又能得益多少？……所以，改變這種狀況，不僅是別人希望的，也是我們中國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國升值人民幣改變不了它。隻有幫助中國改善人權，尤其是維護工農的權益，才能改變這種狀況。在市場經濟全球化之際如果沒有人權的全球化，“全球化”確實可能帶來弊病乃至災難。而消除了“低人權優勢”後，中國不可能維持如今的原始積累方式，靠低人權吸引投資輸出廉價商品來擴大“雙順差”的“競爭力”將大打折扣。對福利國家和自由國家體製的衝擊也將減少。那麽中國經濟還能如此高速地增長嗎？或許不能了。但是這種畸形的高增長真那麽值得維持下去嗎？到了不可持續、難以為繼時內外危機爆發不更危險嗎？印度與民主轉軌國家的成就都表明，沒有了“低人權優勢”，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仍然會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優勢（隻是不會被人為壓低得那麽離譜）。加上體製改善與中國人勤奮而富於創造性的特點，中國經濟度過轉型期危機而保持合理的增長速度是完全可以預期的。當然可能沒有現在“快速”，但增長效益的內部與外部分配都會比如今合理，內外關係會比現在和諧，而給中國與世界人民帶來的福利增進更會遠勝於如今。

我當然不會隻在國外講這個話題。這篇演講在“多維網”發出後很快傳回國內（當時還沒有森嚴的網牆）被多處轉載。 2007年4月21日，在北京臥佛寺召開的中國體改研究會“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上，我更係統地談了“全球化中的低人權優勢”。我當時提出的問題是：

“我們的政治改革基本沒搞，經濟改革搞了一半，盡管這樣，我們這幾年經濟增長率居全世界最高，而且持續很長時間，現在看起來還是有一定的持續空間。這到底是為什麽呢？假定我們的市場化還搞得不夠，那麽到底哪些國家是搞夠了呢？比如說東歐或者說印度，他們搞得怎麽樣呢？世界上那麽多的市場經濟國家，為什麽經濟增長的速度沒（中國）那麽快呢？很多人就說，這是因為中國的基數低，但非洲的那些國家基數比我們更低呀。有人說我們是靠勞動力廉價的優勢。也許改革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們的勞動力的確在全世界是最廉價的，但是現在如果我們僅僅看工資的話，已經不是最低的，至少印度的工資就比我們低，但是印度的‘競爭力’並不比我們強。當然，印度的競爭力主要還是在製造業以外，他們的軟件業很強。但為什麽與工資最相關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反倒不如我們？”

顯然，早在2007年我一開始談這個問題時，就已經把此後十多年對我的觀點造成混淆和反駁的那些東西澄清了：我當然承認市場化改革的作用，用“中國做對了”這種改革來反駁我根本是找錯了對象。同樣對於“市場懷疑論”和“市場否定論”者而言也是如此：因為市場化程度不如我們和超過我們的很多國家都沒有出現“奇跡”。而經濟基數低、廉價勞動力也不能解釋“中國奇跡”——這裏重要的是一開始我就講了，低人權並不等於低工資，盡管兩者有聯係。低人權一般都會把工資壓低到“市場均衡水平”以下，但不能反過來說工資低就等於人權低。比如說印度的工資可能比中國更低，但是印度有發達的工會和農會（所以投資人會謹慎），不能驅逐“低端人口”（沒有所謂的“農民工”），沒法強製征地拆遷（所以有大片的貧民窟），而中國在這些方麵對印度的“優勢”，不比低工資要重要的多嗎？

以後我又在國內外不同場合講過這類問題。尤其是2009年我在參加法蘭克福書展研究會期間，與前東德總理莫德羅對話談到的“昂納克寓言”，後來經常被人提起。

我當時講了一個東德獨裁者昂納克“統一西德”的故事：昂納克在堅持獨裁的前提下與西德搞“市場一體化”，依靠“低人權優勢”把西德的資本、產能都吸引過來，而產出海量廉價商品覆蓋西德的市場使西德經濟空心化，結果是東德崛起、西德內亂。我當時說：西德如果不能對東德實行“人權一體化”，那麽麵對這種危機就隻有三條路可走：一條就是自己樹立“柏林牆”把自己孤立起來（就像16年後的川普所為）。再一條是為應對競爭，自己降低人權向東德看齊，從而在製度上被東德“統一”。最後也是最可怕的一條，就是西德人不接受“製度東德化”而導致內亂，這樣東德甚至可能趁亂以武力統一西德。

當時聽到的德國人都覺得這隻是一個“反事實的笑話”（因為事實是西德與東德先實現了“人權一體化”，然後才有的經濟一體化），但是我說：在昂納克時代的德國，這確實隻是一個“寓言”，但在今後的世界上呢？……我多麽希望今天這也隻是一個寓言啊！

必須指出：所謂“低人權優勢”，我已經定義為“經濟一體化條件下低人權實體的競爭優勢”，它第一當然絕不是說低人權本身就有優勢。比如傳統非洲的奴隸製經濟與中世紀歐洲的農奴製經濟當然沒有什麽優勢。文革前中國人權比改革時期更低，如今的朝鮮人權比中國更低，但這兩個實體都不搞市場經濟，更沒有加入全球市場，不會與美國或跨時空地與“今日中國”構成競爭，自然也談不上優勢。

還要注意：經濟一體化下人權高低的競爭，當然是就同時態的橫向比較而言，因為“現在”與“過去”並不能構成競爭。有人說，過去西方原始積累時期乃至工業化早期也存在奴隸製、血汗工廠等等，因此所有的資本主義都是靠“低人權優勢”起家，這也是牛頭不對馬嘴。與今天相比，西方工業化早期的低人權當然應該批判，但是橫向比較，他們那時的人權並不比當時世界其他地方更低（正如今天中國的人權或許不低於毛時代，但橫向比較當然低於發達國家）。甚至例如近代美國受歧視的華工，乃至美國南方的黑奴，他們的人權受踐踏也是與同一時期的白人相比較而言，那時“我大清”的草民乃至本來就存在奴隸製的非洲並不比美國的華工與黑奴有更高的人權。這也就是為什麽華工頂著“排華”的壓力也要留在美國、黑奴會逃往北方尋求自由、卻不願回到非洲去認同“利比裏亞”。因此同情他們的受壓迫、讚揚他們的維權抗爭完全正確，但是說當時的工業化西方是因為與“我大清”和非洲相比擁有“低人權優勢”，經濟才發展更快，那當然也是胡說八道。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講的“低人權優勢”古今中外就隻有當代中國一例。比如當年全美經濟一體化下，美國南方的奴隸製經濟與北方的自由經濟是有競爭關係的。二戰後全球市場經濟中的南非種族隔離經濟與非洲其他經濟也是有競爭關係的，它們與今天中國在全球化市場競爭中的狀態就很可以一比。實際上，類似的事例還有許多，但今天的中國無疑最為典型。

更重要的是：這裏所謂的“低人權”，並不是僅指勞動者權利而不談所有者（財產）權利，更不是隻在勞資關係上定義，似乎這種體製下“資本家”就會有“高人權”（這是今天西方學者或“西方化”的中國學者常犯的錯誤，其實早在120多年前，沙俄專製下的左派和自由派就都曾深刻地揭露過這種“祖巴托夫主義”的荒謬：工人希望沙皇剝奪資本家，資本家希望沙皇鎮壓勞工，結果是沙皇操控兩者膨脹皇權，而把兩者都踩在了腳下）。今天在工業製造、基建與房地產這造就“中國奇跡”的三大領域中，低人權優勢的兩個最大內容就是強製征地拆遷和規定“外來打工者”低人一等的農民工製度，兩者都是官府權力無邊的結果，並不是資本家能夠決定的，更不是通常“資本主義社會”所有的。我下麵提到的“高技術條件下的低人權優勢”更是如此。

而且，如果說歧視農民工、驅逐低端人口是對勞動者侵權的話，強製征地拆遷侵犯的就是所有者權利。更不用說今天的中國，利維坦之下對勞工的榨取和割富人的“韭菜”毫無矛盾，就如筆者前述的那種“優勢”，即在“減少交易成本”名義下“可以任意化公為私，也可以任意化私為公”毫無矛盾一樣。 

當然，低人權並不必然有“優勢”。“經濟一體化條件下低人權實體的競爭優勢”的基本邏輯在於：基本人性決定了自由勞動（這裏的“勞動”是皮凱蒂意義上的，即包括生產勞動和競爭性經營勞動）存在著“盈利最大化”和“閑暇最大化”兩種趨向。馬克斯.韋伯把前一種認定為“新教倫理”，筆者並不認同，但他描繪的兩種“倫理”之分確實存在，而他以宗教區分二者並加以褒貶則是不成立的。事實上，自由狀態下有所追求的正常人不會輕易“躺平”，但也不會為“盈利最大化”而不惜累死。奴役勞動則不同，奴役者為“盈利最大化”而役使他人，是大概率現象。因此假設在相同技術水平下，自由勞動一定比奴役勞動更有“效率”，是不成立的。正如福格爾所說，自由之可貴具有本體性，自由本身無價，它不必也不可能以“效率”來證明其價值。

但是如果在經濟孤立的條件下，奴役勞動對經濟增長會有兩個致命限製：其一是奴役會抑製創新，而創新才是自由經濟最根本的優勢所在。其二是奴役會抑製消費，導致抑製經濟增長的“消費屏障”。因此在隔絕狀態下，奴役經濟不可能比自由經濟有“競爭優勢”。

然而，假如自由經濟體與奴役經濟體實行“經濟一體化”——這種“經濟一體化”隻能是市場一體化，因為命令經濟實體是不可能對非命令經濟實體下命令、搞調撥、“征購”或統購統銷的，除非征服這些實體並強加以自己的命令體製。但是，市場經濟實體卻可以與命令經濟實體做買賣，而不需要改變對方的體製。

而在這種一體化條件下，前述奴役勞動對經濟增長的兩個致命限製就會被打破：其一，自由經濟的創新在一體化條件下會很快向奴役經濟體轉移，從而彌補後者在創新上的短板。其二，自由經濟的旺盛消費會給奴役經濟帶來“外需”，使後者的“消費屏障”不複存在。

這樣，市場一體化中的自由經濟與奴役經濟就會互相競爭——劣幣驅逐良幣，或者良幣驅逐劣幣。自由經濟對奴役經濟的“演變”能力大家都知道，自由本身就有感召力，更不用說自由促進的創新能夠帶來更高的效率了。當年美蘇冷戰的結果就是證明。更早時候，美國南北戰爭前南方奴隸逃亡北方尋求自由的報道很多，但從未聽說有北方自由人逃到南方甘願為奴的。然而“劣幣驅逐良幣”可能嗎？很多人不願正視：那當然也可能。尤其是在上述兩個致命限製被打破的情況下，如果良幣不能努力驅逐劣幣（例如東德實際的曆史那樣），劣幣就有可能驅逐良幣——這就是我所講的“寓言”。

這其實就是名符其實的“冷戰”：表麵上是國家間的博弈，實質上卻是製度間的博弈。其實，當年“自由貿易論”者所謂“經濟改革會帶來政治變革”之說，說穿了也是一種“冷戰思維”，但他們卻從來不自知，更不考慮對方的體製在這種經濟一體化中會不會“變革”自己。相反地今天美國得勢的“關稅萬能”論者倒是並不想變革對方，隻想閉關自守。但他們想“守”住的卻隻是強國地位，而缺乏“守”住民主的意誌。因而他們有可能從我在“昂納克寓言”中講的第一條路退到第二條：即重新強大的國家可能變成一個“低人權國家”，而在製度上被對方同化。

其實，與當年“自由世界”和“社會主義陣營”的“舊冷戰”相比，今天的“新冷戰”不僅更“冷”，而且更“戰”。當年兩個陣營互相隔絕，蘇俄與中國的人權就是低到了餓死幾千萬人的地步，也不會影響西方的高人權。斯大林、毛澤東設想的“世界革命”隻能靠暴力輸出。他們隻想防堵對方的“和平演變”，從來沒有妄想“和平演變”對方。但是在今天“全球化市場”中，如果發達國家不能影響極權國家，使其低人權“農民工”向發達國家的高人權工人看齊，那麽中國的農民工就將影響發達民主國家，迫使其高人權工人向“農民工”看齊。

這難道還不是更典型的冷戰，即“新冷戰”嗎？

近幾十年來在西方，自由貿易論者和關稅萬能論者都完全錯估了形勢，積弊至今造成民主的危機。而民主的危機，反過來就是專製的生機。在1930年代初，剛剛擊敗黨內左右反對派挑戰的斯大林尚無後來那種個人崇拜營造的威勢，經濟上工業化尚無起色，更出現了餓死上千萬人的大饑荒，其統治本是危機四伏。但西方恰在此時出現“大蕭條”和法西斯的崛起，這不僅衝淡了蘇聯的困境，而且西方危機中大量“過剩”的先進產能轉移到蘇聯，遂使其起死回生，乃至強勢崛起。如今曆史似乎又在重演。中國的體製，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號稱“中國模式”的中共政治-經濟體製本也是危機重重，但由於西方的亂象，它在全球化中不僅沒垮，反倒起死回生，乃至“彎道超車”，不僅經濟競爭中幾乎所向披靡，政治上也越來越咄咄逼人。相反，民主列強卻顯得亂象叢生。不僅在一個又一個經濟領域中失去優勢，而且在國際政治上越來越軟弱，不僅對自己已經談不上擁有優勢的對手已經無所措手足，就是對自己仍然保持著明顯優勢的對手（典型的如俄羅斯）也處處姑息，步步退讓。在百餘年後，當年陳獨秀用來拯救中國的“德先生”如今似乎成了病人，形成強烈的反諷。而在幾十年後，1930年代後期那種“第二波民主化”退潮、老民主國家深陷危機、極左和極右的極權國家兩頭進逼的“至暗時刻”似乎又在臨近。

有鑒於此，筆者於2024年末與高新技術界的朋友合作，作為一種新型知識產品發行方式，嚐試在區塊鏈網上發布了我在“全球化”的這些年裏對第三波民主麵臨危機的一係列研究與探索，並結集為上下兩冊《拯救民主》。當時已經宣布，這種新型出版方式作為嚐試，具有去中心、非壟斷、永久保存不被刪除和修改的特點，適合於為這個時代作證。但是它並不會取代廣大受眾熟悉的傳統出版方式，也不會對我與傳統出版界朋友的合作構成版權障礙。在區塊鏈版的發布會上，我已經宣布會在稍後出版紙質書和普通電子書。

但是形勢發展之快仍然令人驚歎。就在區塊鏈發布後的這一百天中，“德先生”麵臨的危機進一步發展，甚至連美國這個被視為兩百年民主“燈塔”的國家也已經走在了十字路口，麵臨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有幫助整理文稿的朋友說：如果說去年為止，民主世界的景象還像一個“反向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幾十年無所作為導致的民主體製危機積累的“停滯時代”），那麽最近的幾個月就可能出現某種“反向的（不是扭轉極權而是顛覆民主的）戈爾巴喬夫”式“劇變”。當人們還在討論世界是否進入了“新冷戰”時，民主世界可能已經在新冷戰中失敗——至少是遭到重挫。當然，就像上一次冷戰的結局一樣，它不會是“曆史的終結”。但是它的危險性仍然不可小覷：如果說上次極權體製失敗的冷戰結局，使人們感到了一種“民主和平”的前景，以至於似乎可以刀槍入庫、放馬南山，那麽，民主體製失敗的“新冷戰”結局就確確實實意味著“新熱戰”的危險正在臨近，就像上個世紀兩次世界大戰間第二波民主化失敗的後果那樣！

有鑒於形勢的發展，我在現在出版的紙書中對區塊鏈版的文本（不可修改的曆史文本）做了少量修改和內容調整，並補充了一些區塊鏈版未收入的材料。還有就是寫了這篇新序。另外，由於近來中文與英文書界中已有若幹作品以“拯救民主”為題，本書也改名“拯救德先生”。在區塊鏈版和常規增補版（紙質書和電子書）的形成過程中，很多朋友都給予了無私的幫助。由於某些原因，這裏就不一一具名感謝，我不久會在回憶文章中表達我對他們的銘記。

當然，本書並不是我這些年思考的全部，接下來我還將就世界史中的“低人權優勢”、就世界史上“階級政治”與“身份政治”的興衰、就民族國家與國際政治的未來、就現代民主政治運作機製的缺陷和可能的改善，整理出一係列的想法。我也期待學界同仁的討論和商榷。事實上，以我的年齡，很難指望會看到“第四波民主化”的到來，我所做的可能僅僅是“為曆史留證”。但是我仍然相信曆史的不確定性和冥冥之中的永恒正義，祂使人們的努力永遠會有意義。其實這些年來，我最不願看到的就是變成一個預言家，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不幸而言中”能夠被“證偽”，從而使人類能夠擺脫一個“至暗時刻”。但願反駁我的人們能夠做到這一點。
                                        
                                                                    秦暉 2025年4月10日

注：本文為秦暉著、鹿津出版社出品《拯救德先生》自序，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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